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梅
（皖西学院 艺术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摘 要：大别山民歌作为我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应得到得力保护，而在实际工作中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专业研究不深入、保护与推广力度不够、资金不足、原生态的民歌和唱法保存较少、传承人未能获得相应的支持等。在保护与传承工作中，必须及时发现这些问题，挖掘其产生根源，从源头上给予解决，力争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保留大别山民歌的“原生态”，并且能世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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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别山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122-03
基金项目：皖西学院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大别山民歌艺术内涵特色凝练与精神文明功能开发研究”（SK103762015B09）；皖西学院“本科教学工程”教学研究项目“提高音乐专业学生自主学习兴趣的教学模式设计——以安徽省为例”（2014jy20）
发源于大山深处的大别山民歌作为典型的地方民歌代表，被列入我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显然是符合历史事实及各方期待的。大别山民歌节奏自由，曲调丰富，或高亢、嘹亮，或低沉、抒情，如山花般烂漫动人，像清澈的山泉从劳动人民内心缓缓流出，酣畅直白地抒发着他们的情感[1]。作为大别山地区最淳朴、普及面最广的原生态音乐形态，大别山民歌资源丰富，渊源悠久，历经沧桑却越来越鲜活，民俗民间性极强。
一、大别山民歌保护问题
虽然大别山民歌的坚毅性就像茅草一样丰茂葳蕤，但在当今文艺大环境中，它仍然遭遇瓶颈，处境尴尬。对于这样一种珍贵的民间艺术，在其保护与传承过程中，必须尽快发现不足，仔细分析，并多角度地探寻解决方案。
（一）专业研究不深入，歌曲搜集不足
在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前，大别山民歌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这种现象在入选非遗之后得到了一定改观，但还不够。由于之前没有建立起保护机制和管理体系，没有迅速对珍贵的乐谱进行搜集抢救，对代表性艺人也没有采取足够的保护与支持措施，也鲜见对口学者进行全方位深入的走访调查，更少见专业院校的师生进行有组织有规模的采风调研活动。入选非遗之后，政府虽然组织了几次行动，但实际上收集到的资料与应当收集到的资料相比少之又少，更为严重的是，除了大量生活化的歌词之外，所采集到的有价值的曲谱寥寥可数。大别山民歌实际上还有相当大部分沉睡在大山深处，面临消亡危险。
据调查，目前与大别山民歌相关的论文有20篇左右，其中评论性文章较多，学术性不足，关于大别山民歌保护研究的文章更少，仅有《旷野之歌（挣颈红）急待拯救》等极少几篇点上论文[2]，整体方面的研究性文章更少。与其他音乐种类相比较，大别山民歌的著作数量极少，仅有《六安歌谣集成》、《舒城民间音乐》等，而且，在这些著作里，乐谱记录明显不足。早在20世纪20年代，皖西籍著名作家台静农先生搜集整理出六百首皖西民歌，之后又有专业人士先后深入大别山区收集整理民间音乐，前后相加，整理出的民间歌谣大概有1700首左右，绝大部分收录在《六安歌谣集成》。该书对六安地区的民间歌谣记录较全，但对民歌曲谱的收集却只有100首左右，其中还包括新编民歌，并不能满足广大大别山民歌爱好者和研究者的需求[3]。此外，在现有论文和著作中，关于大别山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性及保护策略的探讨只是寥寥几句，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行之有效的保护策略。
（二）保护与推广力度不够，推广形式不合理
自解放初至今，大别山地区几乎没有劳动人民自发举办的有影响力的民歌会；自入选非遗以来，六安市政府承担起组织者的角色，举办大别山民歌会，迄今已成功举办了五届。挖掘创新了一批民歌，培养树立了一批民歌演唱的传承人，大别山民歌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大别山地区民族音乐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平台和契机。
遗憾的是，这种民歌会似乎存在有名无实之嫌疑。所谓民歌，是指由人民群众通过听觉记忆和口头流传而集体创作的歌曲[4]，中国最典型的民歌会是农民歌会，由农民自发组织，参加曲目为即兴创作，即原生态的民歌，原生态的演唱，并且在原生态的场地演出。从人文角度来看，民歌会更是一种民俗活动，所有参加民歌会的人员既是观众又是演唱者，甚至是编唱者，演唱气氛轻松活跃，民间特点突出。如清光绪年间六安地区今东河口一带流行的赛歌会——“赛大岭”（在阳光明媚的春天，富户邀请会唱民歌的农民在茶山或秧田进行唱歌比赛，以祈求来年丰收），又如广西壮族的“歌墟”。
相比之下，现在大别山民歌会与其说是民歌会，倒更贴近“高雅脱俗”的小众艺术。从组织形式来看，历届民歌会并不是由农民自发组织，而是由政府牵头，城市文艺工作者具体实施，其提前报名、专家评审与奖项设立的做法，使民歌会更像一场热闹的普通歌咏比赛；从宣传力度来看，民歌会举办的消息只停留在相关部门与单位，以及市区一些对其关注的个人，而真正大别山民歌的创作、表演与审美群体——广大农民对于民歌会的举办却无从知晓，更谈不上观看与参与；从演出场所与时间来看，历届大别山民歌会的举办时间都很短（真正的演出不足一天），演出场地也没有面向普通百姓，那种室内音乐厅表演场地的选择也与原生态民歌演出场地不一致；从总结工作来看，历届民歌会举办之后，除了相关报纸与网站对其进行总结性报导外，鲜见有价值的研究性论文，有组织的总结性论坛更是没有，相关的音像资料也没有对普通群众（尤其是较落后的农村）开放。即使在网上，也只能搜集到片段视频，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非常不利，缺失了理论支撑和实践验证。
（三）资金不足，专项经费短缺
研究资金的充足与否是民间艺术保护与传承的关键。在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前，政府对于大别山民歌的资金投入很少，其保护的具体事务一般由自发组织的群众团体或个人负责。申遗工作开始之后，政府在投入方面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在真正落实到保护传承等各项具体事宜时便捉襟见肘，即使有一定的经费拨入，数额不够也不固定，一般只与举办民歌会、有限的工作人员走访采风等具体的重大事项有关，其他方面就难见投入了。如此，即使有些民间的音乐工作者与爱好者有热情与见识，有意投身于大别山民歌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也会因没有经费作保障，而导致许多工作无法开展。
（四）原生态的民歌保存较少，原生态的唱法保留很少
纵观历届民歌会，参演的大多是新编歌曲，皆经过精雕细琢，虽然很有新意，有时代气息，但并不是有感而发、随机演唱的，缺失原生态特征，有些歌曲恐怕连当地人也听不出大别山民歌的韵味来，自然也无法在歌声中感受田野山涧的清新质朴之乐风。以第四届民歌会为例，原汁原味的大别山民歌只有《十二月花名》、《站在高山唱山歌》等寥寥几首，剩下的便是运用大别山民歌旋法特征所创作的新民歌，如《万佛湖畔好风光》、《站在舒茶望北京》等，甚至有些参演歌曲根本没有大别山民歌的基本音乐元素，如黄梅歌《佛子岭的山，佛子岭的水》等[5]。
参加歌者大多经过专业的声乐训练，或是文艺团体的独唱演员，或是中学音乐教师，或是在校声乐专业大学生，而真正属于大山、原生态的农民歌手寥寥无几。以第四届民歌会为例，演唱方式几乎清一色有着明显的后天修饰的痕迹，真正原生态唱法屈指可数，听众只能通过《慢赶牛》、《站在高山唱山歌》等少数歌曲中，才能欣赏到大别山山歌那种若断若续、上下颚连续开合的特殊唱法，才能从歌声里体会到质朴真诚的田野情感，感受大别山的歌风。除此之外，剩下的参展歌曲所使用的唱法大多不纯粹，或是中国民族式的，如《农民阿哥》、《我爱美丽的六安城》等，或是民族、戏曲相混合的唱法，如《姐在房中织绫罗》等，甚至有的参展歌曲还加上了美声的合唱声部，如《淠源渠水清悠悠》[5]。
此外，在伴奏乐器中，历届大别山民歌会的多数参展作品中钢琴伴奏、交响乐队伴奏比比皆是，而民族乐器的伴奏却鲜见。
可见，历届民歌会的创新虽不缺，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特性相比，创新的“度”似乎过犹不及，民歌会的主体偏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题，几乎变成普通的歌曲专场。
（五）传承人未能获得相应的支持，恐后继无人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传承人非常重要，只有得到真传的人才能够为人民群众展示真正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听盛宴。世界上很多文化遗产的灭绝，绝大多数正是因为传承人的“断裂”所造成。
大别山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山歌，山歌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慢赶牛”与“挣颈红”。“慢赶牛”曲调悠长，节奏简单平稳，音域不宽且不高，属于平腔山歌，演唱起来较为容易，一般人都可以胜任；而高腔山歌“挣颈红”，音域虽然不宽，但多在高音区回旋，还经常运用大量的衬字行腔，传唱起来很困难，非常人所能完成。据普查，大别山区有一些中老年人还能演唱“慢赶牛”，但“挣颈红”的传承现状就严峻得多，曾有人到金寨县寻找“挣颈红”的传承者，只找到两位老人，但因为年龄大，气息不支，已唱不出高腔山歌那种高亢嘹亮的味道来[6]。可见，大别山民歌的传承面临着断裂的危险。
二、大别山民歌保护问题之根源分析
大别山民歌在保护与传承过程中为何会问题重重，究其根源，一方面要归结于当代人对于艺术现代化的错误理解，丢弃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艺术理念；另一方面，则是现阶段盲目追求经济效益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将艺术与经济挂上钩，丢弃了艺术纯粹的本质。
（一）对艺术现代化的错误理解
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过程中，与时俱进很重要，对于大别山民歌而言，创作和表演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民歌是一种生长型的保护方式。但是，这种“时代特征”必须有个度，否则过犹不及，就失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美学特性。著名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认为，艺术创作要“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7]，大别山民歌的创作者和表演者也要做到这一点，要么打进去之后再勇敢打出来；技术为艺术服务，在大别山民歌基本美学特征基础上，运用系统先进的创作与表演手法，呈现给听众自然生动、原汁原味又具有时代特征的大别山民歌，要么干脆不打进入，凭借原始的艺术冲动和先天的声音条件来表现大别山民歌，也许这种演绎形式才真正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属性。
（二）追求经济效益的不良影响
“今天，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民族民间文化遭受的冲击日益加剧，各个民族对于自己传统文化可能消亡的担忧也日益强烈，甚至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焦虑，这可以说是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在世界范围迅速普及的一个重要基础”[8]。在我国，最强烈的传统文化冲击者莫过于“经济”。大别山民歌散落于大别山各山脉，早期的农民传唱纯粹是一种自娱自乐行为，不会像现代商演那样能带来经济效益，而这种不带有功利色彩的艺术行为正随着时代的变更日渐消亡。一方面，为了能“一举两得”，有些团体或个人在艺术工作中，总不忘与经济挂钩，不能在短期内带来经济效益的艺术品种往往被忽视，缺少强大视听冲击力的大别山民歌，自然难以得到民间的重视和资金支持，即使有，也只有借“场面”活动博得资金支持（还会被见缝插针地植入大量广告），如大别山民歌会，而纯理论的搜集整理工作，只能靠政府扶持。另一方面，为了生活更宽裕，农村的年轻人有一大半涌进城市，这对传统文化的保留产生了强烈冲击。就大别山区而言，要寻找心甘情愿、不计报酬去专心学习、传承与发展大别山民歌的年轻人难上加难。针对这一现象，政府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没有制定相关政策，要从精神上，更要从物质上鼓励那些有志青年从事大别山民歌的传承与保护工作。
在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时，必须及时发现问题，从根源上探究分析，在现有条件下，力争最大限度保留其“原生态”性，并且一代代传承下去，最终将民族瑰宝的保护与传承演变成一种全民性行为。相信只要秉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把保护与传承工作落到实处，大别山民歌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定会在曲折中进步，大别山民歌必将成为一颗健康又魅力独特的民族艺术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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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黄梅.皖西大别山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分析[J].蚌埠学院学报，2014，（3）.
〔2〕余和平,汤光升.旷野之歌[挣颈红]急待拯救[J].广播歌选,2010，(4)：21.
〔3〕中共六安市委宣传部，六安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六安歌谣集成[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
〔4〕缪天瑞.音乐百科词典[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288.
〔5〕历届大别山民歌会[L].六安：中共六安市委宣传部.
〔6〕崔林.听山歌——慢赶牛、挣颈红[J].广播歌选，2010，（4）：19.
〔7〕方圣德，等.艺术概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63.
〔8〕管建华.中国音乐审美的文化视野[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87.
（责任编辑 徐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