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凯，张晓武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 要：孙中山去世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部分国民党人士对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立的新三民主义理论进行了异化和一定程度上的背弃，学界称之为“儒化”的三民主义。但这一称呼仍较为笼统，事实上，把蒋介石的儒化三民主义称为“儒化”旧三民主义或者是“蒋记三民主义”更为合理。本文主要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儒化”旧三民主义进行了分析，同时兼论儒学的社会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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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三民主义；儒化三民主义；儒学；社会适用性
中图分类号：K258.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35-02
孙中山去世之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部分国民党人开始大肆反共，导致了国共关系的破裂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随后，蒋介石以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正统继承者自居，并提出了“儒化”三民主义，利用儒学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儒化”三民主义的失败也给儒学戴上了一顶不光彩的帽子，一些学者因为蒋介石的儒化三民主义是一种失败的政治理论，所以旁敲侧击地把矛头指向了儒学，进一步大肆宣扬“儒学过时论”，认为儒学是封建社会时期的东西，现在已经过时。为了给儒学正名，本文在探讨新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对蒋介石的“儒化”三民主义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儒学的社会适用性。
一、孙中山与新三民主义的产生
提到新三民主义，我们首先会想到这一理论是孙中山个人创立的，但这一观点很容易让我们走入一个误区。事实上，旧三民主义也并非由孙中山独自操刀完成，而是由许多资产阶级革命派整合了中西理论资源而形成的。当然，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孙中山同属一个派别，二者思想并不存在太大冲突，也可以称之为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然而，如果把新三民主义笼统地称为为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就有失准确了。因为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之下创造的。在当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论战中，作为资产阶级的先进代表，孙中山先生也暴露出一些资产阶级所带有的妥协性与保守性。然而孙中山毕竟是一个历史伟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己的阶级局限性。面对国民党内一些人的质疑与阻碍，孙中山为了实行新三民主义和联共曾经生气的说：“如果你们都反对与共产党合作，那我作为国民党的领导人，就自己去加入共产党，你们觉得怎么样？！”右派的错误主张才被压了下去[1]。由此可见孙中山推动新三民主义的决心。其实，孙中山承认并支持由鲍罗廷操刀的新三民主义也是有原因的。首先，相对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更为彻底，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必然会进入一种矛盾斗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资产阶级相对于无产阶级而言更加保守，难以适应当时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其次，在革命理论建设上，马克思主义是把全人类优秀文化资源进行优化整合而形成的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而旧三民主义是西方理论资源与中国传统思想理论资源的杂糅整合，也可以称之为西学的初步中国化的结果，事实上只是一种带有一定功利性并且没有得到深入研究而速成的理论，必然会存在很多矛盾与问题。其中，关于“三民主义本体论”的争论就是当时长期困扰国民党的一个头疼的问题，讨论三民主义本体的实质是为“共信”的三民主义寻找“最高概念”，但国民党理论界对此却莫衷一是[2]，由此可见其理论思想之驳杂。这使得三民主义在孙中山去世后被分成众多流派甚至被曲解。所以，在鲍罗廷操刀完成新三民主义之时，孙中山也无话可说，只能称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并无二意，由此表现出孙中山对新三民主义中的社会主义要素的认可。最后，在国内，袁世凯死后，民国陷入一个军阀割据的混乱时代，孙中山陷入了救国无门的无助状态。寄希望于西方以及日本援助的迷梦彻底破灭，而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孙中山看到了新的出路，特别是苏俄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给国内民族情感以极大慰藉，国内亲俄风气渐成，这就促使孙中山向苏俄领导的共产国际靠拢。同时，由于当时以苏俄为代表的共产国际领导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力量弱小，而共产国际出于自身需求也需要中国国民党的合作，这种较为复杂的合作也是促成新三民主义诞生的重要原因。
二、蒋介石“儒化”三民主义的实际内涵
孙中山死后，他的新三民主义并没有被其继任者蒋介石所继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部分国民党人抛弃了新三民主义中的体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实质内容，转向了对新三民主义的异化与曲解，也可称其完全抛弃了新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精神。目前，学术界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士提出的三民主义称之为“儒化”三民主义，但这种说法过于笼统，且容易使大多数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蒋介石的“儒化”三民主义立足的是新三民主义，并最终把其统治的失败归结于儒化，最终对儒学产生了误解与偏见。所以，必须对蒋介石的儒化三民主义的内涵进行剖析。
孙中山去世后，国共之间的矛盾迅速爆发，其结果是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中国也因此陷入一个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混乱中的中国也让野心极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蠢蠢欲动。作为一个军事强人，蒋介石上台后推动一系列的“反共”政策，抛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也就是说，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就不再是新三民主义，而是旧三民主义。因此，并不能把蒋介石的“儒化”三民主义笼统地称之为“儒化”三民主义，而应该称为“儒化”旧三民主义。
蒋介石在宣传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时，侧重于将三民主义建设具体化为心理建设、物质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正如蒋介石所说：“民族主义为心理与政治建设的原则；民权主义为政治与社会建设的原则；民生主义则为政治与物质建设的的原则[3]。综而言之，三民主义的核心为心理、物质、政治、社会四大建设，以完成国家建设，即整个国民革命之最高指导原则。”后来，他又增添了伦理建设一项，利用儒家思想来教育国民[4]。在他看来，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必定对普通民众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这一点本没有错，但是，蒋介石更多的是在利用儒家文化之名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而其高度集权、专制的政治目标与儒家文化最根本的目标存在很大程度的背离。事实上，蒋介石的“儒化”三民主义不仅立足于旧三民主义这一基础，而且，其改造旧三民主义所依靠的主要理论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利用儒家文化改造三民主义被学界称之为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异化，这本身就暗含了对儒学的一种否定。仔细分析蒋介石的儒化三民主义，再结合蒋介石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的反动保守身份，我们不难看出，蒋介石是在借“儒化”三民主义之名行专制统治之实，妄图利用法西斯主义和一些封建流毒和糟粕在中国推行封建专制的反动统治。在蒋介石的“儒化”三民主义中，儒家文化已经是处于一种没有独立自主地位的为了某种目的而被绑架的状态。而作为孙中山未竞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新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中国共产党迅速意识到蒋介石是在借“儒化”三民主义之名行法西斯专制主义之实的反动行径。毛泽东在延安曾斥责蒋介石等人为背叛孙中山总理遗训的“不肖子孙”。中国共产党和一些民主党派也纷纷揭开蒋介石“儒化”三民主义的阴谋。可见，蒋介石利用“儒化”的手段重新回归旧三民主义就是在开历史倒车。
三、儒学的社会适用性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适合其生存与发展的时空界限。儒家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备受冷遇，因为那个时期无论是从表象还是本质上看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乱世，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推动社会和谐的文化体系显然是不会被采用的。有人会说，秦朝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应该不算一个乱世，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还要焚书坑儒，打压儒学呢？那就大错特错了，秦始皇在刚统一六国之时，国家初定，问题良多，社会究其实质仍为乱世，所以，秦始皇必需依靠法家思想加强统治，秦国只是一个依靠武力威慑才营造出的“治世”，一旦这种武力突然消失，秦朝马上会土崩瓦解，复现乱世之象，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的迅速灭亡就说明了这一点。后来的各个朝代也有这个特点，例如在隋唐盛世时期，儒学在吸收包容佛教和道教等文化中的优秀因素之后呈现出一种繁荣发展的景象，儒学的良性发展对于优化隋唐时期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儒家文化的良性发展与隋唐时期中国的繁盛是有着莫大的关系的。由此可见，儒学的兴衰与治与乱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乱世则儒学衰，治世则儒学兴。儒家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发展，从本质上而言并不能算得上是一种发展，反而是在继续僵化、异化。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来说，一旦陷入僵化的藩篱，就必然会产生许多问题，儒家文化也是如此。晚清时期的儒学也一直在走一条被僵化，被曲解的路子，其目的无外乎就是为了满足腐朽统治者的贪欲。民国在总体上上仍为一个乱世，儒学在民国的衰落有其自身不适应乱世的原因，并非是仅仅是因为各种反孔运动等外在因素所造成的。儒家文化有其自身的特性，其本质是一种伦理道德之学与社会和谐之学。
总之，从治世与乱世的角度去分析、看待儒学的适用性以及其价值与意义才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探究态度。由此分析蒋介石的儒化三民主义，他只是利用了僵化的儒家文化，真正的目的是实现专制统治，进而推行其反动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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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裴高才.蔡以忱在国民党“二大”期间的往事[N].人民政协报，2013-8-26.
〔2〕张军民.从《新生命》月刊看国民党理论界对三民主义本体的讨论[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0，（3）.
〔3〕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蒋总统集（第一册）[M].台北，1968.
〔4〕白纯.蒋介石儒化三民主义之评析[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1）.
（责任编辑 孙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