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博雅教育在古代中国的发展
博雅教育的思想可谓是源远流长。《易经》中有这样的主张：“君子多识前言往行”，这里的“前言往行”，就是过去的言论和行为，主要是指前人的嘉言懿行；畜通“蓄”，积累、积蓄的意思；德不仅指道德、品行，还包含见解、器识等。因为“前言往行”，是通过读史才能知道的，所以，这句话实际讲的是读史与人生修养的问题。即是说，君子要通过学习历史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培养自己的器识。
《中庸》中说，做学问应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博学多识才可达到出神入化，融会贯通的境界，这是古人一贯的认识。《淮南子》中主张“通智得而不劳”。博雅教育的培养方式可造就通人，或者称其为全人。《论衡》中有这样的评价：“博览古今为通人”，“读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扬雅言，审定文牍，以教授为师者，通人也”，“通人胸中怀百家之言”。博雅教育可以培养出通识人才，即博览群书，学贯古今，知自然历史，晓天文地理，博闻强识，明达事理，多才多艺的人。
孔子的“君子不器”、荀子的“学贯古今，博通天人；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王充的“切忌守信一学，不好广观”、颜之推的“夫学者，贵博闻”，以及陈澹然的“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些响彻人间千百年的箴言，无不说明通识教育中“通”（通晓、通解、明白、贯通）和“识”（智慧、见识、器识）的极端重要性，“博闻，择其善而从之”，讲的就是越趋于广博、普通的知识，越有助于人的理智、美德的开发及全面修养。需要注意的是，博学不能“杂而无统”（朱熹），“每件事都知道一点，但有一件事知道得多一些”（约翰？密尔）。通识教育应当将博与专统一起来，各学科专业知识的简单叠加，无助于学生形成通透、系统的知识体系。
二、博雅教育在新时期的发展
面对知识社会与信息化的挑战，学生不仅需要专精的知识和卓越的能力，还要兼顾真、善、美的陶冶，以形成其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品质。这是对于教育过度专业化致使人的片面发展的矫正和超越。1940-1952年中国的博雅教育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通专结合；另一种是革命通人与技术专家相结合。1941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提到：博雅为本，专识为末。1952-1978年中国社会处于不平静的阶段，政治社会动荡，文化事业一片萧条，文革等事件严重影响、迫害了文化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仅有的教育以专业教育模式为主，博雅教育处于“销声匿迹”的严冬。1978-1995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明媚春天，恢复高考，中国各项教育事业真行，此时，我们主要纠偏专业教育，博雅教育在孕育中。1995年直至如今，我们逐渐完成从文化素质教育转变为博雅教育的探索，针对应试教育、文理分科、重理轻文、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教育割裂的现象以及继而引发的大学生“有知识，没文化”的问题，进行博雅教育改革，不断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有关人文社科领域的教育，针对文科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教育，针对理科生加强人文社科方面教育。
当代社会，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博雅教育的概念内涵不断扩大，博雅教育在中国高校有了新的发展。北京大学的“通识教育文库”在博雅教育的实际教学中试图将全人类的文明经典向学生做全面的介绍，这与芝加哥大学“名著课程计划”的教育目的、课程安排有异曲同工之妙。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高校在博雅教育的实践过程中也试图加强学生知识学习的广度与深度，拓展学生的视野，促进学生兼备人文与科学的素养，使学生在博雅教育的改革下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现今大陆博雅教育尚未成熟，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一，在高校的具体实施中，博雅教育被赋予较多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其二，过分重视专业教育而导致博雅教育无法深入影响学生的学习生活；其三，学生整体缺乏主体性以及缺少对大学精神的追求；其四，中小学教育过程中，应试教育根深蒂固，而博雅教育的概念相对比较模糊。将纯粹技术人才的培养转型为全面发展人才的培养是如今教育面临的一大挑战。面对这一挑战，学校不断地深入探讨、积极实践，借鉴现有博雅范例开展教育改革，为全面建成博雅教育体系而积累经验。
小结
中国古代博雅教育源远流长，但一直处于一种朦胧的状态，未形成系统的教育理念和研究体系，19世纪国外教育研究者提出“通识教育”这一理念，一定程度上，我国在理论提出与研究上未处于领先地位。西方的博雅教育改革由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开端，中国的一批大学也在借鉴已有经验进行尝试和探索。在新时期的教育发展中，我国实施博雅教育的改革停留在高校，中小学教育由于国家政治、经济的高考制度等原因，可以说学生实质性接触的多为应试教育，中国的博雅教育并未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实施。博雅教育改革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