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各国之间携手合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旧有的零和思维方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日本在“亚投行”问题的纠结以及最后拒绝的表态，显现出日本旧有冷战对抗思维依然十分强烈。这种错误知觉严重阻碍了日本正常“对华观”的确立，也不利于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
文／王海滨
2015年6月6日，第五次中日财长对话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两国同意在基于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但在外界普遍关注的“亚投行”问题上，日方代表麻生太郎会后表示，已就安倍晋三首相拟投资1100亿美元推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向中方进行说明。麻生的表态意味着日本一直纠结不已的是否加入 “亚投行”问题，终于以日方拒绝而告一段落。但是，中日两国围绕“亚投行”问题之间的“斗嘴”还远远未结束。
日本纠结是否加入“亚投行”
2013年10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时表示，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倡议一经提出，立刻得到了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截至到2015年6月底，除了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少数国家之外，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已经成为“亚投行”的成员国。目前，该行基本章程及其运行机制的筹建工作也正在紧张地进行之中，并有望在2015年底正式开始运营。
日本对，“亚投行”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较为纠结的过程。 “亚投行”的倡议之初，日本官方就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关注，而且国内舆论也抱有持疑的态度。待到2014年5月“亚开行”（亚洲开发银行）年会召开之时，美日两国再次拒绝中国出资额增加的建议。关于“亚开行”改革的设想落空，促使中国加快了“亚投行”筹建的步伐。6月，在20多个国家提出加入的意愿之后，中国拟将对亚投行首次融资规模从500亿美元提高到1000亿美元，并在同年10月下旬签署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中予以确认。
与此同时，中国力劝日本加入“亚投行”的努力也没有停止。为了消除日本对中方全力筹建“亚投行”的担心，也为了使日本早日加入以便进一步推动筹建进程，6月“亚投行”筹备组组长金立群与日本财务省财务官古泽满宏在东京举行会晤，希望日方能考虑出资加入。但是，日方却一再对中国创建“亚投行“的可行性表示怀疑，并认为该行功能上与“亚开投”重叠而予以拒绝。8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东盟与中日韩三国“10+3”会议上声明，亚投行存在银行治理和融资标准上的不规范、不透明等问题，从而正式将官方立场摆上了台面。
日方的犹疑并没有能够阻挡“亚投行”的筹建进程。2014年10月下旬，中国与印度、新加坡等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同时对外界表示“谅解备忘录没有法律效应，是否出资可以在设置之前决定”。实际上这是给日本留下打消疑虑、进而考虑加入的空间。但是，日本官方仍然没有明确表态要加入。对此，当时日本媒体《读卖新闻》认为，日方仍不表示加入的原因有二，一是认为“亚投行”运作机制不明确，二是亚太地区的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重要经济体亦未参与其中。
然而，2015年3月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纷纷申请加入亚投行之后，日本官方态度明显乱了阵脚。3月20日，麻生太郎表示，如果“亚投行”运作机制风险得以保证之后，“也有可能加入亚投行”；21日，在中日韩三国外长首尔会谈中，中方再次阐述“亚投行”对所有国家开放的一贯态度，岸田外相表示要“慎重考虑”；24日，官房长官菅义伟仍质疑“亚投行”能否秉持“公正的治理结构”，对加入持“慎重态度”。随后，针对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表示可能在6月前加入的表态，岸田外相又马上表示予以否认，从而显示出日本官方态度相当纠结与混乱。
经历了这场混乱的表态及其立场纠结之后，日本官方态度终于在5月份明确，即不加入“亚投行”。21日，安倍晋三首相在由日本经济新闻和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亚洲的未来”研讨会上公开表示，计划在今后5年投资大约1100亿美元，用于支持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随后，外务省发言人川村泰久6月8日在德国开幕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再次表示，日本在中国重视有关人权、债务、环境以及政府管理等问题之前，不会决定是否加入亚投行。此外，安倍首相亦在峰会上表示，日本将“通过增强亚洲开发银行的能力，将创建一套体系以应对亚洲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从而表明日本要与“亚投行”继续对峙下去。
日本拒绝加入“亚投行”的借口
在是否加入“亚投行”的问题上，日本纠结的理由比较多，但整体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三条。
第一， “亚投行”将难以保证运行“不透明”及腐败现象。这是日本官方经常摆在口边的理由，最初由岸田外相公开提出。作为财务相的麻生也曾对此表示认同，认为“亚投行缺乏必要的透明性，该行管理层人员组成、董事会人员组成以及所放出去的贷款由谁监管等等都尚无法确认”。对此，中方曾明确表示， “亚投行”将遵循开放、包容、透明、负责和公平的原则，设立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并将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机制以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决策的高效、公开和透明。而且，在筹建过程中，中国始终与参与各方在章程及运营机制制订等问题上保持信息透明与密切协商，以确保“亚投行”能够顺利运营。但是，对于中方的明确表态，日方仍然表示不予接受。
第二，“亚投行”与现有“亚开行”功能重叠且有取代后者趋向。这也是日本官方最担心的理由之一，因为现行“亚开行”主要由美国与日本主导，日本担心“亚投行”会借机取代“亚开行”，所以对外公开宣称“功能重叠”，不需要另设“亚投行”。确实，“亚投行”和“亚开行”的投资区域基本重叠，都以亚太地区为主；同时，“亚开行”除投资基础设施外，还有扶贫、教育和环保方向的投资和赠款，在投资方向上与“亚投行”也存在部分重叠。因此，日方有所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亚投行”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 “亚开行”的投资重点则以减贫为主要宗旨。而且，据“亚开行”统计，在2010-2020年间亚洲地区每年需要的投资额达8000亿美元，而“亚开行”只能提供5%。因此，这个缺口完全可以由“亚投行”来弥补，从而表明这完全是一种互补型关系，部分功能设置重叠也不意味着“亚投行”会取代“亚开行”。
第三，参加“亚投行”后的日企难以中标。围绕是否应加入“亚投行”问题，日本财务省的理由是加入后难以拿到订单。“亚开行”在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时，通常以投标来决定承接工程的企业。据统计，在“亚开行”2013年的融资案件中，日本企业只获得了0.5%的订单。而订单最多的是印度，达到23.7%，中国企业的订单比重也达到20%。因此，财务省相关人士认为，即便加入“亚投行”，日企也难以获得订单，不加入反而损失很小。事实上，财务省给出的这个理由很牵强，更何况“亚投行”也可以为日本企业提供融资的新机会，并进一步推动两国企业的合作。将在“亚开行”订单与未来“亚投行”可能的订单相提并论，无疑是一种自我辩解的托辞。
日本不加入“亚投行”的实质原因
2015年5~6月，随着日本官方抵制加入“亚投行”的政策日益明朗化，其反对加入“亚投行”的理由也更加泛化。如在德国七国集团峰会上，日方又公开表示，“亚投行”还存在人权、债务可持续性、环境保护、管理和腐败等问题。这表明，日本在“亚投行”问题上“不加入”的基本立场已经基本明确。事实上，自从“亚投行”筹建以来，日本始终不能以正常的理性心态看待该问题，实质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忧虑亚太地区金融主导权为中方所主导。目前，亚太地区的主要金融机构是“亚开行”，这是日本和美国主导的金融机构。如在融资比例上，日本占据15%的比例，美国也占14.8%的比例，中国只有6.4%的比例。日本一直是“亚开行”最大的出资国，其行长历来也由日本人出任。由于日美两国拒绝增加他国融资比例，这显然使中国难以扩大自己在“亚开行”的话语权。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国际金融舞台的话语权仍然较弱。中国希望谋求与其经济力量相匹配的责任，以担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与义务。但是，日本却认为，“亚投行”的出现不仅会打破美日垄断“亚开行”的局面，而且也会打击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从而削弱日本在亚太金融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对于长期是亚太地区经济领袖（除美国外）的日本而言，这是其最不愿意看到的。
第二，担心冲击日本“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安倍晋三两次入主首相官邸，都极力推行其所谓的价值观外交，以配合美国对中国形成牵制和战略包围的策略。然而，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日本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如2013年安倍政权曾宣布要向东盟提供约24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但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援助与合作资金已经达到230亿美元。因此，当中国表态将全力推进“亚投行”的筹建之后，日本认为这样下去将会导致许多“亚开行”成员国倒向“亚投行”的怀抱，从而对其长期推行的价值观外交形成直接冲击。为了巩固所谓的价值观外交既有“成果”，安倍政权也随之加码提出，要拿出1100亿美元推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
第三，巩固美国既有战略同盟的需要。安倍政权再执政以来，极力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在政治与军事领域就是全方位倒向美国，经济及金融领域就是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借美国之力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经济及金融的主导地位。自“亚投行”倡议及筹建工作之始，美国就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这将直接打破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从而使其在全球经济、金融话语权逐渐流失。因此，美国极力拉拢日本，安倍也心领神会，以“亚投行”运营制度不透明为由拒绝。在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相继加入之后，安倍仍明确其反对意见，并宣称“美国应该了解日本是可信赖的国家了吧”。在德国召开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安倍更是极力将主题牵扯到中国身上，试图显示出其与美国保持战略同盟一致的密切关系。
日本在“亚投行”问题上应保持理性心态
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密切，旧有的零和思维范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日本在“亚投行”问题的纠结以及最后拒绝的表态，显现出日本旧有冷战对抗思维依然十分强烈。这种错误知觉严重阻碍了日本正常“对华观”的确立，也不利于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对于日本而言，对“亚投行”有顾虑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极力抹黑“亚投行”、甚至试图拉拢其他国家与“亚投行”搞对抗的做法，实在不是一个声称要为国际社会作贡献的“正常国家”所为。日本的做法只能使亚太国家对其声称所负国际责任的立场日益持怀疑态度，不仅不利于日本国家形象的进一步塑造，也将直接影响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日本应利用其既有技术及经验支持与“亚投行”进行合作。从现实来讲，日本拥有较为先进的基础设施技术与管理经验，特别是在核电、高铁、水电及火电等领域，曾利用“亚开行”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及技术培训。此外，鉴于“亚开行”已经运营近半个世纪之久，日本在银行管理运营上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拥有一批具备国际金融知识、经验和深谙国际法的人材。“亚投行”作为新筹建的金融银行，需要美国、日本等拥有较丰富运营经验国家的参与。因此，日本即使考虑暂时不加入“亚投行”，也可以对其提供经验借鉴，从而推进“亚开行”与“亚投行”合作，共同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日本不应将“亚投行”纳入中日零和游戏的范畴，更不能将中国视为敌对对手，更何况在近60多个国家或地区都参加的情况下，继续抵制本身已经意义不大。
除此之外，日本也应对事事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立场进行反思。纵观“亚投行”的筹建过程，一直是美国坚定盟友的英国竟然无视其反对意见决定参加进来，随后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也决定加入，这使得日本感觉“大跌眼镜”。因为之前日本还以上述国家反对为由拒绝加入。实际上，这些国家并没有过多被美国意见所困缚手脚，而且其政府相关人士亦表示，加入与否都是他们自行作出的决定，不需要听从美国的意见。因此，日本要成为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家，就要在对外政策上保持独立性，不能事事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如果过分依赖美国，这也将使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形象受到负面冲击，也不利于中日两国在亚太地区的进一步经济合作。
当然，中日双方都在“亚投行”问题上留有了一定的余地。在中日两国财长对话会议上，中方仍然表示“亚投行”对未加入的日本“敞开大门”，而日方也表示愿意与中方在共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上保持一致意见。麻生对此次对话也作出了积极评价，并认为筹建“亚投行”是件“好事”。虽然安倍在七国首脑会议上再次指责“亚投行”，但行政改革相稻田朋美在6月17日又表示，一旦亚投行的管理和决策过程更为清晰后，日本会决定是否加入。
因此，未来在“亚投行”问题上，日本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将取决于日本能否树立一种平和理性的心态，树立共存共赢的合作理念，从而正确对待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事务上扮演更大的角色，这也是未来中日关系能否缓和的一大关键因素。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