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淼榕 何雪松
摘 要：本文是对David Howe教授所著的《Attachment Theory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书中文译本的评论。本文归纳了该书的中心思想，即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必须理解与评估案主混乱的社会关系的起源和本质，而依恋理论是一个有效的理解的工具。本文从知识观的转向、实践的关系取向回归深入讨论了该书对社会工作实务的启示与意义，进而提出在理解案主童年一成年发展路径时应超越依恋理论，考虑社会结构因素。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社会工作依恋理论理解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828(2015)02-0120-05
DOI: 10.3969/j.issn.1 672-4828.2015.02.013
章淼榕，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何雪松，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7）。
随着社会工作的不断专业化与行政化，越来越正式的惯例、指引压制了专业人员对案主的兴趣、觉察和敏感，从问题到解决方案的直线思维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扭曲了社会工作这一专业“对人感兴趣”的本质。《依恋理论与社会工作实践》（《Attachment Theory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一书源于对这一现象的忧思。借助于依恋理论与发展视角，作者David Howe教授提醒一线社会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儿童家庭服务的工作者，重视社会关系中非理性的情感因素，探究关系史与关系现状之间的连续性，从而洞悉案主混乱或者失调的情感关系的性质与起源。全书分为十六个章节。前六章为理论基础，重点介绍Ainsworth的经典依恋分类系统：安全型、不安全一回避型、不安全一矛盾型或反抗型、不安全一混乱型、无依恋。后十章关于依恋理论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其中作者特别花费了七章笔墨，详尽透彻地阐明童年不安全依恋经验与成年期混乱的社会关系（与父母和家庭、同伴、自我、社会、伴侣、子女）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因为作者坚信，只有对服务对象理解和评估到位，才能提供人性化的专业服务。本文将从知识观的转向、关系取向实践的回归探讨本书对社会工作实务的启示，进而提出应超越依恋理论，从宏观的视野理解童年一成年发展路径的连续与改变。
一、知识观的转向
早期的社会工作知识观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强调客观理性与科学化。然而，在真实的社会工作实务现场，对问题的解决需要以厘清问题情境为前提，而具体的问题情境又总是复杂的、多变的，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实证主义知识观提供的客观知识无力解决社会工作者现场的情境性问题（安秋玲，2013: 96）。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知识观日益兴起，无论建构主义还是诠释主义都一致强调知识的差异性与多元化。美国学者Michael Polanyi创造了“个人知识”这一术语，认为“证明我们并不由关于我们自己的个人主张构成的主张”（波兰尼，2000: 391）是徒劳的。他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称为“默会知识”( Tacit Knowledge)。默会知识与实践的智慧之间具有某种内在联系，而理解和实践的智慧具有相同的对象领域，它们之间的差异只在于：实践的智慧与作为行动者的我相关，它告诉我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而理解是对他人的行动做出道德判断（郁振华，2003: 24）。换句话说，默会知识有利于“理解”。知识观的转向撼动了以“科学”标榜的客观性知识在指导社会工作实践方面的唯一性地位。社会工作者开始专注于探索以海纳百川的方式形成更具综合性的解释框架，并用之进行复杂的理解与有效的实践(Brian Rasmussen，Dan-iel Salhani，2010: 222)。David Howe教授主张社会工作者应当学习并精通依恋理论与其他发展心理学理论，知晓童年经验对生命周期的影响，以及因个人关系史而产生的不同的人格与行为表现。那么在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就能自然而然地以发展的眼光理解并接纳案主当前混乱的关系和失常的行为。随着专业性容忍的养成，他们将越来越善于把握实践的方向。David Howe教授说“也许我们最易低估的社会工作技巧就是理解”、“持续的理解有助于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在一起’，不放弃”(David Howe，2013: 222)。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将依恋、精神动力学等发展性理论均视为影响与指导社会工作实践的一种默会知识。
二、关系取向实践的回归
通读全书，我们不难发现：在任务中心式( Task-Focused)助人实践日益盛行的今天，作者在积极倡导关系取向(Relationship-Based)实践的回归。他甚至下了如下结论：既然自我及其主要属性（包括人格、自尊、效能、信念、情感状态和行为）都根植于关系内部，假如所有企图处理那些源自社会环境中的行为和情感（Hollis称之为“人在情境中”，1964）的尝试，没能嵌固于这样一种深层次的理解，即关系取向的思考与实践应成为专业活动的主要方面，那么它们充其量只是荒谬可笑并有严重疏忽的(David Howe，1998: 50)。毫不夸张地说，关系取向是社会工作的重要传统之一，比如个案工作中最早提出的“真诚、共情、无条件接纳”原则正是对专业关系的描述。从心理社会理论视角看，关系取向目前已扩展至社会工作实践的八个层面：1．评估；2．作为开展未来工作的基础；3．帮助那些遭遇与自我、他人及社会环境相关困难的人；4．帮助、支持和关心那些脆弱的、依赖特殊服务的人，为他们谋取福利；5．为那些在评估服务与资源时遭遇歧视或困难的人倡导及调停；6．在过渡或危机时刻作为一种方法去接受、容纳焦虑情绪；7．作为资产建设的基础；8．见证并报告社会弊病( Social Ills)对服务使用者生活的影响(Pamela Trevithick，2003: 166-167)。这意味着，工作者不但应擅长用关系取向的理论框架去理解案主，还应善于将这种理解与服务结合起来。
显然，本书正是围绕“关系取向的思考如何在社会工作评估中得以践行”这一中心议题展开，完成了第一步骤——“理解”案主。在接下去的介入过程当中，关系取向的核心便是建构专业关系。作者在对专业关系有限的论述中，摆明了观点——专业关系的质量与状况，对于那些长期缺乏优质社会资源与积极关系网络的案主而言，发挥着独特重要的支持作用。书中最后一章谈到，在以“将脆弱儿童置于公共照顾之外”为目标的项目中，一些用心但不合格的工作者提供了最为成功的家庭服务。他们取胜的关键并不在于技巧高超，而在于高度的支持性。换句话说，他们担当案主的“安全基地”角色，开展了“普通而足够好的社会工作(Ordinary Good-enough Social Work)”( Gillian Schofield&Kate Brown，1999: 31)。除了支持性之外，作者也意识到专业关系的反身性特点，“社会工作者带着自己的关系史，与案主形成专业关系。他们的这些关系影响着评估与实践，对此进行反思是正确并合理的”(David Howe，2013: 222)。精神分析学派创造了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这一术语说明案主对工作者的潜意识产生影响的效应。一般来说，案主越混乱，则越倾向于采用心理防御机制（否认或摒弃引起巨大痛苦的部分自我），工作者就越可能因不堪重负而无法实施有效的援助(Dick Agass．2002:129)。因而关系取向的社会工作同时也必须是一种“反思性实践(Reflective Practice)”。反思性实践涉及在自我层面对反移情加以处理，通过发展自我理解，更好地提供关系取向的服务。随着时代的发展，脱胎于心理社会理论的关系取向实践逐渐与反压迫、建构主义、赋权等现代思潮整合在一起，更加推崇专业关系中双方的平等地位，必将引发对助人活动更为深入透彻的反思。
三、关于童年——成年发展路径的思考
为了更好地理解案主，我们有必要循着David Howe教授的足迹，深入分析童年一成年的发展路径。显然，对发展路径连续性问题的讨论建立在毕生发展观之上。依恋理论揭示：生命早期所遭遇的不利处境更可能延续至成年。假如成长环境，特别是关系环境保持固定，“依恋关系的内部工作模式这一概念显示婴儿的早期依恋经验最终转变为内部表征”，“尽管这一模型可能被后来的关系所修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模型通常变得更为固化、不易改变”(David Howe，2013: 73-74)，因而个人在生命历程中更可能呈现出情感、行为和成就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甚至可能跨代，“当父母在子女身上再造自己的童年关系经验时，就会发生表征模型、依恋经验和关系模式的代际传递”(David Howe，2013: 183)。其实发展轨迹是连续的还是会发生改变取决于个体与环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若后期出现转折性事件，并且个体善于把握机会的话，拥有相似童年遭遇的个体的发展路径将会在某一时间点上出现分岔。通常而言，分析童年一成人发展路径采用三大类模型：直线模型、偶发事件模型、相互作用模型。直线模型多应用于透视童年剥夺或创伤的长期后果，它假设无论后期发生什么正向事件，都无法改变早期不利的消极影响。相反，偶发事件模型重视个体希望改变的意愿与行动，认为这种能动性足以修正原本的人生轨迹。相互作用模型则是直线模型与偶发事件模型的中和，它充分认可固有的先天因素导致了人生轨迹趋向稳定，同时强调改变的关键在于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应该对这种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开展研究(Jane D．McLeod&Elbert P，2003: 396-397)。依恋理论与发展路径模型有助于我们大致理解：早期处境不利为何通常导致后期混乱的社会关系、糟糕的生活，以及“例外”产生的可能性。然而这一模型尚不够详细深入，并且停留在个体特征、关系等微、中观层面，忽视宏观社会性因素对个体发展的推动或制约作用。David Howe教授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一“贫困、社会孤立以及冲突造成的压力也进入了关系的方程式。儿童期受到虐待与之后的贫困生活经验相结合，增加了个人成为施虐父母的可能性”(David Howe，2013: 178)。可见，除了依恋理论之外，我们需要借鉴更为牢固、深厚且广阔的理论框架。
Mills的“社会学想象力”为深入研究童年一成年发展路径的连续与改变提供了不小的启示。所谓社会学想象力，“它是这样一种能力，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二者间的联系”（米尔斯，2012：5-6）。由此，我们引入生命历程理论。该理论源于Elder《大萧条的孩子们》-书，强调个体发展与历史中的时间和空间之间的关联，阐明了几大基本观点，其中包括历史与社会因素对个体发展的制约作用及其发生的时间性，以及个体的选择与行动在建构生命历程中的重要地位。个体的选择与行动逐渐发展为能动性(Agency)概念。近年来，生命历程理论越来愈热衷于研究社会结构与能动性的交互作用如何形塑个体生活，特别是人生劣势／优势积累（不平等）机制的形成，便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并解释童年一成年发展路径的连续与改变。对人生劣势／优势积累（不平等）现象的察觉来自Merton对科学界马太效应，即科学成果荣誉的不平等分配现象的阐述。Blau和Duncan在《美国的职业结构》中所提出的劣势／优势积累指的是受到社会地位这一“顽固变量”直接或交互影响所产生的效应，意味着经济社会资源不同导致了群体间的差异(Thomas A．DiPrete，Gregory M. Eirich，2006：293)。同样地，Peggy在研究应急状态下个体能动性时发现：精神健康良好的人通常具有更优质的应对资源，因而能够更充分地发挥能动性。而应对资源的多寡、优劣与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息息相关。可见，对劣势／优势积累（不平等）的分析和理解必须置于包括社会地位在内的宏观背景下加以考量。
毫无疑问，劣势积累进程从早期处境不利（如健康状况不良、贫困、家庭不稳定）开始，开端不良以及导致开端不良的环境因素维持不变，带来人生轨迹持续低迷的连锁反应：受教育程度低、职业地位低、家庭收入低…．，最终导致各种身心疾病高发、生活困窘。然而，劣势积累效应未必是一种宿命，比如有研究证明，向上的社会流动消除了童年困苦对成年健康的影响。在机遇与转折面前，个体能动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Gecas将自我效能，即我们对自己的效能与控制能力的信念，作为能动性的核心因素。那些自我效能感高的人能够更有效地朝着预期的方向去塑造环境与人生( Viktor Gecas，2003，384)。事实上，对那些早期不利的个体而言，能动性先是影响着他们如何解释与评价这种不利的经验，而解释的基调乐观与否是维持成年期的健康、优化后期的生活机遇的关键所在。据此，Markus等提出了“生平结构化”(Biographical Structuration)的概念，即个体的过往经历对其现在和将来的生活机会的限制性影响。Hitlin和Elder将对人生轨迹施加影响的努力称为“生命历程能动性”( Life ICourse Agency)。这一能动性往往体现在那些“大的”，决定新发展路径的时间和顺序的人生选择当中(Steven Hitlin&Glen H. El-der,Jr.，2007：184)。那么，能动性如何在结构性限制的机会空间内影响个体的人生轨迹呢？Hitlin和Elder利用社会心理概念建构了右图所示的能动性测量模型(Steven Hitlin&Glen H.Elder,Jr.,2006: 47)。模型表明：善于计划的能力影响能动性的发挥，而能动性由自我效能及乐观精神两大面向构成。可见，支撑这一模型的理念与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能动与结构的二重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四、小结
随着当代知识观的转向，社会工作者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每一位个体及其所处的环境都是独特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我们必须放下“专业人士”的自诩，突破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杜绝程式化、功利化的影响，推动社会工作实践回归“关系取向”，实现返璞归真。因而，我们应借鉴包括依恋理论在内的更为丰富的发展视角，去深刻、准确、全面地理解服务对象，理解他们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并且将这种理解付诸更有效的社会工作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