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典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摘 要：《韩国华神道碑》中提到契丹大将萧宁。萧宁在史书中无传，但是在《宋史》、《辽史》等正史中多次出现，相关的记载在时间跨度、历史背景和身份地位上相差太大。经过考证，正史中的萧宁应该为两人，一位为辽代重要将领萧排押，即《韩国华神道碑》中出现的萧宁，另一位为契丹贵族萧特末。出现此类混淆是由语言文字差异、历史记载错讹、年代久远等原因造成的，在历史研究中应该仔细分辨，厘清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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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契丹辽文化；萧宁；萧排押；萧特末；身份
中图分类号：K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05-03
收稿日期：2015年5月30日
作者简介：宋典，男，1994生，河北石家庄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古代史
碑刻铭文是研究中古史的重要资料，不仅可以弥补传世文献不足，拓宽研究视野，还可与史籍互证，还原历史本真。宋辽史的研究中已有相当多的成果，《韩国华神道碑》是学界关注较少的碑刻，笔者根据对神道碑的阅读与所搜集的材料，尝试对神道碑中提到的“契丹大将萧宁”之身份做一考证。
一、正史中的萧宁
神道碑中只有一处提到萧宁。韩国华使朝完成任务，得到重用担任开封推官、盐铁判官等职。“久之，契丹大将萧宁使叩雄州，约和，州刘福信之，以闻天子。”皇帝考虑到之前韩国华的优异表现，再次任命其处理此事，最终韩国华不负众望，识破了萧宁诈和的阴谋。这段记载在《宋史》中比较简略，没有提到萧宁的名字，但是记载了时间为淳化二年（991年）。在韩国华的墓志铭中则包含了上述所有信息：“淳化二年，契丹大将萧宁谴人抵雄州，请和。”其中墓志铭较之神道碑和《宋史》传记属于最早记述韩国华生平的材料。
笔者在《金石萃编》中找到一份《韩国华神道碑》，其内容为教材中神道碑和墓志铭的杂糅，派遣韩国华使高丽等较为详细，文后的按语为：“契丹萧宁叩雄州约和事，国华本传在淳化二年，而刘福传不载。”可见淳化二年的记载只有墓志铭这一个来源。根据《长编》记载，淳化二年二月丁巳：“凉州观察使、判雄州事刘福卒，赠太傅，忠正节度使。”也就是说萧宁请和之事应该在淳化二年一月到二月之间。
查找史书，在《宋史》、《辽史》等正史中有几处记载。辽圣宗统和七年（989年）二月乙卯：“大飨军士，爵赏有差。枢密使韩德让封楚国王，驸马都尉萧宁远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辽史》卷一二《圣宗本纪》）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三月：“乙酉，诏卜日行拜山、大射柳之礼，命北宰相、驸马、兰陵郡王萧宁，枢密使、司空邢抱质督有司具仪物。”（《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辽兴宗重熙十年（1042年）：“六月戊寅朔，以萧宁、耶律坦、崔禹称、马世良、耶律仁先、刘六符充贺宋生辰使副。耶律庶成、赵成、耶律烈、张旦充来岁贺宋正旦使副。”（《辽史》卷一九《兴宗本纪》）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庚申，辽谴萧宁等来贺正旦。是月，全州芝草生，桂州甘露降。”（《宋史》卷一五《神宗本纪》）我们可以看到，从《辽史》第一条到《宋史》条的记载时，时间跨度近100年，显然，史料中的萧宁绝对不会是同一个人，那么到底是几个人？神道碑中提到的萧宁又是谁？
二、萧宁实为两人
正史中提到的萧宁应该是两个人。原因是：第一，时间跨度太长。如前所述，近100年的间隔不可能是同一人。第二，历史背景不同。统和四年（986）辽曾打败宋雍熙北伐之师，《圣宗本纪》第一条载“大飨军士”，可能是萧宁凭借破宋军功而得到封赏。另外从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北汉，辽出兵援汉，宋辽绝和开始，到澶渊之盟签订，25年间两国没有互设使节。淳化二年（991），发生过契丹雄州诈和之事，宋朝靠着韩国华的机智识破阴谋，而这背后的主谋正是萧宁。所以，作为一个伐宋有功、诈和又被识破的大将，萧宁是不可能再作为贺生辰使出使宋朝的，所以前后萧宁不可能为一人。第三，身份差异太大。辽史《圣宗本纪》史料中萧宁的身份为驸马都尉、同平章事、北宰相等。同平章事类似南朝的宰相，根据辽国制度，宗室贵戚官节度使及平章事者，多为遥领加衔，不必身亲其事，这就理解了文献中的“远”字了。所以，这位萧宁是一个身居要位的契丹贵族。而《兴宗本纪》和《神宗本纪》中记载的萧宁是赴宋的使者，二者差别太大。使者的品阶并不高。张婕在其硕士论文中对北宋的国信使群体进行了详细的梳理研究，发现北宋遴选国信使“不必限以位秩高下”，以中等级别的文武官员为主，派往辽朝的正使官员多以郎中、员外郎等五六品官，从五品一下占到60%以上。辽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礼仪制度大多学习汉地，“时仪法疏阔，（韩）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在使者的选派上应该也会仿照宋制，以求在级别上的平等。同时，辽在外交中居于强势。神宗即位以后，试图改变外交的被动地位，经略西夏，通好高丽，这自然而然引起契丹的不满。神宗熙宁七年（1073），辽派遣范使林牙、萧禧入宋，宋辽双方就划分边界问题展开交涉，经过两年的谈判最终以宋朝的妥协而告终，可见辽朝在两国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因此在派往宋朝的贺正旦使问题上，辽朝也不太会派遣高级别的官员。第四，《辽史》之简陋一直以来备受诟病，人物混乱，错误百出，因此出现名不对人，张冠李戴的现象十分正常。
三、萧排押与萧特末
前举四条史料中（《辽史·圣宗本纪》所载）两条的萧宁应该为萧排押，而《辽史·兴宗本纪》和《宋史·神宗本纪》中的萧宁应该为萧特末，《韩国华神道碑》中提到的契丹大将萧宁应该是萧排押。
（一）契丹大将萧宁——萧排押
萧宁即为萧排押的理由主要有：第一，身份相当。《辽史·萧排押传》记载：“（统和七年）尚卫国公主，拜驸马都尉，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统和二十二年）宋和议成，为北府宰相。（统和二十八年十一月）圣宗征高丽，排押入开京，大掠而还，帝嘉之，封兰陵郡王。开泰二年，以宰相知西南面招讨使。”这说明自统和二十九年东征高丽班师之后到开泰二年期间，萧排押身兼数职：驸马都尉、北府宰相、兰陵郡王。这与《辽史·圣宗本纪》开泰元年条“诏卜日行拜山，大射柳之礼，命北宰相、驸马、兰陵郡王萧宁……督有司具仪物”中记载的萧宁之职务、封号完全一致，且属同一时间区域，所以萧宁即萧排押。第二，经历相符。萧排押长期参与对宋朝的军事活动，统和四年（986），“破宋将曹彬、米信于望都”，“收复山西所陷城邑。”后来担任南京统军使，即为南京统军司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对辽南京的保护与对宋朝的征讨，军事和政治地位极显赫。南京统军使也负责一些策反、间谍等活动，“辛丑，南京统军使耶律善补奏宋边七十余存来附”。辽宋战争时期，双方都大量使用了间谍，南京统军使极有可能是辽边界的重要间谍机构之一。前文已述《韩国华神道碑》中萧宁遣使叩和之事发生在淳化二年一月到二月，此时辽朝南方对宋的主要负责人正是萧排押，在萧挞凛死后一直“专任南面事”，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萧排押谋划了这场雄州诈和事件。第三，地位相符。萧排押地位尊贵，“国舅少父房之后”，少父房是阿古只所属族系，在辽朝是显赫大族，“如此昌运显赫之家，圣、兴、道三帝何能轻视”？《辽史·地理志》载“福州。国舅萧宁建。南征俘掠汉民，居北安平县故地”。其他史籍中也多有记载可为佐证，福州当为萧排押的私城。另外，在辽宁北镇出土秦晋国妃（圣宗弟隆庆妃）墓志中，称妃家“世为后族，答组照烂”。妃父“故枢密使北宰相驸马都尉讳曷宁”，祖父“故燕京留守内衙都指挥使讳割烈”，曾祖“故迷古宁详稳讳演乌卢”。朱子方等先生曾考订曷宁即萧排押，其说甚确。曷宁（即萧排押）的高级官阶与崇高地位，与国舅萧宁不相上下，更有助于我们推测二者实为一人。我们把萧排押与萧宁的年谱简表罗列一下，可以更直观地看出二者实为一人。
（二）贺宋使者萧宁——萧特末
至于《辽史·兴宗本纪》和《宋史·神宗本纪》中记载的萧宁，笔者认为应是萧特末。除了正史，在其他史料中也有记载：“太康五年，是岁遣萧晟、萧宁等使于宋，宋遣使来贺生辰及正旦。”又如：“太康五年，十二月庚申，辽谴萧宁等来贺正旦。”但是这些史料中都没有关于萧宁其他信息，目前只知道他作为使者出使宋朝。然而实际上，萧宁只是历史上一名遣送使者的别名或者误称。辽兴宗重熙十年（1042，仁宗庆历二年）：“六月戊寅朔，以萧宁、耶律坦、崔禹称、马世良、耶律仁先、刘六符充贺宋生辰使副。耶律庶成、赵成、耶律烈、张旦充来岁贺宋正旦使副。”《长编》中对此事的记载更为详细，且稍有不同。仁宗庆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宣徽男院使归义节度使萧英，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刘六符来致书。”他们此行是为求关南十县，由于当时“契丹屯兵境上”，“朝廷择报聘者，皆以其情叵测，莫敢行”。最终吕夷简举荐富弼接见，富弼很好地完成了接见任务。史载：“西羌盗边，战未解，契丹保境使请关南十县之地及昏。”这里所载保境使即萧英与刘六符。可以看到，所谓萧宁即萧英也。那么萧英又是何许人也？据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四）：“是月辽谴南院宣徽使萧特默旧作特末，今改，考异《宋史·富弼传》及《涑水记闻》皆作萧英，盖一人而两名也。翰林学士刘六符来使取晋阳及瓦桥以南十县地。”毕沅在这里提出《宋史》等书中的萧英就是萧特末，实际上是一个人两个名字而已。曾贻芬所编的《辽代人名索引》中也是把萧英与萧特末看作一人。蔡美彪先生也据《长编》等考证萧特末，汉名萧英。查《辽史·萧特末传》可见：“明年（重熙十一年），与刘六符使宋，索十县地，宋请增银、绢十万两、匹以易之。”与前文萧英、萧宁故事相合。《辽史》中其他篇章也印证了萧特末出使之说，如“庚戌，谴南院宣徽使萧特末、翰林学士刘六符使宋，取晋阳及瓦桥以南十县”，“十一年，与宣徽使萧特末使宋索十县地”等。萧特末是一个使者家族，除萧特末使宋之外，其兄萧和尚也曾作为使者出使宋朝。辽代谴使多选派可靠的契丹人，对家世背景和个人能力十分看重，萧特末和萧和尚乃“国舅大父房之后”，兄弟二人也是以“多智略”、“有能称”，因此多次被委以重任。
四、萧宁的多重身份
史书典籍中对不同个“萧宁”的记载原因是多方面。一是《辽史》内容简略而前后矛盾。清人赵翼曾言：“《辽史》最简略，二百年人物，列传仅百余篇，其脱漏比多矣。”另外在誊录传抄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姓名、职位、时间等方面的差错。如《辽史》和《长编》把使者冯元分别错记成“马宗元”和“冯元宗”。二是后代修史记录不同。如今通行的《长编》有嘉庆间张氏爱日精庐活字排印本和光绪间浙江书局刊本，浙本出自张本，张本则本之《四库全书》本，三者为辽人名氏均已改译。《长编》载：“天圣元年……契丹谴……耶律唐古特……程昭文来贺乾元节。”局本《辽史》载：“太平三年闰（九月）以唐古特程昭文充贺宋生辰使副。”省略“耶律”二字。而殿本《辽史》则作唐骨德成昭文，如此混乱，如果不是以官爵职务等考证，很难知其是一个人。三是辽人名字较为复杂。钱大昕尝云：“金人多二名，一从本国名，一取汉语。”实际上辽人也是如此，尤其是赴外使者，或许觉得沿用旧名有所不雅，所以特立一名，从而在双方的史书中出现一人多名的现象。再加之年代久远，天灾人祸等原因，史书中的记载更加问题丛生，这需要历史研究者仔细分辨，厘清史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注 释：
①[元]脱脱撰.辽史·卷八八·萧恒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1342.
②孟凡云.辽圣宗时期宫闱斗争探析.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5）：63.本文认为排押于应历十八年（968）为政事令，原文无注。
③[元]脱脱撰：《辽史》卷十五《圣宗本纪》载：“庚子，谴排押、盆奴等攻开京，遇高丽兵，败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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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