李星星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摘要：乔治·拉德教授认为“圣经是神的话，借着历史中‘人’的语言而表达”，其产生的目的是为宗教服务。表达需要叙事，本文即以《所罗门断案》这一《圣经旧约·列王纪上》中的片段为例，通过对其文学叙事的分析，鉴赏《圣经》作为世界宗教和文学经典的恒久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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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圣经》；《所罗门断案》；叙事分析；故事母题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6—0123—02
收稿日期：2014—02—01
作者简介：李星星（1993— ），女，重庆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
一、方法论指导
斯滕伯格在他的专著《圣经的叙述诗学》第五章里讨论了叙事视角的问题（The Play of Perspectives），并提出了《旧约》叙事具有独特性这一观点，那就是在《圣经》的世界里多了一个地位处在叙述者之上的全知全能的上帝。正是由于上帝的存在和绝对地位，使得《圣经》叙事比其他叙事多出了几层叙事关系，同时，具备了在时间、空间和思想上的高度的连续性和一体性。
另一方面，斯滕伯格认为，《圣经》世界里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围绕生命和死亡来演绎，而是围绕着谁得到了上帝的惠顾以及谁更多地知道上帝的安排而展开。在叙事中这种对知识掌握的不同程度被斯滕伯格分为三类阅读位置（Reading Positions）：“读者占上风”（Reader-elevating Position）、“人物占上风”（Character-elevating Position）和“两者持平”（Even-handed Position）。例如，“读者占上风”的叙述类型就是指故事发展中读者已经通过叙述把握了优于故事里人物所了解的信息，因此，可以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在故事如何来让人物最后明白自己命运的演绎过程上。而《所罗门断案》的故事则是运用“两者持平”的技巧来展现《旧约》的叙事视角变换所带来的戏剧性。
斯滕伯格强调在阅读圣经故事时要重点注意这个故事的跨文类性质以及它所涉及的特殊文类特点（Genre Analysis）。
二、文本阐释
（一）文类分析
《所罗门断案》的故事是一个多文类的故事。它首先是一个布谜和解谜的故事。所罗门通过解开这个其他人全都束手无策的谜，给自己树立了名望，让大家知道上帝给了这个年轻人无上的智慧。同时，这又是一个侦探和破案的故事，这种文类叙述的第一要求就是必须遵循“游戏公平” （fair-play）的准则，把有关案情的所有线索都摆出来，使得读者和侦探知道的信息一样多。在这个公平的认知基础上，侦探才能显示出使他找到答案的超凡的智慧。这也就是斯滕伯格定义的读者和人物把握信息和知识时“两者持平”的阅读位置。
侦探故事的另一个叙事原则叫做“密封性”（the hermetic sealing），即被怀疑的罪犯被限制在一个画定的圆圈内，彼此的口供经常相互抵消。“所罗门断案”的叙事完全符合这一原则：读者和所罗门一起听到两个妓女的陈述，所罗门并不比我们掌握更多的内情；而且，犯罪时没有第三者在场，因此，凶手只限于这两个女人；但因为没有其他人在场，她们的陈述彼此抵消后，就把这案子推进了死胡同。然而，虽有侦探文学的特点，《所罗门断案》这个故事却有一点与破案故事不同，那就是它的中心目的并非是向读者揭露罪犯和作案的细节，而是集中表现并证明办案人的精明和上帝赋予他的神力。
（二）叙述视角和知识把握位置的分析
首先，所罗门面对的两个妓女诉讼人提供了两条平行的、完全相同的情况介绍，只是在指控部分颠倒过来了。这样一来，头一个女人看似相当清楚和直截了当的陈述被第二个女人彻底抵消掉了，最后只剩下“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和“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这种文字上颠倒的争执。因此，她们二人的陈述或对彼此的控诉就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在这样一个密封性的侦探叙事面前，读者和所罗门都面临了极大的困难。到哪里去找证据？从什么地方寻找突破口？就在读者和所罗门都被叙事引导到把握了关于案情的同样多的信息知识且处于同样的断案地位时，我们忽然听见所罗门呼唤“3：24……Bring me a sword”，而这一出其不意的举动将故事的悬念推向了极致，而且一下子就改变了读者似乎同他一样享有的全知地位。故事外的读者，还有在场的两个妓女诉讼人以及所有其他人物都被抛入了迷惑的深渊。直到所罗门从一个女人“刀下留孩子”的呼喊中辨认出孩子的亲生母亲，所有以色列民众和故事的读者这才看懂了所罗门断案的智慧所在。具体来讲就是，所罗门提出的是一个虚假的解决办法，并用这个方法使得那真正的母亲在孩子即将被分尸的瞬间真情展露。这个叙事的目的就是要显示所罗门能做到别人所不能做到之事。他胜利了，上帝胜利了，叙事的意识形态目的也达到了。
三、“两母争子”故事母题的流传
对于《所罗门断案》中“两母争子”的故事，中国读者应该并不陌生。元代作家李行道创作的《包待制智勘灰阑记》里就有类似的情节。这个元杂剧大体就是讲判官包拯用石灰在小儿周围画一圆圈，令两母对拽，谁能拽出孩儿，谁就是亲生母亲。一女恐怕这一做法会伤害儿子，不忍使力；而第二个女人却悍然不顾，将儿强行拉出。包拯由此断定小儿为前一个女人亲生，并昭雪了她的冤枉。
通过整理《灰阑记》本事及有关资料汇辑，我们又可以发现，有关“两母争子”这一故事母题的版本还有很多，如：汉代应邵所著《风俗通》中就有西汉颍川一富室两妯娌争子的记载；北魏时慧觉等翻译的古印度佛教经典《贤愚经》卷十二《檀腻羁品》中也有相似的故事。之后，《灰阑记》传到欧洲，对德国布莱希特创作享有世界声誉的重要作品《高加索灰阑记》也有直接的影响。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香港作家西西创作的《肥土镇灰阑记》又是借鉴了“两母争子”的故事情节，在新的时空背景下阐释了别样的意义空间。由此可见，《所罗门断案》这一故事的持久生命力和深远影响力。
四、结语
从文章开始对斯滕伯格关于《圣经》叙事学层面的总体解读，到后来对于《所罗门断案》片段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叙事在完成其沉重的意识形态任务时，的确采用了许多文学和叙事的技巧，如精心设置了在叙事者、人物和读者叙事视角上的变换等，达到了极佳的艺术效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从文类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也同样饱含经典意义。从某种层面上讲，我们可以说《所罗门断案》是侦探文类最早的起源，而它所具备的、一种以上文类出现在同一作品里的特点，或叫做跨文类的特点，在后来的文学名著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再者，从《所罗门断案》里“两母争子”故事母题广泛流传的现象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一故事的持久生命力和深远影响力。因此，《所罗门断案》可以说是多个意义上的经典，给后世留下了不尽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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