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峤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本文从史料学角度入手，对《遗山文集》与《归潜志》两书中所记载的金代人物小传、对金代事物的评论、诗歌的史料价值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在人物传记方面，《归潜志》所记载人数多，但是多为汉族文人，即使非为汉族文人，其入选也是因为其文学素养较高，故身份重复较多；《遗山文集》中人物数量略少，但是身份多样，在宗教人士、女性、由金入元官员等三方面远远超过《归潜志》，其史料价值更大。在对金代事物的评论和诗歌两方面，《遗山文集》涉及到金代历史的各个方面，丰富程度较《归潜志》更大。故《遗山文集》史料价值超过《归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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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遗山文集》；《归潜志》；史料；传记；诗歌
中图分类号：K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3-0016-04
《遗山文集》是金、元之交文学家元好问的作品集。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他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卒于蒙古宪宗八年（1257），是我国古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他以记录金朝史为己任，认为“国亡史作，己所当任”[1]。《遗山文集》是在元好问故去五年后，由严忠杰结集、张德辉类次而成的作品。全书共分四十卷，其内容主要分为诗和文两大部分，其中诗歌有十四卷，各类文章二十六卷，包含了关于金朝政治、军事、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的丰富史料，堪称一部完整的晚金史[2]。
《归潜志》是出自金末元初人刘祁之手的笔记体资料札记。刘祁，字京叔，号神川遯士，浑源（今山西大同市）人。“为太学生，甚有文名。值金末丧乱，作《归潜志》以纪金事，修《金史》多采用焉。”[3]清代四库馆臣经过研究认为，“壬辰之变，祁在汴京，目击事状，记载胥得其实，故《金史》本传称祁此《志》于金末之事多有足征。”[4]《归潜志》全书共分十四卷，除第十四卷记载的是他人赠与作者的诗歌外，其他十三卷均为刘祁亲作。前六卷为文人小传，第七到十三卷则为作者对当时文人轶事、政治形势等的记述与评论。
上述两书对金朝历史而言价值极大，本文从史料学角度出发，对两书中所记载的人物传记、对历史事物的评价、诗歌及其他事实三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以求对金代史料有更全面的认识。
一、两书人物传记比较研究
《遗山文集》和《归潜志》中都以不同的形式保留了大量的人物传记，其中《遗山文集》中有87人的墓志，而《归潜志》中以小传的形式记载了123人的事迹。元好问与刘祁的记载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之处。
相同点是两人的目的非常明确，都旗帜鲜明地说明著文的目的是为了记载当时人当时事。如元好问在为金朝吏部尚书张公理作碑志时就认为，“史笔散亡，故老垂尽。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后世征废兴、论成败，殆将有秦无人之叹，窃为宗国羞之。是以慨然论次之而不敢辞。”[5]将“故老”之事刻于石碑，目的是垂范后世。
刘祁则在《归潜志·序》中写道：“独念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人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诫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6]将作者曾经与之交游之人的言行、议论记录下来，以规劝后来者。
二、两人文中所记内容，均有可靠来源
元好问所撰写碑志文的内容来源有四类：第一，为元氏本人的亲属撰写碑文。如族祖元滋新，“殁而不书，族党之过。乃追为之铭。呜呼！此先君子之志，吾敏之兄欲成之而不及者也。”[7]第二，为师友作墓志铭。如元氏好友刘景玄，刘景玄死后，其母对元好问说：“‘吾儿有当世志，今郁郁以死矣！子与之游，最为知己，当为作铭，无使埋没也。’好问泣且拜曰：‘铭吾兄者，莫好问为宜。’乃作铭。”[8]第三，为元氏平素景仰之人做墓志铭。如同乡聂元吉，“道不同不相为谋，故虽与之同乡里，年相若，仕相及，而交未尝合也。今元吉已矣，予惜其有志于世，世亦望焉，而卒之无所就也，乃为之铭以哀之。”[9]第四，为受好友请托且有可靠信息来源之人作墓志铭。如僧人法云，“刘邓州光父，师乡曲也，知师为详，托予铭其墓。予以刘为不妄许可者，乃为之铭。”[10]从以上四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元好问所撰写的碑文并非空穴来风，均是有所依据。
刘祁在文中所记载之事都是亲见亲闻之事，他在《归潜志·录大梁事》的结尾写道：“嗟乎，此生何属亲见国亡？至于惊怖、劳苦万状不可数，乃因暇日，记忆旧事，漫记于编。若夫所传不真及不见不闻者，皆不敢录。”[11]由此可知，对于不是亲见亲闻之事，以及传说失真之事，作者“皆不敢录”。
两人所记均为亲戚、师友之事，故文中避讳之处亦在所难免。如元好问为赵秉文做墓志时，对由其引起的明昌党狱只字不提[12]。再如刘祁在撰写为崔立立功德碑之事时，把责任全部推到元好问头上[13]。
不同点有：首先，两书所记人物数量不同，族属种类有区别。《遗山文集》中所记人物数量虽然比《归潜志》少，但是族属更多样。现列表如下：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归潜志》中所记载的人物比《遗山文集》多了46人，但是从人物族属数量看，《遗山文集》较《归潜志》多了回鹘和乌惹，保存了较为多样的民族史资料，对后来研究金代民族的学者而言，价值更大。
其次，从两书中所记人物的身份来看，二者差别更为明显。《归潜志》中所记人物均为有金一朝文学素养较高之人，所记述的事迹多为文人轶事。而《遗山文集》中所记则包罗万象，不仅有金朝人士，还有投降元朝并建功立业之人。现用表格将两书所记人物身份列出：
从所列表格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归潜志》中所记载的两位皇帝是《遗山文集》中没有的，为我们保存了金代皇帝在文化成就方面的史料。而且在《归潜志》中，官员和布衣文人的人数为116人，占总人数的94%强，远远超过《遗山文集》中的相关记载，为后人提供了金代官员和布衣文人较多的文化方面的史料。但是其他几个方面，《遗山文集》的记载则更为丰富。在宗教人士方面，《归潜志》中仅有2人，且均为佛教徒[14]。《遗山文集》中则有12人，其中佛教徒4人，道教徒6人，全真教徒2人，为后世学者较为完整地保存了金朝时期宗教方面的相关史料[15]。在女性史料方面，《归潜志》中记载了1人，为金末被蒙古兵俘虏，不屈而死的符宝李氏[16]。《遗山文集》中则记载了4人，分别为元好问之女、金监察御史聂元吉之女、金户部员外郎李献甫之母及枢密院判官白华之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金代女性的记载[17]。在元朝官方面，《归潜志》中没有记载，《遗山文集》中记载了13人，故《遗山文集》不仅保存了大量的金代史料，还保存了元朝开国时期的宝贵史料。
与《归潜志》相比，《遗山文集》中所记载人物身份分配相对平均，所保存的史料更加丰富，展现了金代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状态、精神风貌，其史料学价值更大。
二、两书中对当时事物的评论比较研究
在《遗山文集》和《归潜志》两书中，保留了大量关于金代事物的评论。这些意见或是元、刘二人通过切身体验所得出的判断，或是二人记录当时人的看法，都是具有巨大史学价值的“历史意见”[18]。刘祁对金代事物的评论主要集中在政治、文学、军事三个方面，元好问的评论则涉及甚广，除了政治、军事、文学外，还有宗教、地域风气及战争对风俗的影响、民间迷信等许多方面。下面一一举例论证。
第一，关于政治方面的评论。如刘祁评论南渡之后的政治风气，“南渡之后，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凡有人言当改革，则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压境，则君臣相对泣下，或殿上发叹吁。已而敌退解严，则又张具会饮黄阁中矣。每相与议时事，至其危处，辄罢散曰：‘俟再议。’已而复然，因循苟且，竟至亡国。”[19]他认为，金朝灭亡的一个原因是君臣无进取之心，因循苟且，由此导致国势日衰，最后为蒙古所灭。
元好问在为金朝监察御史商衡家族所作的《千秋录》中，也对南渡之后的官场风气做出了评论，“南渡以来，士大夫以救世之学自名，高者阔略而无统纪，下者或屑屑于米盐簿书之间。”[20]认为士大夫空谈济世救国，却无挽救时局的实际行动。
第二，关于文化方面的评论。刘祁在文中谈到了金代科举对文学的影响，“金朝取士，止以词赋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读书为他文。尝闻先进古老见子弟辈读苏、黄诗，辄怒斥，故学子止工于律、赋，问之他文则懵然不知。”[21]认为学子们为科举着想，读书范围仅限于律和赋，因此对其他文体，如诗歌，均无所涉猎，这就导致了读书人在文章写作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元好问在为元朝河南路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奂所作的神道碑中也谈到金代科举对文学的影响，“初，泰和、大安间，入仕者惟举选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程文之外，翰墨杂体，悉指为无用之技。尤讳作诗，谓其害赋律尤甚。至于经为通儒，文为名家，不过翰苑六七公而已。”[22]他与刘祁持相同看法，认为科举限制了文学的发展，导致能够精通经、文的人才缺乏。
第三，关于军事方面的评论。刘祁对金朝的征兵制度进行了评论，“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釁，则下令签军，州县骚动。其民家有数丁男好身手，或时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驱此辈战，欲其克胜，难哉。”[23]他认为，这种强行征调民兵的方式误国扰民，而且部队战斗力较弱，不可能战胜敌人。
《遗山文集》也有关于金代军事方面的评论。如对于禁止普通民众持有武器，而且地处国家内部的州郡城防设施缺乏进行了评论，“喻如秦销锋镝，今民间不得藏弓矢也；墮名城，今腹内州军不置楼橹是也。在承平日若无患，及其弊，则天下有土崩之势。”[24]认为这是金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以上三个方面是两部著作中都有的。除此之外，元好问在《遗山文集》中还有对金代宗教及佛、道、儒三教关系，地域风俗以及战争对地域风俗的影响等几方面发表了评论，“浮屠氏之入中国千百年，其间才废而旋兴，稍微而更炽者，岂无由而然？天下凡几寺，寺凡几僧，以乡观乡，未必皆超然可以为人天师也。唯其生死一节，强不可夺；小大一志，牢不可破。故无幽而不穷，无高而不登，无坚而不攻……道，则异术也；教，则异习也……儒衣冠之子孙，有奔走而从之者……使吾圣人之门，有若信、若果、若因、若玘者，旦旦如是，世世又如是，就不能推明大道，卓如日月之明，至于一亩之宫，亦何遽如鞠为园蔬之叹乎？”[25]
再如对燕京地区（今北京）风俗的评论，“余行天下四方，惟燕析木之分，风土完厚，有唐三百年雅俗之旧，而不为辽霫之所变迁。是以敦庞耆艾之士，视他郡国为尤多。”[26]
再如对战争对亲情影响的评论，“窃尝谓，风俗之坏久矣！同父之人，往往自为仇敌，血战于锥刀之下，顾肯以大县万家推之群从之间乎？”[27]
以及战争对河朔地区（今黄河以北华北平原）风俗的影响，“河朔，用武之国。自金朝南驾，文事扫地，后生所习见，唯驰逐射猎，莅官政者或不能执笔记名姓。风俗既成，恬不知怪。”[28]
另外，元好问还对民间以拜祭扁鹊，吞食香灰来代替医药的行为进行了评论，“区区之香灺埃煤，自夸于闾巷细民之间以为神。呜呼，其亦儿童剧而已矣！”[29]
两书比较而言，《遗山文集》中的评论涉及面更广，其史料价值更大。尤其是关于宗教方面的意见，是后世学者研究金代宗教的重要依据。
三、两书所载诗歌及其他史实比较研究
《遗山文集》和《归潜志》两书中记载了大量的金代诗歌，《遗山文集》中保存诗歌一千多首，均为元好问撰写。《归潜志》中所载，除刘祁本人答和友人一首外，均为金朝文人如赵秉文等所作，为后世学者研究金代文学保存了价值丰富的史料。但是两书中的诗歌内容有所不同，其史料价值也不一样。总体来说，《遗山文集》中所载诗歌不仅数量多，而且纪实色彩较重，有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元好问的诗与金代的社会脉搏息息相通。他的诗，既反映了金朝鼎盛时期的社会繁荣、社会风俗，又反映了金末战乱、统治者的昏庸怠政、蒙军入侵、人民颠沛流离的生活及金朝覆亡的历史事实。所以说，元好问的诗就是金代社会的史诗，他的诗是我们了解金代社会和元好问其人的一部有价值的参考书。”[30]下文就两书比较的具体情况举例进行说明。
《归潜志》中的诗歌多为文人之间往来唱和、吟咏风月之作，仅可作为文学史史料，其他方面价值不大。其中有元好问所作诗一首，《遗山文集》中失载，据此可以补《遗山文集》之疏漏。现抄录如下：
南山老桂几枝分？翰墨风流属两君。
共说人间好歆向，争教茅屋著机云。
备尝险阻聊乘化，力战纷华又策勋。
却恐声光埋不得，皇天久矣付斯文[31]。
《遗山文集》中的诗歌除了可以作为文学史史料之外，还记载了金末丧乱情况、金代民俗等方面的大量史料。如元好问对蒙古兵攻破金朝都城汴京（今开封）后，烧杀掳掠等种种暴行的描写：
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毡车似水流。
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
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
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32]。
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蒙古部队的铁蹄下，金朝百姓死伤遍野，饿殍满地，河北大地人烟稀少，似乎人民都被杀光了。蒙古人把掠夺来的人口、器物装车北运，物资丰富得好像整个汴梁城都搬走了。
在《遗山文集》所载诗歌中，还有许多对民俗的描写，如：
儿女青红笑语哗，秋千环索响呕哑。
今年好个明寒食，五树来禽恰放花[33]。
诗中描写了寒食节当天，小孩子游玩嬉戏的场景。
再如：转石骇龙以求雨，“……蛰龙何年卧？万国待霖雨。谁能裂苍崖？雷风看掀举。”诗下小字注曰：“山中人岁旱则转石入潭以骇龙，瞬息致雨，故云。”[34]文中描写了一种民间求雨仪式，即“山中人”遇到干旱的年份时，就将大石头扔进潭中，来吓唬在潭中蛰伏的龙，从而达到降雨的目的。
综上所述，在保存金代史料方面，《遗山文集》中所保存的诗歌价值远远高于《归潜志》。
《遗山文集》由于其文章体例的限制，决定了其史料具有相对分散，不成系统的特点。《归潜志》则相对明确，将文人小传、政治评论等内容明确分开，清晰易得。从史料搜集的角度讲，《归潜志》是较《遗山文集》为方便的。如《归潜志》卷十一、十二用记录史实的笔触记载了金朝汴京陷落前后的情形以及为叛臣崔立作功德碑的前因后果，史料翔实，为修《金史》者提供了宝贵素材，这种形式是《遗山文集》所不具备的。
但是由上文论述可以看出，与《归潜志》相比，《遗山文集》对金代史实记载更多，涉及范围更广，不仅有对文人轶事的记载，还有金代宗教、金代民俗等方面的详细描述，为我们保存了更丰富的金代史料，其价值也相对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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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海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