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佳阳 吴健伟
摘要：齐美尔的时尚理论一直被奉为经典，占据该领域的主流地位。他从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心理需求出发，揭示了时尚同化和分化的社会功能，并认为时尚是一种阶层划分的产物。时尚也可以作为一种补偿机制，满足一定的心理需求。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目前时尚在现代的平民化趋势做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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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齐美尔；时尚；阶级；平民化
一、齐美尔的时尚理论
齐美尔从心理需求出发，认为人是一种“双重性的生物”。而时尚，同样也承载着人类所追求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一方面，通过模仿，时尚成为群体行为，“给我们带来一种保存合目的性的力量的魅力”，让我们在追求时尚上并不感到孤单，明确自己是潮流达人中的一员。另一方面，时尚也满足了差别的需要和自我凸显的倾向，使追求时尚的人表明自己是走在潮流尖端的，是区别于普通大众的。
时尚在社会关系中，起到同化和分化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关系中，时尚成为了“一种阶层划分的产物”。社会上层人士利用时尚元素与普通大众区别开来，强调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并且在社会上层内部形成统一的时尚模式，“结交相同地位的人”，而对外则表现出排斥的态度，突出与地位较低者的差别。虽然地位较低者努力地向地位较高者看齐，他们通过模仿试图追求社会上层人士的时尚，把自己打扮得像上流社会的人，但一旦多数人模仿成功了这种时尚，这种时尚不再属于社会上层的特权，而在社会众多阶层中弥散开来，那较高地位的人便会放弃这种时尚，转向其他新颖的时尚，再次与其他阶层的人区分开来。
齐美尔还认为时尚可以作为一种工具的补偿和起到平衡作用。以“为什么女人比男人更狂热地追求时尚”这个问题为例，他认为，女人的社会学本质在于缺乏差别，在于相互之间更大的相似性，在于受到社会平均化更为强烈的制约。她们被要求做谨遵习俗、合乎礼仪的事，处于一种被普遍认可的无差异的生存方式中。于是女性寻求时尚的力量，通过时尚展现相对的个性化和引人注目。最终，时尚成了女性表现自我、追求个性满足的阀门。在14、15世纪，意大利的上层妇女没有发展出什么特别的时尚，而德国相反。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国女性个性化的需求能否得到充分的满足。当时意大利妇女在个性发展上有更大的自由，在教育、文化、社交活动上有广泛的参与机会，她们不必通过时尚来发挥个性并获得与众不同的特征。而在德国，女性并没有较大的个人自由和生存空间与,她们便通过夸张的着装时尚进行补偿。
二、对齐美尔时尚理论的讨论和思考
尽管齐美尔认为“新颖的时尚，无论怎样都仅仅顺应较高阶层”，我们不得不承认，如今的时尚似乎已经变得触手可及，至少没那么难，尤其是近年来H&M、Zara、Uniqlo 等品牌引领的平价时尚的普及，让时尚麦当劳式的漫天铺地开来，平民与时尚的距离在不断缩小。
在这个过程中，工业化及其机器大生产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得益于现代工业生产技术，大批量的时尚产品能够被快速生产出来，其产品的价格也相应降低，能买到且买得起，使得时尚单品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似乎也解释了现代时尚更加富于变化和瞬息万变的原因。在现代社会以前，时尚较为稀有和罕见，为贵族享有，普通大众很难模仿得到，即使是能得到，那也得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那时的时尚很稳定。而现代社会，当社会上层创造出新的时尚后，普通大众模仿的可能性大大增强，时尚传播开来的时间大大减少。根据齐美尔的理论，这时也就意味着这种时尚即将被抛弃了。所谓时尚“产生的速度加快也就决定了破灭的速度也加快了”。
商业利润的驱使和市场化的推行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普通平民有追求时尚模仿社会上层的欲望，作为一个重要的商机，商人们不可能错过。尤其是中产阶级，由于其暧昧而敏感的社会地位，他们是最容易追求时尚的阶层，也成为各大时尚品牌的市场定位。既然你需要时尚，我又能借助于现代工业制造出来，那我就降低时尚的门槛，满足你时尚的欲望，而一旦得到时尚尝到甜头，消费者们又会不断购买时尚。一个不断追求时尚的人，才能称之为时尚的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商家和大众传媒在利润的驱使下，又合谋一起制造时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们不断制造消费者的时尚欲望，刺激消费者的时尚需求，培养他们的时尚意识。普通平民们沉迷于他们所创造的幻象中，好像时尚能够让他们满足跻身于社会上层人士之中，时尚是能够获取的（这些都是商家和大众传媒们所宣扬的），而金钱在时尚带来的，至少是宣传中能够带来的那些附加利益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这些都使得现代平民追求时尚的欲望更加强烈。
另一方面，时尚果真如齐美尔所说的那样，总是产生于较高阶层吗？时尚会不会从下层群众中创造出来并逐渐弥散开来呢？牛仔裤的流行过程明显是一个例子。牛仔裤最初是体力劳动者的工装裤，因其耐磨而受到矿工的追捧，这种裤子在二战期间被美国指定为美军制服，不久后在全世界范围流行开来，成为时尚的标志，并渗透到上层社会中。
而以凡勃伦、齐美尔代表的时尚向下滴入论在一个世纪后遭到了众多批评，例如布鲁默的“集体选择”理论，他认为“时尚的确立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集中的挑选过程”。布鲁默发现，在巴黎主流时尚厂家的发布会上，即使展出一百多种晚装设计，经过一两百个买家的挑选后，最后总有6~8款的设计被所有买家选中，成为时尚。而这些买家是在彼此独立不知对方的选择时做出的挑选。布鲁默指出，买家们作为时尚消费群体的代理人，都是根据来自近乎共同的现实世界的集中刺激而挑选单品。而设计师们根据以往的时尚、当前的时尚以及其他各种现代性元素推出自己的设计。因而，时尚是设计师、采购商依据现实互动中形成的集体品味而做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社会上层人士设置的。社会上层人士对于某种时尚风格的采纳的确会促进其更大范围的传播，但他们最多是参与到了选择当中而“影响”了时尚，“精英阶层在外在形象上区分自我的努力是发生在时尚运动的内部，而不是时尚的成因”。
在布鲁默看来，齐美尔的研究“错过了时尚机制最为关键之处，那就是要时尚的共同愿望。因此时尚在布鲁默的漫渗理论之下并不是阶层区分的一种需要，而是一种对于‘要时尚’的共同响应”。因此，时尚可以看做是一个社会过程，通过“要时尚”这种根本性意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达成了“时尚”的共识，从而推动着时尚前行。并不是什么阶层创造了时尚，时尚本身是一种社会群体自发整合的表现。
布鲁默还提出一个反例来推翻“时尚自上而下渗透”的这种模式。他说：“上流社会或中产阶级所设置的时尚标准,并不比那些失去了地位的、反阶级的年轻人和反主流文化者设置的多。长头发,头饰圈,珠子项链,染色的衣服,背心,混杂的皮革制品和小山羊皮制品,精心制作的褪色的粗棉布工作服,以及其他所有的反主流文化装束的随身用品,不但嘲弄了既有阶级的物质地位符号,而且成功地散布到了敌对的阵营——在纽约第五大街和主要街道流行并被模仿。”这种玩世不恭、反主流的酷的文化显然是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逆袭，自下而上地将这种风格渗透到整个社会阶层，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有学者认为，这两种理论相差甚远，但都合理地解释了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时尚现象。齐美尔们处于现代社会初期，平民倾向于效仿贵族，一方面贵族时代遗留了很多令大众向往的且尚未普及的东西，另一方面时尚的周期没有如此迅速，在时尚问题上不会供不应求。而布鲁默们处于现代社会的中后期，一方面贵族时代的时尚遗产已经大多被复制和普及，另一方面时尚的周期陡然加快，时尚的几乎供不应求，而且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化民主化浪潮影响下，多元化风格都登上了舞台，时尚不再局限。
郑也夫在其《论时尚》一文中这样评论道：“下层人也为社会提供时尚的候选,既是文化民主化的结果,也是文化民主化的新的标志和阶段。它标志着下层人已经不是只靠模仿上层来追求特殊性和他人的关注,还通过风格上的叛逆,通过标新立异。”这不禁让我想起这个月《南风窗》上报道的一则故事：一女子开着本田车，撞倒一学生后下车辱骂，并殴打孩子母亲。遭人民群众愤怒声讨后，她叫嚣“钱多”“后台硬”。当人们好奇她有多少钱，后台有多硬时，调查出来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她的亲属，不是务农人员、普通工人退休就是无业，明显是“纯屌丝”。原来她只不过是模仿着社会上层的样子咄咄逼人罢了。报道起的名字很有意思且一针见血：当屌丝不再逆袭，而只是模仿。这样的情况跟布鲁默描述的美国六七十年代大相径庭，为什么当今中国社会的屌丝们不再逆袭而只是模仿，或许是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可能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个阶层固化的社会，屌丝们已经习得性无助，他们不再奢望能翻身步入金字塔顶端；或许他们已经失去了文化自觉，单纯接受强者的标准，而强者借助于当今的社会土壤实现了其文化霸权，不仅在经济、政治地位上，甚至是精神文化上占据领导地位，奴役和控制下层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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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齐美尔.时尚心理的社会学研究[A].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刘小枫,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齐美尔.时尚的哲学[A].时尚的哲学[M].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3]郑也夫.论时尚[J].浙江社会科学,2006(2):14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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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汤喜燕.两种时尚观与两种传播观[J].新闻爱好者.2012(4):5-6.
[7]石勇.当屌丝不再逆袭，而只是模仿.南风窗,2013(12):6.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