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觉之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摘要：萧红的小说《生死场》原名《麦场》，后由胡风改为《生死场》。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把目光投注到萧红为小说取的本名“麦场”上来，也没有发掘作为卷首的《麦场》一章的重要地位以及“麦场”作为贯穿始终的意象所蕴藏的意涵。本文旨在通过“麦场”这个透镜，来管窥《生死场》之中被遮蔽的启蒙与民间话语冲突激荡的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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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死场》；麦场；土地崇拜；启蒙
中图分类号：I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5—0106—03
收稿日期：2013—11—28
作者简介：孟觉之（1990— ），女，吉林长春人。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一、《生死场·麦场》——对土地和生命的无上礼赞
《生死场》的第一章“麦场”主要由两个事件构成：二里半找羊和王婆讲故事。二里半是最保守的中国农民的形象。他爱羊如命，为了寻羊还挨了打。王婆在一个电闪雷鸣的暗夜中，向邻妇讲述了自己三岁的孩子从草堆上跌落下来，惨死在铁犁上的事，令人毛骨悚然，可她却说自己看着收获的麦粒，一点都不后悔，没有淌下一滴泪。这两个事件都突出了农民对于农作物和牲畜的重视。这片麦场是生命的源泉，所以，那些大地之子——农民对于它的热爱甚至崇拜都是无以复加的。
东北的黑土地以丰饶辽阔闻名，它无私地养育了一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缔造了黑土地文明。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由于有着背井离乡的流亡背景，对于故乡土地的依恋与热爱更是异常浓厚。在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中，故乡与土地便成了萦绕不散的情结和永恒的主题，如《大地的海》、《科尔沁旗草原》、《人与土地》、《生死场》等等。在有些作品中，那份对于东北土地的深厚情意，已经升腾为“土地崇拜”的情绪和意识。作品里的东北农民无不是将土地及土地上维系生命的一切奉若神明的。对农民而言，只有故乡和土地才是他们全部的希望、寄托和生死难舍的“唯一者”。［1］
这种土地崇拜的意识在《生死场》中的二里半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整篇小说是以二里半顶着炎炎烈日焦急地寻找自己的山羊开始，而以他恋恋不舍地告别山羊、随李青山进城参加人民革命军结束的。很多学者都肯定了老羊是“整本小说主要象征之一”，［2］并分析了这只老羊的象征意义。平石淑子认为山羊象征着二里半“一成不变的苦难生活”，［3］王培元则指出这是人和动物性生存状态的隐喻，或者说揭示了人与动物的“同质性”。［4］这些分析当然都是非常可信的，但这样的视角都带着深刻的“五四”启蒙的烙印，忽略了以民间立场读解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半并不是仅仅将老羊当做相依为命的伙伴和最珍贵的财产，他对老羊的感情近乎于一种崇拜。在最后一章，二里半最终下定决心参加人民革命军临行的前夜，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描写：“老羊走过来，在他的腿间瘙痒。二里半许久地摸抚山羊的头，他十分羞愧，好像耶稣教徒一般向羊祷告。”羊在这里有着神一样的地位，二里半离开它有如背叛信仰般羞愧难当。如果看到这里，我们尚不能理解这种关系的话，不妨联系萧红在《呼兰河传》和《家族以外的人》中浓墨重彩地描写的人物形象有二伯。有二伯虽然是萧红的本家，但在她家地位很低，相当于佣人。他性情古怪，和二里半一样愚拙，并有着很多阿Q的性格因素。他与二里半之间最显而易见的共通之处就是对于羊的热爱和崇拜。关于这点，《呼兰河传》里面只有一句语焉不详的话：“有二伯不吃羊肉。”而《家族以外的人》说明了他不吃羊肉的原因：有二伯是喝羊奶长大的，羊尚且有跪乳之恩，所以，有二伯是不吃羊肉的。羊对于他的恩情就像是母亲对他的恩情一般。
《春秋繁露》云：“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羊以奶哺育，自古被视为阴性的动物，代表着“坤”，即大地。中华民族从母亲崇拜中延伸出了土地崇拜，而羊图腾则预示着生命的繁衍。可以说，二里半和有二伯对羊的感情说到底是对地母的崇拜，是对此岸生命的深沉眷恋。
《生死场·麦场》作为卷首，奠定了一个异常庄严的基调，即农民对于土地的崇拜以及农村物质生产的绝对优先性。在第十三章《你要死灭吗？》中，大家抗日宣誓找不到公鸡，要杀二里半的山羊，二里半在人们宣誓之后快要杀羊的时候才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捉了一只公鸡来代替，领着山羊回家了。即使在亡国的胁迫之下，二里半仍然把那象征着生命本源的山羊放在最高的位置上，这在启蒙视野中固然有蒙昧的一面，但却勾画出了民间的最真实的自在状态。而萧红在书写这些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是认同甚至不断强化这些生存的法则的。［5］
我们不妨进一步来探讨《生死场》体现的民间生存法则和生存方式有没有合理性。既然民间这样珍视生命，为什么我们在这部小说中却看到那么多残忍的、鲜血淋漓的场景？萧红一再地书写死亡，写轻易的、无价值的死，和死者对这死的麻木，生命价值的低廉令人痛心不已。但在死亡、饥饿、疾病等各种阴影的胁迫下，他们能做的也仅仅是“死的人死了，活人计算着怎样活下去”。《生死场》里面的人时刻承受着死亡的胁迫，连孩子都成为不堪承受的负累。对于男人来说，女人如果不能劳作又何尝不是急于摆脱的重担。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地批判这种生活方式的原始和野蛮。如果我们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看待《生死场》中那些茹毛饮血、被迫以悲惨为食的生命，会发觉他们才是真的猛士。那种生命的张力如此直抵人心，有多少向死的冲动就有多少向生的渴望，有多少对于自己性灵和情感的压榨就有多少对于生存的挚爱。他们对于死的淡漠不是人性灭绝，而是因为他们时刻都在承受着死亡的炙烤。妇女诞出的死胎向我们昭示，死亡从不是生存的对立面，而是包含在生命之中，对于死亡的吞咽及承受正是生命容量最大化的体现。东北民间那雄强的生命力（所谓“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正是根植于此。第七章《罪恶的五月节》有一个十分吊诡的情节：王婆服毒自杀。为了怕她还魂，赵三拿扁担去压她的肚子，不想王婆瞬间眼睛圆睁，喷出一口黑血，又死而复生。这个场景的象征意味自然是大于写实意味的，它象征着中国民间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不可摧毁的力量。
二、“麦场”与“屠场”——生与死的相走相亲
萧红的作品极具艺术个性，并不符合传统的“小说学”，其代表作《生死场》、《呼兰河传》等就截然区别于传统小说，既没有完整的叙事主线，也没有典型人物的刻画。它们都“以背景为主角”，［6］正如同艾略特的《荒原》。但我们不能把背景简单地理解为东北大地或是呼兰河小城，这个背景已经超越了具体的地域空间，甚至超越了地方风情，而成为建立在作者的生存体验和死亡体验基础之上的抽象性的空间意象。就《生死场》而言，小说采取类似于散点透视的方法，将“麦场”、“菜圃”这些生之场所与“荒山”、“屠场”、“坟岗”这些死之场所并置在一起，这样突出的空间构型是一个隐喻系统。
萧红小说中有很多空间意象，如大泥坑、磨坊、后花园等等，它们的文化命意都被学者发掘了出来，但关于麦场这个重要的空间意象的探讨并不多。我首先关注到的是第一章《麦场》中打麦子的场景，里面有这样一段描写：“马静静地停在那里……工作来的时候，它就安心去开始；一些绳锁束上身时，它就跟住主人的鞭子……主人打了它，用鞭子，或是用别的什么，但是它并不暴跳，因为一切过去的年代规定了它。”这段话影射生死场上人们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即被惰性所规定和禁锢，转不出历史的磨道。麦场或生死场都是一种场域。在农业文明的社会架构中，农人们跟随着庄稼的生长规律，完成由荣至枯、由生至死的宿命，这样一种原生态的生存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农人作为农业活动的主体，本应实现对自然的支配和驾驭，然而，在小说中，麦场、菜圃却是作为人的异己力量出现的，它们制约着人的活动范围，压抑着人的生命意识，构成了农人生存的封闭空间。这样，农人与麦场、菜圃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就处于一种被颠覆的状态。《生死场》里的农人们为了土地和粮食倾尽一生心血，将其视为唯一可以依靠、不忍割舍的东西，但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千百年来所珍视的土地早已化为一股强大的异己势力，消解着人的主体价值和性灵。农人对“麦场”的依赖让他们甘心匍匐在“自然的暴君”脚下，更进一步沦陷为“两只脚的暴君”的奴隶。
如果说《麦场》让我们看到了农人生存的困境，那么，第三章《老马走进屠场》则为我们展示了死亡的狰狞面目。为了缴纳地租，王婆将那匹被沉重的耕种伤害得只有毛皮蒙遮着骨架的老马送入了蒸发着腥气的屠场。她抚摸着老马，内心感到了强烈的痛惜和震颤，她在老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宿命，是自己耗尽一生不得不面对的凄惨结局。由此观之，《生死场》所呈现的这两组空间意象正是农人命运的观照。
“麦场”和“屠场”是《生死场》里最重要的两个空间隐喻，它们不断“显现”，互相重叠而又互相连结，构成一个永劫轮回的场域。麦场其实正是屠场，对物质的极度珍视、对此岸生命的眷恋使他们甘受“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践踏，让他们的灵魂归于死寂，麦场看似象征着生的希望，实则时刻包含着死灭的危险。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则深化了“生”与“死”的内涵，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贯穿《生死场》全书的唯一最有力的主题就是‘生’与‘死’的相走相亲，相生相克的哲学。”［2］
《生死场》前半部分写的是农人怎样在一个封闭的时空架构和生活秩序中泯灭了个体生命意志和生存目标，盲目地向死而生。后半部分则写了他们走向反抗，为生而死的股股精神逆流。小说书写了几次有代表性的突围：王婆的死而复生、金枝的逃往都市、李青山领导的“镰刀会”、 二里半告别他的老山羊随李青山参加“人民革命军”等等。但需要分辨的是，促使他们反抗的直接因素并不是抗战主题中的民族大义，也并非启蒙视野里的“个体觉醒”，而是在面对不堪负荷的生命重压时一种本能上的触底反弹，是他们挚爱的麦田和骨肉被悉数剥夺后的绝望反击。
从麦场到屠场，生命的浓黑悲剧之中间或有一抹精神亮色令人振奋。不过，更多的时候，农人们还是受着本能的驱使而行动，没有完全从“自在”走向“自为”。属于民间大地的生命张力固然直抵人心，但他们的蒙昧、他们的“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仍然令人痛心，不禁引发我们的思索：造成这样精神痼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三、对着大地的启蒙
自《生死场》问世以来，关于它的主题的讨论就众说纷纭。前期是以鲁迅、胡风、周扬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救亡的经典阐释，而后期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多元化解读，主要有关怀生存意义、改造民族灵魂、女性主义等主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生死场》的主题是多重的。
从文学史定位的方面来看，有一些研究者将萧红的小说纳入乡土文学的范畴内。“乡土文学”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自诞生之际就与“国民性”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1923年之后，一大批青年作者带着他们的乡土小说登上文坛，元气淋漓地裸露农民的苦难与麻木，如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彭家煌的《活鬼》、台静农的《拜堂》等等。这些乡土作家都将矛头指向中国落后的农业社会中的种种封建陋习，如冥婚、典妻，以及宗法制度对乡民们精神的钳制。但他们往往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坚持启蒙立场，对乡民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萧红既没有一味地揭露乡间的丑陋愚昧，也没有将其诗化为一个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而是把有保留的讽刺、批判和无保留的挚爱和乡情融合在一起，铸就了启蒙与民间话语冲突激荡的文化景观。
萧红笔下的那一片麦场正是中国几千年乡土社会的象征。她的《生死场》以及后来的《呼兰河传》都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群体，而是怀着一种大爱和大痛审视着绵延了五千年农业文明的旧中国。《生死场》以对“麦场”的顶礼膜拜起始，构建了一个生死轮回的乡土社会时空场域，最终以走出麦场为旨归。“麦场”这个透镜折射出了《生死场》的双重主题意蕴：一方面，《生死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农民对土地的崇拜和对此岸生命深沉的爱，歌颂了民间坚韧而惊心动魄的生命力，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农民将土地和生产作为第一要义这种生存哲学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萧红也将中国乡土社会永劫轮回的真相显现出来，并将矛头直指根植于土地本身的农耕文明。萧红立足于“土地”文化生态批判的启蒙主题，丰富、深化了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启蒙内涵，也实现了对乡土文学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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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逄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2］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
［3］（日）平石淑子著.董学昌译.论萧红的《生死场》［J］.北方文学，1981（12）.
［4］王培元.《生死场》的历史感和悲剧意识［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2）.
［5］陈思和.启蒙视角下的民间悲剧：《生死场》［A］.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杜秀华.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