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文化；“一带一路”；古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民心相通；文化联接；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G1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11-0092-09
2 015 年3 月28 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原则、框架、重点、机制和方向。为贯彻落实《愿景与行动》，2016 年文化部印发《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 年）》，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指明了行动方向。自习近平主席从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但也应该看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仍然面临着种种问题与挑战，诸如民族问题、恐怖主义、国外政治社会变动等系统性、长远性问题。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国与沿线各国在经济上合作，但更重要的是，应推进民心相通，而要推进民心相通其根本之道在于利用好、发展好自古丝绸之路以来就存在的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纽带。
一、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大部分国家都给予了积极回应，这说明了丝绸之路这个蕴含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的符号和中国表现出来的平等、开放、包容的姿态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与欢迎。同时，也应该看到现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虽处于初期，但已暴露出和“走出去”过程中新出现的类似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显现出了国内国外联动的特征。对于这些有全局性、长远性影响的问题与挑战，中国必须谨慎应对。
（一）民族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促进欧亚非大陆的互联互通，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在中国长达2.2 万公里的陆疆上，分布着多个少数民族。在《愿景与行动》中提到的18 个省区市中，新疆、宁夏、西藏、广西、内蒙古五个自治区，青海、云南、甘肃三个多民族省份均包括其中，而且新疆还被确立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随着“一带一路”进程的推进，这些区域将成为中国打造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前沿，因此存在于这些区域的民族问题显然值得重点关注。依据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新疆主要民族三次产业的人口分布情况如表1，依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不断降低，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会增加，亦即劳动力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这是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1]。在表1 中可以看到，在2000 年至2010 年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劳动力三次产业分布总体上呈逆配第—克拉克定理的情况变动。比如，新疆发生的逆向劳动力产业转移，就显现出了不断加剧的“族群分层”现象，为新疆地区的不安定、不和谐现象埋下了伏笔[2]。这也为我们实施“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提出了挑战。
（二）恐怖主义
近10 年来，国际恐怖组织迅速壮大，恐怖袭击的数量和死亡人数也呈增长态势。如图1 所示，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了恐怖主义的威胁，而传统的丝绸之路核心区域几乎被恐怖主义所笼罩[3]。中国国内的恐怖活动与境外恐怖组织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不断向西连接，便捷的联系使中东与南亚的恐怖活动向中国国内传导成为可能。如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一方面使得喀什到瓜达尔港更为便利，货物、人员往来更为频繁，使中国得到便利的战略通道；但另一方面，因为该区域本来就存在着严重的恐怖活动，就必然会直接影响到中巴经济走廊的运行，且恐怖活动也可能乘势通过该经济走廊传入南疆地区，并且向国内其他地区扩散。因此，“一带一路”西向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如何应对可能增加的恐怖主义威胁，这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直接面临的挑战。
（三）个别国家的政治局势不稳定
“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部分国家均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中有很多都建立了政党政治，但由于各种不同的情况，相当多国家的政治局势和社会并不稳定，体现在它们的外交政策上，常常缺乏连续性[4]。中国当前在“一带一路”沿线所展开的项目基本上是以基础设施、能源化工等长期性项目为主。比如在缅甸的莱比塘矿场项目、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中吉乌铁路计划，都因涉及当地政治原因被停止或暂停。这类因为个别国家政治局势不稳定而造成的中方项目受损的情况，在未来中国更多的人员、技术、资本走出去的过程中可能会频繁出现，无疑这也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稳定性构成了挑战。
（四）领土争端
在海上，南海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然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均宣称对南海的一部分岛屿或海域具有主权，并实际上长期非法侵占了其中诸多岛屿。中国虽然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具体办法，同时理所当然在主权和海洋权益等问题上必然拥有立场。近年来，美国和日本别有用心地参与到南海争端之中，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在陆地上，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也必须通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这引起了印度的不满；而且中印之间本身就存在着领土争端。因此中国如何处理好这些领土争端，并能够与这些国家展开合作，对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顺利推进也十分重要。
二、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中国自古以来就积极构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联系，宗教、科学技术、器物等都通过这条自然形成的纽带进行相互流通与传播。回顾历史，海陆丝绸之路的交流历程依然对当今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
张骞于公元前138 年首次出使西域，最终开辟了一条起于长安，途径中亚、西亚直至欧洲、北非的交通通道。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称这条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通道为“丝绸之路”，当今这个概念已为世界各国广泛接受。且通过考古发现，丝绸之路上早就有了东西方文明的交往。在距今5 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有里程碑意义的勒瓦娄哇技术就已由此方向传入中国北方[5]。新石器时代，在七八千年前黄河流域的彩陶工艺开始逐渐向西方传播，形成了“史前彩陶之路”[6]。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起源于西方的青铜冶制技术和铁器冶铸技术传入中国，尤其是史前“青铜之路”的开辟，青铜冶制与小麦种植等技术的传入，重构了当时的中原文明体系，成为了夏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7]。可见，无论是陶器技术的西传还是青铜技术的传入，对于东西方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技术传播的过程中，技术的用途与表现形式都与当地的文化进行了融合。如青铜在西方主要作为工具来使用，但是传入中国后，则增加了不少宗教和政治用途。
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交流往来的通道，虽受政治形势的变化时断时续，但始终没有废弛，这也为张骞出使西域奠定了基础[8]。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开始经营西域，公元前60 年设置西域都护府，丝绸之路上的往来因此也变得更加频繁。一方面东西方的农产品、生活用品相互传入，另一方面文化交流也更为紧密，并在唐朝进入了鼎盛时期。在宗教方面，佛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伴随着宗教传播的还有艺术，融合有古希腊和印度艺术的犍陀罗艺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西方的音乐、美术、历法、文字、生活习俗及相关器物也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中华文明则同样从各个方面对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是丝绸、瓷器等商品，还包括医学、文学、工艺等各个领域，可以说中华文化当时“照亮了丝绸之路”，也“照亮了欧亚大陆”[9]。西域则成了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等各国文明的交汇之地。月氏、粟特、匈奴、突厥等民族则成为了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的媒介。其中粟特人是隋唐时期丝绸之路贸易网络中最主要的商旅，他们并没有建立过统一的国家，只是以大大小小城市或聚落或分散在丝绸之路上。他们拥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印度、波斯等国的文化、宗教被他们吸收和改造后，也逐渐传入中国。如粟特人的素画艺术和乐舞艺术，首先传入西域并为当地所吸收、融合，在当地创造出了于阗、龟兹等绘画和乐舞风格，然后一并在中国内地广为传播。后来，随着宋明尤其是明代中国造船技术的提升和海洋经济的需求，海上丝绸之路便成为了新的东西方经济文化往来的主要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早在汉代就有相关记载。《后汉书·大秦传》：“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当时安息（伊朗）垄断了陆路丝绸贸易，使得大秦（罗马）不得不寻求海上的贸易通道，依托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也随之展开。公元399 年，东晋高僧法显从陆上丝绸之路去往印度取经，再转由海上丝绸之路回国。到了唐代，高僧义净、鉴真则都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出国。唐代中叶后，由于陆上丝绸之路被切断，原来通过陆路与唐朝进行交流的阿拉伯商人不得不转由海路。到了宋元时期，阿拉伯商人已居诸外商之首，中阿文化交流也愈发繁盛，中国的四大发明和丝绸、瓷器技术也是藉由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和非洲，伊斯兰教也在中国东南沿海产生了广泛影响[10]。到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商和不少农民，为了在海外谋生，不断冲破海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流亡到日韩和东南亚乃至世界其他地区，中华文化也随之传播，这也构成了海上丝绸之路人文交流的一部分。
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历程可以看出，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中国的繁荣与发展，而且也使中国文化、科学技术传播于沿线地区，造福于世界。可见，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的大格局下，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入展开文化交流，发挥沿线国家人民在文化交往上的积极性，构建人文交往的纽带对于“一带一路”的建设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文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一）文化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民心相通
没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精神联系，那么物质上的联系就难以深入并长久，因此《愿景与行动》强调：“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民心相通不仅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目的，也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手段。只有民心相通了，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才能真正相通，才能具有可靠保障。《愿景与行动》提出从文化教育、旅游体育、公共卫生、科技创新、社会领域、政府政党、民间组织七大方面的交流来促进民心相通，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民心相通的根本在于文化交融，而文化的落脚点在于人。古丝绸之路的伟大之处也在于此。没有哪个国家能成为整条丝绸之路的控制者。丝绸之路从来都是由来自众多文明、众多种族、众多信仰的人民共同建设的，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创造的典范，发扬出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中华文化本来就是具有多样性的文化，而民族则是文化的载体。中国拥有广阔的地域，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民族及其特色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还拥有丰富的民族融合经验，如2015 年7 月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土司遗产”，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具体运用的代表。在中国的陆疆上，有约30 多个少数民族是跨界民族。他们与相邻国家的相关民族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构成了中国推行周边外交，展开民心相通的一个重要纽带。因此，各民族之间的繁荣共生，推进民族事业发展也就间接地对周边国家产生了辐射作用。比如中国有2000 多万穆斯林，他们在经济文化上的发展会对整个伊斯兰世界产生影响，这是中国重要的文化禀赋与纽带[11]。建设“一带一路”离不开这些不同语言、文化、信仰的少数民族，他们在古丝绸之路上就是中国和中华文化与其他国家和文化交流的载体，也在这些文化交流之中融合、创造，最终丰富了中华文化，如今他们仍应当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民心相通的桥梁。
沿海则是近现代中国与海外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窗口。近代西方科学技术、思想理念主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追溯历史，海上丝绸之路拥有更为广阔的连接范围，从亚洲、非洲到欧洲、美洲。相对于从16 世纪开始欧洲殖民者给亚、非、拉广大地区的人民带来的痛苦经历，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带去的是茶叶、瓷器和丝绸等改善生活的日常用品。尤其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古代中国是以“伦理”为国际关系的核心，实行的是“以不治治之”的民族自治政策，交流往来是以“礼”为中心。近现代主导世界秩序的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之上，依据西方国际法“领其地，理其政，征其税”的实效管辖领有论[12]。这种西方文化主导的秩序，不仅给近代中国海外华侨带来巨大痛苦[13]，而且还使得自古以来处于和平的南海成为了未来可能爆发冲突的前沿。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华文化也必然要重振，通过文化连通民心，以此来补充甚至改变西方文化构建的国际秩序，依托丝绸之路传统的创新来解决领土争端，最终建立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因此，以文化为纽带来连接中国与各国之间的民心相通，才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面临诸多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二）文化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经济共荣
文化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产出有促进作用，可以通过改善群体价值观、行为准则、经济和社会目标来间接影响经济产出[14]，再说，文化自身就能直接构建经济联系、产生经济效益。
首先，文化可以直接构建供给和需求联系。如宁夏自治区利用其与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构建与阿拉伯国家合作方面处于领先地位。通过举办中阿博览会（原“中阿经贸合作论坛”），自2010 年以来，先后签订各类项目协议636 个，合同投资累计达到3558 亿元。宁夏还着力推进中阿在金融合作、工业园区乃至自由贸易区方面的建设。2014 年9 月，宁夏清真食品国际贸易认证中心通过国家审批，成为了全国首家清真食品认定机构。这样宁夏的清真食品就拥有了“通行证”，在实现与国际认证对接后，为宁夏清真食品行业打开了一个拥有57 个国家，人口超过16 亿的伊斯兰市场。类似平台还有中国—欧亚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等等，这都为中国与相关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同理，中国具有多元文化的禀赋，其他民族地区在民族产品和宗教产品的供求上也还拥有巨大的空间，因此，文化也是利用外部因素来解决国内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方式。
其次，文化自身就能生成相关产业。“丝绸之路”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符号。198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关于丝绸之路的项目，直至2014 年6 月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路网），成功通过了世界遗产大会的审批，正式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中国和中亚地区首次成功实现跨国申遗，在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上实现多国合作，为促进丝绸之路旅游产业联合乃至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中国西部到“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大部分地区，当前经济发展的水平较低，生态环境也较为脆弱，不能等到经济发展了再发展文化，而是应当积极利用沿线丰富的历史底蕴、民族特色、文物遗产、自然景观优势发展相关的文化产业[15]，共同建设一条“绿色丝绸之路”。而且可以利用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在文化上的联系，在高等教育、职业培训等领域展开合作。不仅中国国内需要培养出一批能与伊斯兰国家、独联体国家进行各方面交流的人才，而且也要为这些国家培养一批能与中国进行沟通交往的人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中国与相关国家在政治、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往来增多，教育培训方面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相比于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等领域的经济合作，文化方面的合作则显得更“柔和”，而文化产业除了对经济的拉动之外，丝绸之路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有助于中国与其他沿线国家人民在价值观上形成认同，所以应将文化产业上的推进与民心相通结合在一起，以共同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其他沿线国家的经济共荣。
四、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是长期性的工作，有赖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各个领域的紧密合作。当前“一带一路”建设面临许多全局性、系统性问题与挑战，虽然这些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缓解，但通过经济手段、文化联接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和挑战的。何况在丝绸之路漫长的交流史上，经济与文化两者从来都是并驾齐驱的。借鉴历史经验，当前展开中国与相关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合作，需要中国以多元文化来联接各国，以真正达成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覆盖地区最终解决发展问题提供便利。具体来说：首先，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发挥“人文先行”的优势，即对外利用和深化现有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和相关国际论坛、展会，尤其是与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国际组织和相关成员国之间建立的人文合作委员会、文化联委会机制。其次，对内要有“一带一路”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将文化功能融入“一带一路”的推进机构当中，开发、保护、传播好中国已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共通的民族、语言、宗教资源，发挥跨境民族、海外侨胞和留学生的跨文化媒介作用，建立覆盖“一带一路”核心地区的国际传媒集团，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最后，积极推进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相关产业的发展，与沿线国家展开文化产业合作，激发企业合理地将相关文化资源市场化的积极性，打造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总之，应将文化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力量，与“五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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