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雪蕾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都是对语篇进行的批评性研究。一些学者认为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是同一个概念，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因此，这两个术语在语篇研究中经常被交替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初学者对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产生误解。本文试图分析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过程和特点，从而对二者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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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语篇；话语；批评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
DOI：10.16083/j.cnki.-1296/G4.2015.02.058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2—0133—02
收稿日期：2014—09—21
作者简介：尹雪蕾（1989— ），女，云南昆明人。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用学，批评话语分析。
一、引言
对语篇进行的批评性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关注的是非文学话语，其中以新闻话语为主要的分析对象。“批评”是这类研究的核心，从词源学来说，“批评”有分析和评判之意。［1］对于“语篇”的定义而言，我们一般认为语篇是书面语，而话语是口头语。Crystal曾指出，话语是自然发生的口头语言结构，诸如会话、访问、评论等；语篇则指书面语言结构，比如论文、通知、路标等。但范·戴克则认为语篇是在话语中实现的抽象的理论结构。韩礼德把语篇定义为任何长度的完整片段，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2］语篇的批评性研究旨在通过对语言结构进行分析以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语篇的批评性研究中，一些学者一直使用术语“批评语言学”，如廖益清、辛斌；也有一些学者，如刘立华、张德禄、刘秀丽等在研究中交替使用“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我们也发现，随着语篇批评性研究的发展，一些学者，如王晋军、纪卫宁、李桔元等逐渐地倾向于使用“批评话语分析”来代替“批评语言学”。事实上，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之间是存在一定区别的，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传承与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二、批评语言学
批评语言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萌芽，随着《语言与控制》（Fowler，1979）一书的出版，该术语正式进入学术研究领域。《语言与控制》的作者将批评语言学定义为“语言学方法在调查语篇意识形态中的运用”。［3］批评语言学的语言学基础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通过对文本的话语进行分析，从语言的视角对社会中诸如歧视和不公平等问题进行研究。批评语言学将语言看作一个供选择的系统，将语篇视作语言使用者在形式结构和意识形态意义两方面共同选择的结果。［4］批评语言学建构了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例如，在一篇新闻报道中，报道者用不同的报道方式表达不同的含义：
例1：The police shot 100 demonstrators.
例2：100 demonstrators are dead.［5］
例1所包含的物质过程体现出报道者对警察的谴责和对示威者的同情；而例2所包含的关系过程则只是对既定事实的真实描述，没有掺杂报道者的感情色彩和意识形态。显然，第一种报道方式能够对读者的思想感情产生干预并施加影响，激起读者对警察的谴责和对示威者的同情，唤起他们对新闻事件的共鸣。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直接联系就是批评语言学的主要特征。
然而，在批评话语分析者看来，批评语言学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批评语言学强调话语在社会结构复制过程中的作用，但忽略了其改变社会结构的力量。话语是社会权利斗争的媒介，每一种社会权利都是通过话语来实施的，话语的改变就必然导致社会的改变。
（二）虽然批评语言学强调了语篇、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但它没能体现出话语参与者和分析者在语篇动态分析过程中的角色。
（三）批评语言学将语篇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直接的、一一对应的，即一种语言结构仅仅对应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意义。这是批评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之间最本质的区别。
（四）批评语言学对语篇的分析局限于词汇和语法层面，没有涵盖语篇结构中的意识形态意义，如互文性、修辞等方面。［2］
三、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是在批评语言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批评性话语分析模式。批评话语分析形成的标志是费尔克劳于1989年出版的《语言和权利》一书，在这本书中费尔克劳创造了“批评话语分析”这一术语。批评话语分析在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继承了批评语言学的批评内涵，其关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语篇及与语篇生成有关的社会问题。［1］
批评话语分析吸收了社会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理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理论基础多样性和跨学科性的话语分析模式。［5］由于对文本进行分析时所依靠的理论侧重点有所不同，在批评话语分析内部形成了以费尔克劳为代表的话语实践派、以范·戴克为代表的社会认知派和以沃达克为代表的话语—历史分析派等不同的流派。［6］ 其中，费尔克劳被认为是批评话语分析界内“最有影响力的从业者”。［7］ 他认为语言是由社会形成并决定的。基于系统功能语法，费尔克劳建立了话语和话语分析的三维模式。他把话语看作一个三维概念，包含语篇（语言学分析的对象）、话语实践（语篇的生成、传播和接受）、社会实践（话语复制的权利和意识形态）。在对话语进行批评时，批评话语分析注重话语生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对语篇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包含三个步骤：（一）描写语篇的语言结构特征；（二）阐释语篇与交际过程的关系；（三）解释交际过程和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
批评话语分析也受到了其他学科学者们的批评。如Stubbs就认为分析者在对语篇进行分析之前就已经知道他们想要发现的不公平现象是什么了。Widdowson也指出批评话语分析对文本所做的分析实质上带有分析者的主观观点。Toolan认为批评话语分析想要引领的社会变革不会因为对话语进行分析就能够实现。Stubbs还指出，批评话语分析的数据收集和文本分析都是零散且缺乏权威性的。［5］
四、结语
虽然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这两个术语经常被交替使用，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使用批评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已经有了要替代批评语言学的明显趋势。这也表明，批评话语分析经过20多年的发展，较之批评语言学已有了明显区别并形成了自身的优势。但面对各方面的批评，批评话语分析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需要后辈晚生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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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晋军.会话中问句的批评性分析［D］.厦门大学，2004.
［2］李桔元.广告语篇中的意识形态——批评话语分析［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3］E.Steiner.The Concept of Context and the Theory of Action［A］.In P.Clinton（ed.）Language and the Nuclear Arms Debate：Nukespeak Today［C］.London：Frances Pinter，1985.
［4］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5］田海龙.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J］.山东外语教学，2006（2）.
［6］王泽霞，杨忠.英语新闻话语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研究［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3）.
［7］H.Widdowson.Text，Context，Pretext［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8］廖益清.批评话语分析综述［J］.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1）.
［9］辛斌.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J］.现代外语，1996（1）.
［10］刘立华.系统功能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回顾与前景展望［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2）.
［11］张德禄，刘秀丽.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词汇语法［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12］王晋军.CDA与SFL关系分析［J］.山东外语教学，2002（6）.
［13］纪卫宁.批评话语分析视野中的预设研究［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