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化”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 仫佬族民歌 中国化
艺术人类学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并得到了一些发展。在这一时期，不仅涌现出了吴泽霖、岑家梧、杨成志等人，还出现了蔡元培、林惠祥及费孝通等一大批人类学家。随着战争爆发，很多人类学家向西南地区转移。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这些人类学家在此期间，对我国的少数民族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考察，并逐渐产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学派”的口号。费孝通在该时期创作的《江村经济》，开辟了艺术人类学“中国化”的先河。
50年代后，受一些因素的影响，人类学被取消，只剩下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机构分支。改革开放之后，从80年代初期开始，艺术人类学被重新宣传与提倡，如何建立和发展中国的艺术人类学，成为此后中国人类学界一直探讨的热点问题。直到1997年，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化仍然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先后出现了王铭铭的《本土人类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论文，以及翁乃群的《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等重要作品。在这种研究状态下，研究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化”也就成为我国人类学发展中的大势所趋。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对于仫佬族民歌的研究。要想了解艺术人类学“中国化”中的具体进程，首先需要对仫佬族民歌的类型、功能及意义有一定的了解。
一、仫佬族民歌的类型、功能及意义
仫佬族是我国广西独有的少数民族，是五十六支花中不可忽视的一支。作为民族之花中的一朵，仫佬族最艳丽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民族歌谣——仫佬歌。在我国的众多民族之中，很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仫佬族便是其中之一。对于一个没有书面文字可供记录历史的民族来说，仫佬歌是通过仫佬族人世世代代口头传唱流传下来的歌谣。从某种意义上讲，仫佬歌是仫佬族人们在历史的漫长岁月中创造和传承下来的文化文本，几乎是仫佬族文化精神生活的全部承载，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仫佬歌在类型上丰富多样，具有各种功能，对民族认同感的培养有重要作用。因此，人类学的研究就变得十分必要，不仅能增加民族文化元素，同时对建设中华民族和谐社会有不言而喻的意义。
最初，人们对于该民族的历史考证并不多，研究成果也不多。但艺术人类学界对仫佬歌的注意和研究却很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在当时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关于仫佬歌的记载。很多学者对仫佬歌都做过收集和整理的工作。出版于1987年的
《中国民族民间文学》中，就对仫佬歌有最早的论述。在“仫佬族民间文学”一章，包玉堂与吴盛枝将仫佬族民歌分为“古条”“随口答”“口风”以及“新民歌”四大类型。同一年，龙殿宝在编著的
《罗城歌谣集》中把仫佬歌分为“劳动歌”“时政歌”“口风歌”“历史传说歌”以及“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儿歌”和其他歌谣共9个类型。此外，还有一种按句式与字数进行划分的方式，仫佬歌被分为“三句歌”“四句歌”……“十句歌”等各种类型。学术界对仫佬歌的类型划分显然没有统一的意见，而仫佬族人把其分为“古风”“随口答”“口风”三类。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经说：“一个物品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被流传下来，主要是因为其功能性。人类在历史发展和生活中，只会留下认为有用的，能满足某方面所需的东西。”对仫佬歌来说，也不例外，其之所以得到流传而没有淹没在历史的洪荒中，主要还是因为仫佬歌对仫佬族人来说具有特定的功能。民间民俗的功能性，也是艺术人类学“中国化”最习惯研究的方向和内容。
仫佬歌中的“古条歌”功能主要是对仫佬族人实施传统的教育，用来培育族人对于民族的认同感。“古条歌”中的“古”通“故”，即以历史人物和民间故事以及传说等为内容的歌谣。“古条歌”能够让仫佬族人认识到，他们拥有共同的族群回忆和祖宗，所有仫佬族人都是一家人，同命运、共休戚，是联接民族情感的纽带。这也使其与其他民族产生了区别，是仫佬族人智慧与才干的积淀。
“随口答”主要是仫佬族平日里走亲访友或者进行劳动生产时唱起的歌谣。在婚姻或喜庆的日子，仫佬族人也会唱起“随口答”。顾名思义，“随口答”是开口就用唱歌来回答的一种即兴歌谣，没有固定唱词，是仫佬族人日常生活的产物，主要为他们的现实生活与劳作提供服务，同时也是对仫佬族人日常生活中观察与体会的一种记录，主要功能在于人际间的交流，以及对生活情感的表达。“口风”主要是一项消遣的娱乐，具有斗志逞强、一比胜负的功能。
有人指出：“研究文化的功能是人类学的重要工作”，在研究了其功能之后，我们必须要了解其类型与功能背后的意义。首先，仫佬歌对仫佬族人的生活进行了全面、立体的反映，具有强化仫佬族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的重要意义。其次，仫佬歌对仫佬族人们之间的交流与团结有重要的作用。再次，仫佬歌中的内容对各民族同根同源有多种强调，表明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和谐的一家。
二、从仫佬民歌看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化”
（一）以本土民俗艺术作为研究的原点
众所周知，艺术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最先起源于西方，伴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海外殖民而产生。甚至有人研究说，艺术人类学的产生是殖民统治的前哨。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的艺术人类学是远离西方文化的。早期的西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对象一般都是非西方民族的文化，即远离西方的原始部落和野蛮社会等。总体来说，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原点”就是“异域”。当然，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异域”也必须要满足其“完整”的要求。但他们所谓的“完整”通常只是对小型的考察对象而言。实际上，真正的完整一定要以整个民族或者整个地区为基础。因此，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开始不断地扩大和转移，从“小型部落”转换到印度、南美、中国等地区，直到最后才转回到自己的家园，即现代欧美社会中来。从“异域”到“故乡”成为艺术人类学研究田野的新潮流与新动向。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则是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本土的民俗艺术这一原点，虽然看起来是追赶世界潮流，但实际上，以自身的资源为对象，立足本土进行研究是我国艺术人类学“中国化”的必然选择。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文化资源深厚，拥有丰富多样的民风民俗。如果中国人自己不去关注和采取，显然是一种文化与民族自觉极端缺乏的表现。因此，我国的艺术人类学从一开始就找准了方向，面向本土的资源出发，把本土的民俗艺术当成研究的主要内容，给中国的艺术研究带来了无法估量的贡献，也给艺术人类学增添了新的内容。我国人类学学者对仫佬歌的研究，就是艺术人类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这些研究资料不仅对仫佬族有重要意义，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完整性以及世界人类学都有巨大的贡献。（二）注重民俗艺术的社会功能研究
艺术人类学“中国化”的另一个鲜明表现，是我国艺术人类学对民俗艺术社会功能研究的注重。虽然我国的艺术人类学发展时间相对来说并不长，但已经产生了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对研究对象的审美层面比较关注；另一种是对研究对象的社会功能比较关注。前一种明显是艺术人类学中研究的主流，而后一种则是带有中国化标签的艺术人类学。
事实上，西方也有关于功能主义的艺术人类学，可以追溯到埃米尔·涂尔干，他的《社会分工论》是人类学中的经典，但埃米尔·涂尔干却一直被人类学界长期打压。但是从我国的境况出发，民俗艺术本来社会功能就很强，同时这些社会功能也是其得以流传下来的理由。在任何社会中，艺术都不应仅仅隶属于美学的范畴。但在西方人类学界中，则只看重“美”。而我国艺术人类学中，对民俗艺术社会功能的强调，恰恰就是对西方艺术人类学的挑战。以仫佬歌为例，在对仫佬歌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首先要确定的就是“仫佬歌”这一对象。在研究过程中，往往会有一个普遍的疑问，即“仫佬族是怎样聚集起来的？为何要自立一个民族？”在对答案的追寻过程中，大多数仫佬族人都说因为他们都唱同样的歌。研究对象也就又重新回到仫佬歌上，这说明了仫佬歌与仫佬族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进而，通过对仫佬歌的收集与整理，可以发现，仫佬族整个民族的生活与流传都或多或少地依赖着各种类型的仫佬歌，即每种类型的仫佬歌都具有自身的独特功能。仫佬歌的功能对整个民族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通过对民俗艺术的功能研究，才能更多地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了解到该民族或者某个地区。而如果单纯地从审美角度来研究，仫佬歌只是一种单纯的文学或音乐，甚至文理不通，也就不可能研究出仫佬族的历史发展脉络。
（三）人类学与社会学相结合
站在中国化的艺术人类学角度来讲，如果仅仅对民俗艺术的社会功能和运作机制有所了解，仅仅解决了人类学中的“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问题，而没有解决这个研究能够“带给我们什么”，那么对其进行社会意义的研究，在人类学的领域中是不被允许的。在西方人类学界，学者普遍认为自己所做的研究不应与政治和社会牵扯上任何关系。这种价值问题，在他们眼中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畴。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化”就在于，在研究的过程中，把人类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学术虽然看重自身的理论价值，但人们解释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更好地改造世界。在此意义上，学科发展的主要目的就应该是对社会的实际问题进行解决，而不是划清界限去区分学科。人类学与社会学本来就不可分割，对本土资源进行发掘，对社会秩序进行重建，已不仅仅是人类学领域中的兴趣问题，而是更好地改造的必然要求。我们在对仫佬歌的研究中，体会到的是一个和谐、温馨的社会，对当今社会的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可以说，对仫佬歌的研究对我国的社会和民族团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这种人类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的研究，是西方艺术人类学所不具有的，这越发地体现了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化”。
结语
从研究中可以看出，在对西方的艺术人类学理论进行引进后，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区别最大的地方在于中国学者用人类学来对中国的社会及文化进行考察，而西方学者则运用人类学去考察异国他乡的社会及文化，这是艺术人类学“中国化”的最明显体现。同时还体现在注重民俗艺术的社会功能研究，以及把人类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化”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对世界的艺术人类学发展来说将会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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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责任编辑：高薪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