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纪亚光
毫无疑问，带有深深自恋味道的“任性”，是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冲突的火药桶。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下“任性”的社会心态，又何尝不是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机遇呢？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任性”的内耗力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从而保证社会既充满活力，同时井然有序。
近来， “任性”忽然成为热词。其源头，据传是一则社会新闻：刘先生购买保健品，上了骗子的当，前后给骗子汇款50多万元人民币。吊诡的是，刘先生被骗到7万元的时候，已经发现被骗；而骗子在骗了30万的时候，也已骗到了技穷手软。这幕我明知你骗我、但我偏要让你继续骗，已无法再骗、但还要硬着头皮骗下去的闹剧一经披露，便引起网友一片惊呼， “有钱就是任性”由此蹿红网络。随之，一则“喝酸奶不舔盖”的漫画将“有钱任性”由“人傻钱多”的小众推向人人皆可为的大众生活之中。 “任性”一旦挣脱小众的束缚而与大众结合，便迅速突破“钱”的桎梏，衍生出“有权任性”“有颜任性” “广场舞大妈任性” “过马路任性”等相关专有名词，如幽灵般在社会的每个角落恣意游荡。
当“任性”成为社会大众的口头禅， “任性”一词便超出其原有意蕴而折射着当下社会的一般心理状态。这其中，既有对“有权”“有钱”者恣意妄为的不满情绪，也有面对现实无奈自嘲的苦笑味道，还有跟风而动的随性表达。“任性”的如此种种多重面向，使我们不能不透过其表象，去思考其热传的深层动因，进而去理解和判断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及其走向。“任性”具有鲜明的单向度特征
“任性”的本意是“纵任性情，不加约束”，在古代汉语中含有本性率真、不拘小节的意味。《后汉书·马融传》载： “善鼓瑟，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旧唐书·高祖纪》载： “高祖……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苏轼在《寄净慈本长老》一诗中以“何时杖策相随去，任性逍遥不学禅”畅抒胸意。李鸿章也借用苏轼的诗抒发情怀，发出“清诗咀嚼那得饱，任性逍遥不学禅”的感慨。
及至现代，所谓“任性”，一般指人在心智尚不成熟的幼童时期，对自己的需要、愿望或要求毫不克制，听凭秉性行事，进而抗拒、不服从外来管教，令其监护者无可奈何，于是放任自流，导致任性的形成。著名诗人顾城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写道：“也许／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我希望／每一个时刻／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
当下为社会热用的“任性”，是由如上本意衍生而来，其用词的内涵在不同的语境下也既有率性而为、又有恣意放纵的意思，与其本意并无绝对的转变。如“有钱任性”热传之源的刘先生，其任性，就是不顾及自身现实利益的损失，一定要将骗子绳之以法的率性行为。而2014年12月中国乘客大闹亚航事件，则属于不顾及他人存在和利益而恣意放纵的行为。
显然，单就当下每一个具体的“任性”行为及“任性”表达进行评析，无法说明当下的“任性”与以往有何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用其中一个具体的“任性”行为来对其进行“对”与“错”、“是”与“非”的评价。换言之，我们既不能单纯用诸如中国乘客大闹亚航等具体事件来说明“任性”的可恶和可怕，也不能用刘先生任性擒骗子来说明中国社会“任性率真”的风尚正在复苏。实际上， “任性”的大热本身，才是与以往“任性”的真正不同。在以往，“任性”一般用于个体，多指心智不成熟的孩子，而当下的“任性”则成为一种社会风潮，反映着当下社会的一般心态。
从个体与社会差异的视角来审视当下的“任性”，我们不难看到，当下的中国社会，正沿着从自我出发并走向自我的单向度向未来延伸。
“单向度”这一概念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代表马尔库塞于1964年发表的力作《单向度的人》，指在横向上只有一个方向，在纵向上只有一个深度，表现为扁平化的特征。在马尔库塞看来，单向度的人总是处于一厢情愿的假设与幻觉之中，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而在实际上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马尔库塞认为，单向度人的形成，是现代工业文明以技术经济统治人类社会的产物。
当下中国社会“任性”的种种表现，虽与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单向度”的特征十分明显。无论是“有钱任性”、“广场舞大妈任性”，还是大闹亚航事件，以及近年来网络世界“左”“右”对峙、以偏概全甚至互相谩骂的现象，都表现为从自我的主观意愿和态度出发，而不能以客观、全面、理性的态度去思考、判断、分析和表达，表面上显得个性十足甚至咄咄逼人，但实际上恰恰是批判和创新能力的缺失。
当然，作为社会心态而表现出来的“任性”，绝不会仅以单一的面相呈现出来。其单向度的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不屑作利益最大化选择”的理想主义价值取向。如前述顾城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所要表达的就是“想涂去一切不幸”、“画下许许多多快乐的小河”的美好心愿。
“任性”是迈向现代社会的产物
当我们探求“任性”这一社会心态从何而来时，我们可以发现，它不是从天而降的暴雨，而是奔流而至的现代化大河的产物。
据《人民论坛》杂志社2012年S月启动的“国家级难题”调查与分析显示，前三项“国家级难题”分别为：“腐败多发高发，反腐不力亡党亡国，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贫富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如何科学分配好蛋糕”；“如何让底层公众买得起房、看得起病、上得起学”。这三项得票率分别为l00.00%、97.16%、86.75%。前十项国家级难题中的八项集中于政治和社会领域，其中四项难题直指公权力行使失范。
《人民论坛》杂志社据此指出：要实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亟需迎头赶上，而规范公权力是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调查开展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30年之后。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角解读如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当下中国社会已进入后经济现代化追求时期，政治、文化与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任务已异常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
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实现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自19世纪60年代开启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已有150多年的历史。纵观这一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经历了多次起步、中断与再起步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如上的每一次现代化追求，总是以经济现代化开启，进而逐步深化到政治、文化与社会层面。晚清民初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追求，就是由经济层面的洋务运动起步，走向政治层面的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进而发生文化层面的新文化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追求也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揭开大幕，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推进到政治层面，而“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是力图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既往中国现代化的追求，均将主要目标放在经济层面，而政治、文化层面的现代化追求则是经济变革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是急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发现代性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但是，具体到中国，当我们回首既往的现代化追求，可以看到，经济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受到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等因素的束缚与影响而开始衰落，政治变革的呼声与思想文化的纷争便会表现得异常激烈，原有的社会共识由此破裂，社会稳定的根基也因此动摇。这一点，在晚清民初的早期现代化追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57年之后中国“左”倾思潮的泛滥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也与政治与文化层面的剧烈变革息息相关。
当前，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追求正在进入后经济现代化追求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判断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聚焦于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举措，表明我国已经对后经济现代化阶段所面临的新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并着眼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着有步骤的、积极的应对。而“任性”的流行，正是这样剧烈而深刻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变革在社会层面的心理反应。在国家主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执政党和政府的判断与举措固然最为关键，但社会心态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疏导公众舆论，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是当前中国规避“后经济现代化阶段”风险所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问题。多维度社会的构建
毫无疑问，带有深深自恋味道的“任性”，是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冲突的火药桶。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下“任性”的社会心态，又何尝不是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机遇呢？正如一个孩子的任性是其自我存在感的极端表现一样，当下中国社会的“任性”，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公众自我存在感的增大与自我利益诉求的增强。广泛的社会觉醒，恰恰是构建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实际上，当下的“任性”是一把双刃剑，用好的话，它可以披荆斩棘，开拓新路；用不好的话，也可能自伤筋骨，前功尽弃。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任性”的内耗力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从而保证社会既充满活力，同时井然有序。十八大以来， “中国梦”的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均为积极整合人心、凝聚力量以促使中华民族共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积极举措。
当然， “中国梦”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离不开具体的途径与方法使其落在实处。就此而言，建设法治中国与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的意义与价值尤其值得重视。
“任性”是自我意志的极端表达与欲望的绝对满足。其问题不在于有自我意志和内在欲望，而是自我意志和欲望没有边界。法治社会首先保障每一个体的基本权益和利益，同时预防和惩戒为了满足自我意志和内在欲望而对他人、社会与国家造成损害的行为。可以说，法治社会是使人与人既保持自由与独立又彼此联结在一起的空间。在这里，它给予每一个体应有的自由，赋予每一个体应有的权利，同时，也束缚每一个体于法的框架之内。显然，多维度的法治社会的建立，是改变单向度“任性”社会的基础。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正是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着眼于顺利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采取的重要举措。这是我们不论遇到多大困难与挑战，也必须要坚持和发展的正确方向。
同时也要看到，社会千差万别、纷繁复杂，法律可以为其确定底线与框架，但无法解决全部问题。以法治为基础，以文明为导向，确立社会共识，对于建立繁荣有序的社会而言，也是必要的。
在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文化与生活方式差异大且社会剧烈变迁的当代中国建立社会共识，对于差异的承认与尊重，显然是首先要树立起来的。
“任性”所带来的社会扁平化，就在于其缺少对差异的尊重，不能发现差异所带来的价值，从而将自己束缚在狭小的自我空间之中，难免在固步自封中走向平庸。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可以说，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基本特点就是差异性。差异创造了美，创造了人类社会。正因为有差异，自然界才色彩缤纷，人类社会才活力无限，不断推动文明进步。
发掘差异的内在价值，平等对话是有效的方式。一个拥有自信个体和互信群体的社会，无疑是令人向往的美好目标，也是社会繁荣有序的标志。平等对话，是树立个人自信与社会互信的基础。“信”字本身“人言有信”的部首组成便昭示着对话交流与信赖形成的内在关联。在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中，作为个体的人可以通过比较，发现自身的优点，进而有助于获得自信。同样，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也有助于在差异中看到共同点，建立人与人的互信。所谓社会共识的建立，就是在这样平等、畅通的对话与交流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对话交流的双向、多向互动，是扭转“从我到我”单向度“任性”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当然，我们也注意到，通过网络等多种渠道进行交流，也是“任性”社会表现出来的特征。在这里，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站在平等的立场上进行对话与沟通。换言之，有助于自信与信赖形成的对话，是不以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为前提的，而是以充分、坦诚地交流、沟通为目标。相反， “任性”社会的对话，是在以已是为是、以己非为非的前提下输出自己的观点。其结果，必然会遇敌无数，对骂横行，造成社会裂痕不断扩大甚至断裂。
搭建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平台，对于促进互信社会的形成，也是必要的。在这方面，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值得关注。一般而言，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具有政府的刚性管理所无法替代的社会建设功能。以其为载体，搭建社会公众平等对话与合作平台，对于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形成社会共识、激发社会所蕴含的巨大建设能量有着积极的作用。具体到中国，由于中国社会长期以家庭为本位，缺乏建设社会组织的传统和习惯，对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重视不够，中国社会组织的建设工作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开展。在当前中国进入“后经济现代化”阶段，社会建设任务已经异常艰巨地摆在面前的情况下，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的建设亟待加强。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大以来，社会组织建设已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提高社会组织的工作能力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予以高度重视；十八届四中全会也将“加强社会组织立法，规范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作为依法治国的工作内容。当下中国社会“任性”现象的出现，进一步彰显建设现代社会组织任务的必要性、重要性与紧迫性。尽快落实十八大以来所明确提出的建设社会组织的构想，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