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达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松王爷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它是融合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和蒙古族萨满教等传统而形成的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信仰。对于松王爷的民间信仰传说进行分析，会为更好地理解这一民间信仰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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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游牧文化；松树；民间信仰；宗教；传说
中图分类号：B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14-03
繁荣和谐、地大物博的鄂尔多斯曾经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长眠之地，也因为“羊煤土气”②而为人们举世瞩目。在这样一块闻名的土地上，一棵具有传奇色彩的千年油松被当地人所膜拜。它位于鄂尔多斯东北角准格尔旗纳日松镇松树墕村，是准格尔的骄傲和象征，松王爷民间信仰就是围绕它而形成的。
一、“松王成神”的传说③
大约在明朝成弘年间④，有几位西藏喇嘛从大昭寺出发去山西五台山朝觐。当到达油松王所在地方的时候已经是日落时分，看到了一棵参天古松屹立在山的中央，当晚背靠大松树休息。在临睡前主事喇嘛将常年挂在胸前、历代师承的镀金铜佛取下挂在了大松树的树枝上面，以备翌日佩戴。结果次日醒转时已是红日东升，几位喇嘛慌忙上路，等到中午时分才发现主事喇嘛的镀金铜佛⑤遗失在了大松树树枝上。几人合计，礼拜佛祖不走回头路，决定五台山朝觐回来时再取铜像。从五台山返回此地，大松树和铜佛都在，只是已经被油松所包，深深地镶嵌在树皮里面，看得见取不出。于是主事喇嘛盘膝坐于树下，双手合十，入定观察之后说：“六臂护法神已经融入到这棵油松当中，不愿意再回去了，就要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同时要求为它立庙看护。”于是几位喇嘛请当地喇嘛为大松树立石为庙，诵经安家，并且嘱咐今后看护管理，然后这几位喇嘛就恋恋不舍地回到西藏。从此之后，松王爷开始享受香火的祭祀。
从这个传说中我们确定松王爷或许就是藏传佛教中的六臂护法神，从享受祭祀到建庙的历史，已有四五百年，而且并没有文献记载，只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
二、关于“松王成神”的分析
（一）传说的社会记忆的积淀
传说的社会记忆是民间信仰活的灵魂，因为“历史重构实践可以在主要方面从社会群体的记忆获得指导性动力，也可以显著地塑造他们的记忆。”[1]“任何传说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因为它的产生都是有一定的历史现实作依据的……它的出发点、表现的范围和素材，都是不能脱离一定历史的凭藉和限制的……传说是往往就一定的当前事物或历史人物给予讲述的，不必说，它具有一般的虚构作品的广义的历史性。”[2]正是因为这样的特点，使得传说的主观与事实存在的客观相结合，加上本身“记忆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历史记忆这个词不仅包括它记忆的对象是历史事件，同时记忆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是一个不断传承、延续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构成历史。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对事件的记忆或者遗忘，或者是重构都要经历一个过程”[3]，然后民间信仰得以形成和发展。看到松王爷的这个传说，首先看到时间，是明朝中后期。历史上，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始于俺答汗。“‘蒙古敬信黄教，实始于俺答。’明代，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于16世纪中叶扩张势力成为右翼蒙古的首领，并向西北发展。于1558年在出征撒里畏兀儿途中，首次接触到喇嘛教。1571年，格鲁派高僧阿兴喇嘛与俺答汗会晤，讲佛传经，劝导俺答汗信奉黄教。‘因而俺答汗、钟金哈屯（三娘子）以下举国部属始皈佛教”[4]。基于这个事实，这个传说才得以传播。民间信仰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自发性和融合性，在缺乏相应的历史文献记载的情况下通过融合杂糅来实现自身社会记忆的重构，因为缺乏国家的承认而被奉为“淫祀”来存在。第一，这些西藏喇嘛从大昭寺而来，大昭寺是松赞干布在吐蕃时期建立的第一个藏传佛教的寺庙，它的建立标志着藏传佛教开始在西藏传播。从这一点开始把一棵普通的松树与藏传佛教联系起来。第二，传说中有一个细节是主事喇嘛入定观察确定作为六臂护法的佛像留在了大松树里。六臂护法，即“大黑天，佛教护法神之一，梵文为‘摩诃迦罗’，藏语称‘玛哈嘎拉’，为大自在天或滚波恰朱巴的化身……礼祀此神，可增威德，举事能胜。此神由八思巴送入元朝宫廷，成为世祖以下历代崇奉之神。入明后，又辗转入满洲，多尔衮亦祀此神，在北京多处修玛哈嘎拉庙。显教谓其为施福神，祀之能得福德”[5]。所以，这又是藏传佛教与大松树杂糅的典型例证，使得实体松树有了“神”的存在，成为“松王成神”的主题。第三，西藏喇嘛朝觐五台山，本身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从11世纪后半叶开始，藏地高僧便至五台山朝礼。”[6]更有高僧留在五台山，如八思巴的弟子胆巴。“至元七年，与帝师八思巴俱至中国。帝师者，乃圣师之昆弟也。帝师告归西蕃，以教门之事属之师，始于五台山建道场，行秘密咒法，作诸佛事，祠祭摩诃伽剌。持戒甚严，昼夜不懈，屡彰神异，赫然流闻。自是德业隆盛，人天归敬”。⑥而且他传授的竟然是玛哈嘎拉秘法，可见这尊护法神的影响不小，在朝觐喇嘛中随身携带不无可能。由以上三点可见，杂糅着藏传佛教的松王爷的民间信仰的传说等社会记忆的积淀，逐渐使一棵不出名的大松树享受祭祀，成为民间信仰的一部分。和佛教一样，一个信仰延续下来要有灵验的事例，要有故事传说，还有庙、喇嘛，这些都是必须的，但是最关键的是故事传说。佛教传播聚的是人气，松王爷也是一样的。⑦
“社会记忆由人群当代的经验与过去的历史、神话、传说等构成，借由文献、口述、行为仪式（各种庆典、纪念仪式与讨论会）与形象化物体（如名人画像、塑像，以及与某些记忆相关联的地形、地貌等等）为媒介，这些社会记忆在一个社会中保存、流传”[7]。作为普普通通的植物油松，被赋予传说故事等社会记忆，便成为信仰和崇拜的载体。另一方面是在记忆的重构中加入了融合（如与藏传佛教的杂糅）的色彩，所以，“松王成神”绝非偶然。
在传说中，“神明世界和人间世界，乃是既相互区别又平行互补的世界体系。不过诸神拥有比人类更为强大的力量，它们凭借这种力量可以镇压人间的反乱，防止流行的疾病，捕捉鬼和恶人，使疾病痊愈，给人们带来各种‘利益’，这既是诸神最大的能力，也是它们的责任”[8]。松王爷在融合了六臂护法神、道教的三皇等元素之后更具有神格化。“观音的附体和鬼王的变身，使双方实现变换的是……活性化，而使神鬼两界的融合得以实现”[9]。而担任中间人的就是寺庙里面的藏传佛教的僧人和固定的仪式。神格化后的松王爷更加具有威力，有了中间人和信众的广泛存在把这份信仰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这也是信仰传播的一个特点。
（二）关于传说内容的分析
首先，从传说内容来看，松王爷首先是萨满的自然神灵崇拜的存在。在万物有灵的思想主导之下，山川、日月、动植物等自然现象或事物很容易就成为蒙古族的原始信仰的一部分。“最初的神灵因其不可把握性、神秘性而受到尊崇，又因其包含的危险而使人畏惧。后来，使人畏惧的‘翁衮’也逐渐地被赋予了神性，草木翁衮……等，升级为草木神”[10]。一棵几百年的大松树对于有着林木崇拜的蒙古族来说，会相信它是有灵性的，所以是作为敖包祭祀的对象来存在的。因为“在游牧—狩猎民族的观念中山神往往和森林之神联系在一起成为管理森林动物的神灵”[11]。在敖包祭祀中，敖包是作为神圣物的代表而存在，祭祀是出于对神山圣木的感激，也有祈祷牲畜生旺的意味。有文献记载：“阁前垒土七八尺。环栅为鄂博，每岁四月，八旗祭江河，对此行礼。‘鄂博’盖蒙古语也。”[12]在植物崇拜中，树木是作为生命力的象征而被加以推崇的，并融入到蒙古族原始信仰体系当中。史籍记载：“蒙古之庆典，则舞蹈筵宴之庆也，即举忽图剌为合罕，于豁儿豁纳黑川，绕蓬松茂树而舞蹈，直踏出没肋之奚，没膝之尘矣。”[13]这棵蓬松茂树就是崇拜的对象之一。对于松王爷来说，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和历史都说明它首先是蒙古族的原始崇拜与汉族民间信仰等融合的产物，然后才是佛教相融合的产物。当作为前者存在时，一方面它是符合民间信仰特征的，另外一方面则是与蒙古族的经济生活方式、文化适应的节奏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两方面又是相互影响着而存在的。其次，松王爷作为民间信仰又是蒙古族经济生活方式的选择和文化适应的产物。这是一个来自客观环境的普遍性因素。休谟曾经说过：“最初的宗教思想不是产生于对自然作用的沉思，而是产生于他们对生活事务的一种关切，产生于连续不断地左右他们精神的希望和畏惧。”[14]对于以游牧民族来说，温饱问题的现实威胁时刻影响着他们，出于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和祈求神灵护佑的理念直接导致了原始信仰的产生。因此，在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之前，萨满式的原始信仰占据着宗教生活主导性的地位，也随着产生了祭祀山神、祭祀敖包、祭祀天神腾格里等相应的象征性仪式和活动。在受到蒙古族信仰的地方，松王爷自然而然地被列入到原始信仰的体系中去，以至于现在也有不少的蒙古人到这里进行祭祀[15]。第三，松王爷是与藏传佛教融合的形式存在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松王爷的传说，虽然它的年代不确切，但是明朝中后期蒙古族开始大规模尊崇藏传佛教格鲁派，松王爷所在的准格尔旗当时就在俺答汗的统治范围内。俺答汗部落起于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准格尔旗与它比邻。与此同时，1579年修建的“甘珠尔庙”（即今呼和浩特市大召寺），⑧又于1585年修建了席力图召。此后，格鲁派开始向鄂尔多斯发展。并且，明末分别建立了王爱召（1613年，明廷赐名广慧寺）和准格尔召（1623年，清廷赐名宝堂寺），⑨而后者就在离松树墕村不到30公里。1649年，鄂尔多斯六旗组成伊克昭盟，此后清廷的的政策一直是“尊黄教以固蒙古”，这个政策伴随了清朝的始终。这样的背景，为松王爷与藏传佛教格鲁派护法神玛哈嘎拉巧妙融合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认为：“大传统是一个社会文化中的上层文化，由该社会中的精英分子所创造，是有意识、有传承的一种主动的文化传统；小传统则属于下层文化，是多数民众共同接受并保有的文化，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也就是所谓的农村文化，是一种习而不察的文化传统。”松王爷具有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色彩，是明末之后格鲁派本土化的例证，是这一地区适应蒙古民族化的例证。
当松王爷作为自然崇拜的神树来存在的时候，它是汉族和蒙古族群众共同的话语，因为它是可以保佑丰收、祈求风调雨顺的“树神”。松王爷的存在，尤其是作为格鲁派神灵个性的象征，是多元宗教、多元历史和多元生计方式融合的结果，这是其最大的特征，也是其不同于其它林木崇拜的一个特色。
注 释：
①指导老师：刘铁程，博士，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学研究院讲师。本篇论文受到2014年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行动计划立项支持，并且结项论文《“松王成神”——内蒙古准格尔旗松王爷的民间信仰调查》荣获兰州大学创新创业优秀论文三等奖。本文由部分结项论文整理而来。
②这里的说法是取自词语“扬眉吐气”的谐音，意思是指鄂尔多斯的四件有代表性的宝物让它名扬中外，这四件宝物是：羊绒衫、煤炭、稀土和天然气。
③这个传说是由笔者在实地采访调查时询问得知。
④笔者注：明朝成化、弘治年间。
⑤根据笔者实地采访得知，这个铜佛像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所信奉的一尊神，叫做六臂护法神（玛哈嘎拉）。
⑥《帝师胆巴碑》
⑦这部分由笔者在2014年8月2日、23日两次采访松王寺僧人久美师傅得到。
⑧《清史稿》卷五百二十五：“俺答许立庙，一在归化城，一在西宁，於是黄教普蒙古诸部。”
⑨参考自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第1册）第315—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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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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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文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