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开艳
截至2013年底，上海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有5140家，北京有8000家，而美国硅谷的类似高新技术企业则超过1万家。德勤公司2013年公布的《亚太地区高科技高成长企业500强》中，上海仅有10家企业上榜，北京有51家，两地差距十分明显。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国家战略的需要，也是上海自身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应立足于市场化，强调开放性、协同性和示范性。与国际知名的科技创新中心相比，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还需进一步突破五大瓶颈性问题。
要素集聚度不够，整合效应不强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创新资源和要素的集聚地和配置中心。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在创新资源的绝对拥有量上具有一定优势，但是资源的集聚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资源的整合协同仍需进一步加强。
第一，高水准的科研机构数量偏少，高新技术企业整体规模不大。
截至2013年底，上海的国家级创新平台超过130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40个，国家工程实验室7个；而北京则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1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38个，分别是上海的2.8倍和5,4倍。
同样截至2013年底，上海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有5140家，北京有8000家，而美国硅谷的类似高新技术企业则超过1万家。德勤公司2013年公布的《亚太地区高科技高成长企业500强》中，上海仅有10家企业上榜，北京有51家，两者差距明显。
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水准科研机构数量和规模偏小，说明创新主体、创新要素的集聚度不够，因而不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
第二，研发投入强度仍需提升，结构仍需优化。
2013年，上海的研发投入强度（R&D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为3.6%，深圳超过4%，北京则超过6%。另外，从R&D经费支出的活动类型上看，尽管上海的基础研究占比从2007年的约5.4%提高到了2013年的约7.1%，应用研究占比从11.74%提升到13.14%，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研发经费的支出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例如2008年，相关国家基础研究在R&D经费中的占比分别为：美国17.4%、法国25.4%、意大利27%、日本11.9%和韩国16.10/0；应用研究占比分别为：美国22.3%、法国39%、意大利45.6%、日本22,7%和韩国19.6%，均远高于上海的相应水平。
第三，总部经济集聚度偏低。
上海离全球研发总部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截至2013年底，在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有366家，其中世界500强有120多家，分别占全国的1/4和1/3。但这些研发中心的研究领域并不完全体现最新理念的前沿技术，并且目前的研发中心数量仍然相对偏少，难以形成技术创新的平台经济。
据罗兰·贝格咨询公司调研分析，欧美中国公司在选择亚太地区总部时，新加坡和香港是首选。基于中国市场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上海正逐步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选址最具吸引力的内地城市。但是与新加坡和香港相比，上海设立地区总部的条件最为严格，投资门槛也最高，尤其是税收政策和监管体系的缺陷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海对跨国公司总部的吸引力。例如，上海对外企征收24%。30%的企业所得税，大大高于新加坡(17%)和香港(15%0/0—16.5%)；对外籍员工征收的个税最高达45%（新加坡最高20%，香港最高17010）。
此外，国内新兴产业的龙头企业总部也较少设在上海。如互联网行业中百度公司总部在北京，阿里巴巴总部在杭州，腾讯公司总部在深圳。
第四，创新资源的整合协调机制乏力。
创新资源的绝对量、聚集度是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基础性条件。在创新资源的数量和聚集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创新资源的整合协同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而这恰恰是上海需要着力突破的关键性瓶颈之一。
2013年，在全国科技进步环境指数排序中，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居前7位；科技活动投入指数排序中，上海、江苏、天津、北京、浙江、广东、山东居前7位；科技活动产出指数排序中，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陕西为前6位；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排序中，天津、上海、北京、江苏、重庆、四川、广东为前7位；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排序中，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福建、辽宁为前7位。上海在环境、投入方面居全国首位，并且多年来一直保持这一地位，但是在产出、产业化水平以及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始终未能名列榜首，一定程度上说明上海在资源整合方面缺乏有效机制，资源协同效应不够，未能充分发挥其潜力。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评价激励机制滞后
第一，高端人才数量不足，国际化人才比例偏低。
截至2013年底，上海两院院士人数为165名，累计498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同期北京的相应数据为758人和909人，分别是上海的4.6倍和1.8倍。
与全球知名创新中心相比，上海的国际化人才比例相对偏低。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 “中国是从13亿人中选人才，而美国则是从70亿人中选人才”。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大国，中国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但中国的绿卡被称为是“世界上最难拿到的绿卡”。自2003年正式实施绿卡制度以来，中国十多年下放的绿卡数量仅5000多张，年均发放400多张。而美国一年发放的绿卡数量就达100万张，网罗了大批优秀人才。目前，上海常年在沪的外籍专家数不足10万，高端人才和国际化人才的比例仍然偏低。
第二，工程技术类人才的本土化培养需要加强。
高端人才、国际化人才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言，这一点在相关政策上已有较多体现。例如，现阶段上海的科技人才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高端人才方面，十分关注领军人才的引进。但是另一方面的事实也不容忽视，就是无论多么前沿高端的科技活动，最终其工程化、商业化都还必须依靠大量工程技术性人才，包括一线技术工人的合作。
调研表明，目前上海许多技术类工种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尤其是本土化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数量严重不足，极大地制约了创新活动的开展以及创新型产业的整体发展。技术型人才的培养需要较长时间的一线实践，甚至需要面对面严格的师徒相授。上海高昂的生活成本难以留住优秀的技术工人，本地年轻人由于职业选择面宽大多不愿从事技术性工种，致使优秀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重金难求。
第三，企业家人才严重不足。
与本土化的工程技术类人才不足一样，上海的企业家人才数量也十分匮乏。但是与技术专业型人才不同的是，企业家人才的特质在于其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难以通过专业化的教育培训获得，而是自由、开放、公平的商业环境长期熏陶的结果。上海缺乏行业性的龙头企业尤其是本土化的龙头企业，与上海城市文化中企业家精神的严重匮乏密切相关。
第四，人才管理的“行政化”和“官本位”倾向突出。
人才尤其是创新型人才需要有充分的自主性和自由空间。但是目前人才管理的“行政化”和“官本位”倾向仍然较为严重，“研而优则仕”普遍存在。优秀科技人才尤其是体制内的优秀人才做出成绩后，常常会被上级行政部门任命某个行政职务，进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接受，必然会被繁琐的行政事务缠身，无法专注于技术创新工作；如果不接受，由于创新资源分配的行政化倾向，又很难获得相应的创新资源。另外，将优秀的人才纳入行政组织体系，就使其难以享受市场化的薪酬收入，甚至在国际合作中还会受到出国频次和时间的限制，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创新的活力和动力。
第五，人才的评价、激励机制较为滞后。
一是评价机制不够多元化。创新是一个动态的多阶段过程，不同阶段、不同形式的创新活动具有不同的特征，因此相应的评价标准也应不同。对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转移、科研服务、软科学研究、艺术创作等不同活动的人员，应采取不同的、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探索“同行评议”、“第三方评价”、“国际评价”等评价办法。二是激励力度不够。尽管上海制定了各类人才计划，但是大多数计划的支持力度还停留在l0年前的水平，与南京、苏州等周边地区相比有较大的落差；创业政策支持力度也不及周边城市，致使优秀人才不断流失。三是激励对象需做相应调整。上海目前对人才的支持更多地体现在诸如“千人计划”之类的高端人才身上。但是大量海外高端人才并非全职在上海工作，这导致大量创新资源的浪费。上海对真正扎根上海的本土人才的激励力度却相对不足。另外，目前对人才的激励更多地体现在个人身上，对于创新团队的激励不足，不利于合作创新活动的开展，也不利于激发出创新的协同效应。
科技创新的服务体系不够完善
创新需要多种资源的共同协作，但这种协作通常不会自动自发地产生，往往需要各类科技服务机构的润滑剂、疏通剂、加速器等功能的支持。目前上海在科技的金融服务、教育服务、科技成果交易与转化服务、风险投资服务等方面还比较滞后，科技创新的服务体系仍不够完善。
第一，科技金融支持不足，缺乏市场化的风险投资机制。
上海的金融资源丰富，但是为科技创新、创业服务的金融资源并不充实。从创业投资规模上看，2012年上海获投企业的数量和金额分别为113家和152.4亿元，同期北京的数据是236家和219.7亿元，美国硅谷地区的创业投资金额则高达65亿美元。
在科技银行发展方面，上海成立了硅谷银行，一些银行也开出了科技金融特色支行，但是业务进展缓慢，覆盖面有限，未能发挥科技银行应有的作用。例如，2011年成立的浦发硅谷银行，至2012年底仍未开展贷款业务。而与浦发硅谷银行几乎同时成立的硅谷银行伦敦分行，至2013年1月已拥有100多家私募基金客户和创业投资客户，贷款余额超过1.6亿英镑。
从分散创新风险的角度看，创新活动的主体应当尽可能多元化，创新资金的来源也应当尽可能多元化。对比这种多元化的目标，上海还有较大差距，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市场化的风险投资机制，政府主导的创新主体培育、筛选机制对市场存在一定的挤出和抑制效应，风险投资培育和筛选创新项目和企业的功能缺乏。
近年来，上海新募集的创新资金总额一直领先于全国，但是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数量、资金额度等方面均低于北京。风险投资行业的整体发展缓慢，面临着资金来源单一等困难。目前，参与PE、VC的资本主要是大量的散户，散户市场的短线明显，与科技创新的高风险、长周期特征不相匹配。
第二，科技教育、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实力不足。
在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组织公布的2013~2014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中，邻近美国东部128公路高科技园区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波士顿大学分别位列第2、第5和第50位，邻近硅谷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排名分别为第4和第8位。而上海目前还没有一所高校跻身该排行的前200位，高校等科技教育机构与科技园区的联系程度也不够。
另外，尽管上海有以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技术交易所、科技咨询与评估机构、创业服务中心等为核心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服务组织，但是这些中介组织多由政府主导，真正市场化、社会化的服务机构不多，有实力有竞争力的更少。2013年，上海技术合同总金额为620.87亿元，远远低于北京的2851.2亿元。缺乏技术创新与市场之间的有效联结、技术创新脱离市场，研发管研发、市场管市场，评管评、用管用，创新不同环节的不同力量难以有效整合。这是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需要着力突破的关键性瓶颈之一。
第三，对科技服务业的认知不足，激励扶持政策针对性不强。
目前，科技创新体系中重科学研究、重技术创新、轻科技服务的认识依然存在，科技服务业的整体发展缓慢。一是科技服务业的行业统计分类与基础研究不足。科技服务业的称呼、分类标准都还不统一，导致统计径不规范，制约了行业的整体发展。二是在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推动力上，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存在失衡现象，即政府强、市场弱。真正市场化的科技服务机构数量较少，独立性较低，企业增强自身服务能力的动力不足。
此外，目前相关的激励扶持政策主要针对中介服务业、专业服务业等行业大类，还不能完全适应科技创新服务业的具体要求。政策覆盖领域、政策扶持对象和政策优惠力度等方面还存在结构性问题，例如对小微型科技服务业的金融支持、人才激励政策仍然缺失。
第四，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展会和论坛。
国际经验表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业会展和创新论坛，是创新思想碰撞、创新人才汇聚的最佳载体，是建设创新中心的重要内容。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展、德国慕尼黑的国际工业博览会，每年的会展都会对行业的技术进步方向和路径产生重大影响。尽管上海已有包括工业博览会、技术交易会、商品交易会、汽车展、双年展等在内的各种形式和内容的交易会和展览会，但是大多缺乏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对行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推动力有限。创新文化不足、社会氛围不浓
第一，海派文化的创新创业热情
一方面，国企和外企一直在上海占据重要地位，为本地提供了较丰富的职业选择，也使得本地大批优秀人才更加安于寻求稳定的工作岗位，不愿承受创新创业的风险，也因此出现“多白领、少首领”的状况，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不足，创新文化难以真正渗入城市文化血液中成为城市发展的内在基因。这与硅谷盛行的以创新创业为乐趣、勇于尝试、冒险开拓的文化氛围有较大差距。
另一方面，全社会对创新的认识仍显不足，尊重创新、崇尚创新的社会氛围远未形成。上海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在全国占有半壁江山，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社会上缺乏对科技精英的宣传。与年轻人热衷于追捧各类明星相比，许多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技术专家都不为人知。与世界发达城市相比，崇尚创新、热衷创新的社会风尚远未形成。
第二，缺乏宽容失败的社会意识，尊重创新、保护创新的力度不够。
海派文化中求稳定、求秩序的基因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创新的活力和动力。而对创新失败的宽容和接纳不够又在另一个层面上抑制了整个社会的创新热情。对创新的支持和包容不仅应体现在对创新成功的鼓励和奖励上，更应体现在对创新失败的宽容和接纳上。宽容失败甚至比奖励成功具有更好的创新激励效果，更能够促使整个社会形成崇尚创新、尊重创新的社会风尚。
尊重创新、保护创新还体现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 “本市科技型民营企业知识产权状况”的调查研究表明，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中，被侵权的比例达到27.1%。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发布报告表明，在内地省市排名中，上海专利创造能力排第2，专利应用排第7，专利管理排第8，专利保护却仅列第18位。专利保护不力一方面使得专利的潜在价值开发不足，专利持有者往往不得不以较低价格转让专利，不敢轻易付诸商用；另一方面又极大地制约了企业的创新热情。企业投入巨资进行创新，来不及收回投资就被大量“山寨”和模仿，俗称“搞创新是找死，不搞创新是等死”。
第三，政府的创新服务意识和创新治理能力亟须提升。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市场在创新资源的配置中要起到决定性作用，意味着政府必须进一步强化其创新服务意识，提升创新治理能力。
上海长期以来以“强政府”和“规范管理”而著称，而这恰恰不太利于创新资源的自由流动和碰撞，不利于创新思想的生发和传播。政府所谓的“规范管理”不仅难以对具有较强不确定性的创新活动产生应有的激励作用，甚至还形成了三重门槛：一是“玻璃门”，政策法规看得见，但一落实就碰壁；二是“弹簧门”，政策弹性大、对中小微企业设置的门槛高，例如申报各类创新扶持补贴和奖励认定，基本上都有最低运营年限和营收规模要求；三是“旋转门”，尽管现在政府“门好进、脸好看”，但仍然是“事难办”。一些部门不再粗暴地说“不”，而是客客气气地强调“走程序”，在程序完备前让企业疲惫不堪。例如争取创新支持，常常是要认认真真汇报、轰轰烈烈过堂、反反复复填表，繁杂的程序逐渐消磨了企业的创新热情和创业激情。开赦式创新网络有待进一步形成
第一，创新平台的开放性和市场化程度不足。
平台经济是互联网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平台是资源共享、思想碰撞、创意交汇进而引发合作的重要载体。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应具有一批开放型、市场化的平台，包括研发类平台和服务型平台。上海市政府在平台建设方面具有较强的意识和能力，但是无形中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化力量的生长，市场化的创新平台力量有限。
平台的建设不一定必须依靠政府力量，也不一定政府主导。政府可发挥积极作用，先期投入一定的启动资金，然后通过市场化招标等形式，筛选优秀企业进行后期进一步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打造市场化的平台。平台的建设应更多地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关键在于政府要敢于放手让企业去做，千方百计支持企业去做，允许尝试、包容失败，因为失败本身就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应有之义。
第二，开放式的创新合作程度不高，创新的协同效应不明显。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3》显示，上海科技创新的国内外合作活跃度不高，作者“同省异单位”、“异省合作”和“异国合作”的科技论文分别为4760篇、3284篇和423篇，全国排名分别为第4、第4和第3位，数量则仅相当于同期北京的1/2、1/3和2/5。
另据《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 2013—2020)》，预计至2020年，归国留学人员和外籍常住人员占张江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将达到20%；而在硅谷，目前约有1/3的人口、约60%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不是在美国出生。国际化的科技人才交流、整合上的这种差距，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上海与硅谷在全球创新网络、全球产业网络建设上的差距。
第三，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环境仍需进一步优化。
国内外知名的科技企业包括微软、谷歌、戴尔、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都是从微不足道的小微企业起步，从车库、学校甚至居民区创业兴起。相比之下，上海这种草根型创业企业较少，成长为有影响力的大企业更少。’此外，上海缺乏有影响力的生长于产学研合作项目的企业，依靠风险投资发展壮大的企业也较少。这些都说明上海创新创业型企业的整体活力不足，成长受阻，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
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上海民营企业（多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与江浙地区的中小企业相比，整体发展实力也存在较大差距。大企业拥有“市场垄断”和“政策倾斜”等先天优势，因而很大程度上缺乏创新动力和创新活力；外资企业即使有重大创新，也局限于跨国公司体系内部的循环，难以实现本地化的“技术外溢”。中小企业是最具有创新活力的市场主体，应当成为创新的重要力量。但现实是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没有自己的技术中心，社会上研发服务平台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扶持引导效果不明显。政府的资金扶持和税收优惠政策设置门槛相对较高，企业受惠面十分有限。中小企业税费负担重、缺乏创新资金、融资难等问题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
第四，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还未真正确立，难以引导全创新链的合作。
企业的市场化力量、市场化能力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过于强调一时的增长绩效，过于强调速度，不能给予企业充分的空间和时间，许多事情就会退回到政府主导的老路上，进而进一步挤占市场空间，导致市场化力量更难生长，形成不良循环。企业的市场化力量、市场化能力不足，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就难以真正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全创新链的合作就难以真正实现。
企业是否能够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是否能够主导全创新链的合作，不在于政府规定什么样的创新项目适合企业，什么样的创新项目适合什么样的企业，而在于是否有足够多有实力的企业。只要政府为企业、为市场的发展留出空间，允许企业自由探索和实验，市场化氛围逐渐浓厚、市场化力量逐渐强大起来，企业就有能力去对接技术成果，去思考成果如何转化、如何主导创新方向等问题，进而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和创新主体。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战略目标，也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的力量齐心协力共同推进。面对上海科技创新的各种制约瓶颈，需要从现状、未来和大局（全国乃全球）的三个维度综合、系统思考，要紧紧抓住国内深化改革、经济转型升级等战略机遇，顺应全球科技创新的新趋势，从“一化三性”、即市场化、协同性、开放性、示范性等4个方面寻求突破。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