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迎军
（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常州213022）
摘要：“探求者”文学社群以方之、高晓声、陆文夫为中坚力量，这三大力量基于执着探索文学艺术及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而提出探索生活的文学主张，也因此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从文坛复出后，“探求者”文学社群的创作心态始终处于底层民间文化、知识分子文化与革命话语创作心态交织的隐痛中，这些创作心态是新一代作家在不懈执着追求道德理想与文学精神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其创作极具酸甜、辛辣及苦涩的特性。本研究基于“探求者”文学社群的创作心态看其对文学精神及道德理想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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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创作心态；“探索者”文学社群；道德理想；文学精神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7.060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7—0131—02
收稿日期：2015—01—20
作者简介：张迎军（1978— ），男，江苏赣榆人。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探求者”文学社群成立的目的与身份
1957年，“探求者”在反右斗争中遇难，由此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而且在新时期之初，“探求者”成员方之、高晓声及陆文夫在其作品中直指建立新中国后中国社会所出现的种种弊端。其中，高晓声所创作的乡土题材小说将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真实地反映出来，并深刻地揭示导致人民辛酸命运的深层根源。方之在《内奸》中，从纵深视角将中国社会的悲剧描绘出来。陆文夫所创作的《献身》充分反映了在历次运动中知识分子饱受摧残的现实，并首次提出尊重人才与知识的问题。这三位作家均生长于社会底层，陆文夫和高晓声为农民出身，方之出身于城市底层。［1］在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他们始终生活于困苦中。新中国成立后，这些青年都对党满怀希望与虔诚，他们在投入革命与文化事业工作中时可谓满腔热诚，发自内心地歌颂党，也正是由于对政府与党的热心和忠诚，使这些有志之士一致想要为国家做些贡献。为了能够在艺术方面有所突破，陆文夫认为当时很多文艺刊物都大同小异，若要转变该局面，“吾等义不容辞”，由此创办“探求者”，励志在我国文坛中打出一个文学流派。
二、“探求者”文学社群的民间立场
解放前，“探求者”都是革命青年或者进步大学生，所以其所习得的思想为五四新文化思想。之后其尽管在工厂或者农村生活，潜意识中依旧存在知识分子意识，虽然贫困的生活环境让这些知识分子加深了对底层生活的了解，然而，骨子里的文学细胞促使其始终以知识分子的眼光看待民间社会，所以也更深入了解了中国民间生活的特点及缺憾。
一些学者提出，“探求者”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其实就是苏俄文化本土化，尽管该文化所蕴含的文学观念和我国“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理念提法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其实质却具有统一性。所以，除了启蒙思想，在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出“探求者”的作品迎合了我国的政治现状。从根本上说，青年人在自愿自醒与“载道”间，其心态极为矛盾，出现矛盾的根本因素在于三种创作心态掺杂混合，导致“探求者”文学社群在创作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纠结心态，所以在处理小说人物情节过程中陷入“载道”的深渊。比如：高晓声所创作的《李顺大造屋》结尾处未把握好，不符合“文革”政策要求。陆文夫等学者在看到作品后，提出“让李顺大将屋造起来”的建议，由此该作品的结尾处在不自然的情况下使《李顺大造屋》沦落成图解政治载道理念的牺牲品。“探求者”文学社群的三个主要作家都生长在城市底层或者农村，之后都先后被下放至工厂或农村，数十年的底层生活，使其潜意识中始终以民间底层立场来创作。［2］然而，在以该立场写作的过程中，其自身又存在着对革命者与知识分子本质的认同感，这种混合身份使得这些探求者被迫陷入混乱的民间观痛苦中。
三、“探求者”文学社群对当下文学的观照
（一）“探求者”文学社群的创作参与了重建文学制度及总结“文革”话语
时代政治与新时期文学联系密切，新时期时代政治的进步主要在“文革”终止上体现出来，该过程导致文学不断融于“文革”话语中，由于20世纪的中国属于非文学世纪，只能通过官方意识形态将文学表现出来。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哲学与政治体制中引爆变革行动后，在文学领域批判的火焰熊熊燃烧。“文革”结束后，“探求者”三人被平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该平反让这些作家都再次拿起笔杆，积极投身到对“文革”的思考、控诉及批判中，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方之所创作的《内奸》与高晓声所创作的《漏斗户主》和《李顺大造屋》。
与方之的《内奸》、高晓声的《漏斗户主》较为类似的文学作品在新时期对颠覆“文革”话语与重建新文学制度具有重要作用。以报纸、杂志为媒介发表文学作品，此为现代社会文化交流的根本形式。20世纪中后期，以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体为主要传媒，民众传递信息的渠道极为单一，这些媒体所刊登的文学作品对政治现实来说具有极为深远的价值。方之所创作的《内奸》与高晓声所创作的《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于1978年分别发表在省内外文学刊物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文学界。
（二）“探求者”文学社群的底层表述被称为当下文学作品的典范
社会底层问题在近些年逐渐显露出来，在探讨底层问题方面存在很多值得深思的角度，比如作家怎样对底层社会进行表述，事实上底层社会阶层在政治方面没有任何行政能力，而且在文化方面很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在社会话语场中几乎没有话语权，就算再努力，增加了其表述自身的能力，由于处于弱势的社会地位，也很难有人听见他们的声音。所以，一个完善的社会必须有对底层社会予以关注的良好传统。
21世纪初期，我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很多创作者的经济状况也明显好转，并将中产化特征全面呈现出来。基于这种现状，作家怎样对社会底层进行表述，最成功的典范就是“探求者”文学社群对社会底层的表述，其表述将其文学精神全面体现出来。若要将底层声音真正表述出来，并真实描绘出底层欢笑血泪的生活，需要创作者切实深入底层生活，沉伏于底层，从底层老百姓的角度观照生活。
高晓声在苏南农村期间，整日想方设法战胜饥饿，当后人阅读到其作品中生动、幽默的描述时，没有多少人能想象得到他的真实生活。就是在这悲苦的底层生活中，高晓声真切地体会到社会底层的苦乐悲喜。方之在被下放至洪泽地区后，决定在此处扎根，也就是与底层农民意识相融合，彼时的方之是安于社会底层的一种生活状态。有着同样生活模式的陆文夫，在机床厂不辞辛苦地工作着，在那些时日中，拉屎都有可能打盹。但就是在这艰苦的工作中，陆文夫更加热爱劳动人民，所以之后陆文夫所创作的作品素材都是工人阶级，他始终相信这些生活素材能够将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全面地反映出来。
基于这种坚实的底层生活，“探求者”三主力坚持对文学不懈、执着的追求，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始终如一的“探求”精神以及其以“革命者”身份对政府和党的忠诚及信仰。由此，“探求者”底层表述被称为届时时代的成功典范。该表述给我们呈现的内容是社会真实的底层空间，因此当时“探求者”文学社群在我国文坛中爆发出的能量是惊人的，其作品人物形象与作品本身经久不衰，目前仍旧起到里程碑的作用。
从文坛复出后，“探求者”文学社群的创作心态始终处于底层民间文化、知识分子文化与革命话语创作心态交织的隐痛中，这些创作心态是新一代作家在不懈执着追求道德理想与文学精神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其创作极具酸甜、辛辣及苦涩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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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贺仲明.中国心像：20 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4］赖辉.“探求者”：文学史上一个不应忽视的原型［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3）.
［5］陈椿年.关于“探求者”、林希翎及其他——兼评梅汝恺的《忆方之》［J］.书屋，200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