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庭教育负担微观上影响居民生活，宏观上制约我国经济转型，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采用国家统计局在2007年对21个城市的城镇居民家庭入户教育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和负担的影响因素，获得以下实证结果：首先，低收入家庭的教育负担更重。其次，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负担要明显小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负担。此外，教育负担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家庭教育负担；家庭教育支出；校外教育支出；
作者简介：迟巍，山东文登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经济、劳动经济学；；钱晓烨，江苏无锡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经济；；吴斌珍，浙江东阳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
一、研究意义
近年来，教育支出为家庭造成的负担日渐成为各方关注的话题。在我国，教育支出已成为家庭支出的重要部分。2007年我国大陆地区家庭教育支出约占家庭收入的5.2%，是美国的2.1倍。(1)家庭之所以如此重视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是由于，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教育水平与教育质量直接影响个人及家庭的未来收入。加之受我国重视教育的传统文化的影响，父母不论收入高低，都愿意投资子女的教育，令其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然而，当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收入或总支出超过一定比重，家庭教育负担就会过重，将影响家庭的财富积累、挤占家庭的其他消费支出、降低居民生活质量，也将削弱居民的消费能力和储蓄能力，不利于我国从外贸推动型经济向内需拉动型经济的成功转型。
作为一个影响国家发展和民生质量的重要议题，现有的关于家庭教育负担的研究仍显不足，需要更深入的分析和更多的实证证据。本研究重点关注居民家庭教育负担的现状和原因，采用国家统计局在2007年对21个城市的城镇居民家庭入户教育调查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家庭校内教育支出负担主要受到家庭收入的影响，而家庭校外教育负担则源于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与教育资源不足双重影响下的家庭教育投入竞赛。
二、相关研究
家庭收入与家庭教育支出对子女的教育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早在1976年，贝克尔和汤姆斯就提出，家庭资源禀赋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和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为子女教育提供资金时，贫困家庭由于受到信贷约束的制约，其子女往往更难继续求学或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1)为进一步证明子女教育成功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学者还采用自然实验的方法，在控制父母能力的代际传递之后，依然发现了家庭收入对子女教育成果间的正相关关系。(2)
相较于家庭收入对家庭教育结果的影响，我国学者更关注家庭教育支出。在我国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研究中，一部分关注家庭教育支出的分布与效应，如楚丽红探讨了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在城乡、不同教育阶段、校际、不同群体间的不均等分布。丁小浩讨论了高等家庭教育支出增加会挤占或替代家庭其他开支，导致家庭消费结构变化。另一类研究关注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因素。如李红伟采用1999年城镇居民调查数据，研究了家庭收入、地区、父母教育程度、家庭层次等指标对父母教育支出的影响。李文利采用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入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家庭收入、子女年级对父母教育支出的作用。孙彩虹则在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程度之外，考虑了地区、教育政策改变等影响教育支出的因素。(3)
对于家庭教育负担的研究，国外主要集中讨论家庭教育负担对入学率的影响。如杰克逊和维瑟斯比研究了1994年美国家庭面对高校学费变化时的反应，并估计出，在家庭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学费每提高100美元，会导致入学率降低1%。戴尼格尔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发现，对低收入家庭提供小学教育的补助，有助于减轻家庭教育负担、提高入学率。米勒和赫然克斯特估计了1983年至1984年美国家庭在不同教育资助方案下的学费负担，发现低收入家庭负担的学费比例要低于中等收入家庭。(4)我国对教育负担的研究刚刚起步，已有的研究计算了不同地区、不同教育水平和不同家庭收入组的教育负担率，通过比较分析，揭示家庭投入负担过重、教育过度投入的现实。(5)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外的文献中，对影响家庭教育负担主要因素的研究都相对缺乏。涂瑞珍和林荣日(6)的研究采用了单个城市的数据考察了家庭收入和家庭城乡背景对家庭教育负担的影响，但没有检验父母的特征变量、地区差异等重要因素。因此，本文除再次检验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之外，将重点对影响家庭教育负担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力图为我国居民家庭教育减负的这一重要议题提供实证证据。
三、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了2007年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教育专题调查”数据。该调查覆盖全国东中西地区的21个城市(7)，采用严格的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出1000多个家庭，收集3000多个个体样本的调查结果。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个人人口信息、教育背景、职业信息、收入情况、教育支出等。样本中幼儿园阶段子女占8.16%，小学阶段占30.92%，初中阶段占19.03%，高中阶段占20.64%，其他(包括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占21.25%。由于高等教育支出的情况相对独立，多数学者都选择将其区分研究。因此，我们选择了子女在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四个阶段就读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
由于考察以家庭为单位的支出情况，因此我们合并了同一家庭的数据，得到样本1006条。在保留幼儿园、小学、初高中阶段的数据后，剩余样本882个。此外，当家庭有两个子女时，因父母仅报告对其中一个子女的教育支出，有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样本也被删去。最终的有效样本为780个。
调查问卷中的“家庭教育支出”一项报告了调查时点之前一个学期家庭对子女的9类教育支出(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幼儿园和高中阶段的学杂费均值较高，分别达到每学期1095.8元和772.8元。幼儿园和高中阶段报告的义务学杂费，可能是由于父母对问卷问题的理解不够准确。
因此，为了清晰起见及改善测量误差，本文对9个类别进行合并，将9(1)个类别划分为校内支出、校外支出、住校和生活费支出、其他支出，四项支出之和为上学期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总支出(2)。其中校内支出包括教材费用、非义务教育学杂费(包含托幼费)、义务教育学杂费。学校的住宿费以及子女的平均住校生活费按四个月计算。校外支出则包括家教费(按四个月计算)和培训班费用。表2列示了各教育阶段、总教育支出与各类教育支出的平均值。高中阶段是教育总支出最高的阶段。在幼儿园和高中这两个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校内教育的支出明显高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内支出，特别是幼儿园阶段家庭在校内教育方面的支出最高。校外教育支出最高的是初中阶段。在小学和初中这两个义务教育阶段，虽然家庭在校内教育方面的支出相对不高，但校外教育的支出相当可观，均已超过了同阶段校内教育支出的水平。
已有的研究中，家庭教育负担率有两种常见的计算方式，分别用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衡量和用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来衡量，其中第一种衡量方法更为多见。因此我们计算了家庭教育负担率如下：
家庭教育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家庭总收入
表3展示了家庭教育负担的总体情况及分教育阶段的分布。家庭教育总支出的负担率为15.23%，说明我国平均每个家庭大约15%的收入用于子女教育。其中，子女在高中阶段的家庭，教育负担最重，达到了24%。此外，校内教育支出负担仍是教育总负担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校外教育支出的负担已与校内教育支出的负担持平甚至略微高出校内支出。
四、教育负担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首先建立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考察影响家庭教育支出水平的主要因素。家庭教育支出的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lnEduExp是家庭教育支出的对数值，在模型中除了考察家庭教育总支出，我们还关心家庭校外支出，这是由于家庭校外支出往往表现出与家庭教育总支出不一样的模式。
lnIncomeCap代表家庭人均收入。由于收入是支出的来源，家庭收入往往与家庭支出以及教育支出高度相关。
HhSize代表家庭规模，较大规模的家庭能为子女教育提供的资金往往较少，诺德尔的研究特别论证了这一点。
EduLevel代表不同教育阶段。不同教育阶段的家庭消费支出差异很大。在模型中，我们建立了四个教育阶段的虚拟变量，分别是家庭是否有就读于幼儿园、小学、初中及高中的子女。小学子女的家庭作为回归中的基准组。
Parental代表了父母的背景因素，包括父亲和母亲的年龄、教育水平、户口类型、职业类型、行业类型和就业情况。由于父亲和母亲的特征变量往往具有很高的相关性，我们建立不同的回归模型，分别考察父亲和母亲特征变量对家庭支出的作用。
Region为地区变量。作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家庭教育支出的分布有着显著的地域差异，因此将地区变量纳入模型进行控制也十分必要。由于样本量足够，我们建立了21个城市的虚拟变量，以求更精确地反映地区之间的差别。
与考察家庭教育支出的绝对值相比，一个家庭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更能反映一个家庭的教育负担。出于对教育的重视，即使收入不高的家庭，仍倾向于抑制其他消费意愿而为教育付费，许多家庭对教育的支出虽然绝对值不高，但已经占整个家庭收入的很大比例。这种情况下，仅考察家庭教育支出的绝对值，无法反映出居民家庭教育负担的真实情况。因此，我们建立了教育负担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
其中EduBurden为教育负担，由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其他影响因素与教育支出模型相同。
1.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
表4报告了家庭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前两列为各项因素对家庭教育总支出的影响，后两列为家庭校外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首先，家庭收入对教育支出有着显著的正影响。在分别控制父亲和母亲特征变量和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人均收入对家庭教育支出的系数达到0.32和0.3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收入越高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越高。其次，家庭教育总支出的水平与子女受教育的阶段有关。以小学阶段为基准组，幼儿园、初中、高中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这三个阶段的家庭教育总支出显著高于小学阶段。这可能是由于幼儿园、高中处于非义务教育阶段，主要依靠家庭承担学费；而在初中阶段，与小学相比虽同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然而面对升学压力，父母在课外补习、课外资料等方面的投入很可能会大大增加。此外，从分别控制了父母的特征变量的模型(1)和模型(2)中可以看到，父亲的教育水平对家庭教育总支出有显著的影响。父亲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家庭，教育总支出和校外教育支出要比父亲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更高。在控制了家庭人均收入的情况下，这种正相关关系反映出高学历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更加重视。
模型(3)(4)估计了影响校外教育支出的主要因素。除了主要变量的作用方向和强度与模型(1)(2)类似以外，我们发现了一些校外教育支出特有的规律。相比小学阶段，幼儿园阶段对校外教育支出的影响不再显著，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回归系数正显著，这说明进入中学阶段，家庭校外教育支出显著增加，这很可能是源于高考的升学压力。
2.家庭教育负担的影响因素
表5反映了影响家庭教育负担的主要因素。与表4中家庭教育支出绝对值的回归结果相比较，可以得到几个重要的结论。首先，家庭教育总支出的负担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家庭人均收入对教育负担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对于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支出负担较重。其次，校外教育支出的经济负担并不显著地受到家庭收入或父母特征的影响，并没有观察到随着家庭收入增加，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的特征。这可能是因为，各收入阶层的父母对子女的课外补习与兴趣培养都极为重视，校外教育支出的规模与其收入成比例增长。此外，子女处在不同教育阶段的家庭承受的教育负担不同。从总支出的负担来看，小学阶段子女的教育负担最低，幼儿园和高中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负担明显高于小学阶段。初中阶段的家庭教育负担虽然也高于小学，但系数为0.056，明显小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估计值。从校外教育支出的负担来看，除幼儿园阶段家庭校外教育负担显著低于小学阶段，在其他教育阶段，校外教育负担没有明显的区别。
表6报告的是表4、表5回归模型的城市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都低于上海(基准组)；东部和中部城市，如绍兴、大连、宜昌、怀化的教育支出都明显高于西部城市，如西宁、和田、石嘴山。另一个发现是，虽然有的地区家庭教育支出不高，但家庭教育负担较重，如重庆。此外，与表4、表5相吻合，表6的结果也支持了家庭校外教育支出与教育总支出具有不同的规律。比如，无锡的教育总支出居于全国调查城市的前列，高于上海，但校外教育支出则明显低于上海。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重要发现：第一，家庭收入和父母的特征(教育、职业、户口等)是影响家庭教育支出和家庭教育负担的重要因素。随着收入的增长，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总支出显著增长，而教育总支出相对于收入的负担却在下降。这表明低收入家庭的教育负担更大。家庭校外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也呈正相关关系，但校外教育支出的负担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之间没有明显差异。第二，大学前的各教育阶段中，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负担要明显小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负担。第三，教育支出和负担都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
以上实证证据支持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可以减轻家庭教育总负担的观点。但出于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家庭仍进行大量的校外教育投入，这成为家庭教育负担较重的主要原因。虽然普遍来讲，在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家庭教育支出和教育负担低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家庭，但在某些地区，教育校外支出对家庭造成的负担甚至高于最发达的上海。因此，加大国家的教育投入力度，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提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使家庭减少校外教育投入，是减轻家庭教育负担、从而释放家庭消费能力，建立内需拉动型经济体制的有效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