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良祥
2015年4月2日，在经过两天的加时谈判之后，美英法德俄中终于与伊朗达成“关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中关键限制条件的解决办法”，即所谓的“框架协议”。
尽管这一协议的达成再次佐证了美伊关系缓和的总体趋势，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核问题从此会一帆风顺。事实上，伊核最终协议即使达成，也未必标志着伊核问题的最终解决。一纸协议并不能消除美伊之间的严重互疑。美伊关系缓和是大势所趋
长期以来，美国国内关于伊朗一直存在三种基于历史体验的认知模式，或日，历史类比：一是将伊朗视为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那样奉行疯狂扩张的非理性国家；二是将伊朗视为冷战时期苏联那样与美国存在战略矛盾和意识形态对立，但决策尚且理性的国家；三是将伊朗视为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那样，虽然意识形态对立，但有着重大共同战各利益且奉行理性外交的行为体。
认知是人类行为的根源。与上述认知相关的，则是三种不同的对伊政策主张，一是不惜以军事手段对伊实施政权更迭，二是对抗和遏制，三是遏制和接触。三种政策主张相互碰撞，贯穿了美伊关系的整个历史，并形成美国自相矛盾的对伊政策。如果说克林顿政府所奉行的“东遏两伊”的政策更多体现了对抗和遏制的特征，那么，小布什政府在2002年国情咨文中将伊朗列入“邪恶轴心”名单，则体现了美国对伊朗实施政权更迭的意图，而奥巴马政府所实施的则是遏制和接触的政策。
尽管上述认知模式植根于历史案例，但认知同样也是现实需要和利益的反映。部分由于小布什政府所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消耗了美国的大量战略资源，也部分因为美国总体实力的相对下降，2009年奥巴马出任总统之时，美国已经难以延续其投入大量资源遏制伊朗的政策。如何实行更为平衡的中东政策，成为美国政治精英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国内日渐高涨的接触伊朗的声音实则反映了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需要。
弗林特·雷沃瑞特和希拉里·曼恩·雷沃瑞特是美国国内研究伊朗问题的知名鸳鸯搭档，且均在美国国务院等多个政府机构任职。两人不仅共同撰书、撰文，而且多次在电视媒体呼吁奥巴马政府实施接触伊朗的政策。他们认为，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呈现出自由落体式的下降趋势，唯一的出路便是与伊朗重新结盟，如同20世纪70年代美国调整与中国的关系一样。伊核协议仅仅是开端
主张温和对外政策的哈桑·鲁哈尼2013年6月当选、8月出任伊朗总统，为美伊关系缓和，也为美国改善对伊关系提供了契机。继2013年ll月24日伊核会谈达成“过渡协议”，2015年4月2日“框架协议”的达成，意味着长达12年的伊核问题出现重大积极进展。
“框架协议”中，美伊双方在伊朗核计划的规模方面最终达成了妥协。伊朗现有离心机数量19000台，处于运转状态的约为10000台。 “过渡协议”达成之后，伊朗要求保留8500台，而美国一度要求伊朗只能保留4500台。 “框架协议”最后确定的数量为6104台。双方亦在协议的时限上达成了妥协。伊朗曾经要求协议期限不能超过5年，美国则要求20年。“框架协议”是以伊朗做出重大妥协，美国也有所让步而结束。根据协议，部分伊朗的核活动期限为10年，部分为15年，部分为20年。
伊核问题虽涉及诸多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但主要反映的是美伊矛盾。美伊对抗和冲突虽涉及意识形态和历史恩怨，但伊核问题则是两者关系缓和和改善不可不逾越的障碍。伊核框架协议的达成意味着美伊在跨越障碍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特别是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瑞士洛桑一待就是一个星期，并且在协议最后期限到来之后两次加时，充分表明两国的行政系统都有着达成协议的强烈政治意愿。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伊关系缓和是大势所趋。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伊核问题就一定能够达成一份不折不扣的全面协议。4月9日，也即所谓的“框架协议”达成一个星期之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打破沉默，发表讲话指出，现在所做的一切．并不意味着伊朗会签署协议，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同意协议内容，甚至也不意味着谈判会继续下去。这一表态无疑为国际社会对伊核协议的期待浇了一盆冷水，但的确道出了未来伊核问题面临的严峻挑战。
如前所述，尽管“框架协议”对伊朗的义务做出了明确规定，限制极其严格，但并没有换取美国在取消制裁方面的实质让步。伊朗要求协议一经达成，所有制裁必须立即取消，虽然有点不切实际，但美国和西方国家仅仅表示暂停制裁，则又距伊朗的要求过于遥远。事实上，美国对伊朗金融和石油领域内的制裁，其取消需要美国国会通过法案，但奥巴马的“跛脚鸭”政府根本就不具有推动取消制裁的能力。
如此看来，伊核谈判的前景仍然并不明朗。而且，根据“过渡协议”和“框架协议”，除非所有问题达成协议，否则已经达成的协议都不算数。如此，前功尽弃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中国乐见美伊关系缓和
自伊核谈判以来，一直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伊核谈判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其背后的逻辑则是，一旦伊核谈判达成协议，伊朗与西方的关系缓和，中国企业将失去在伊朗的商业机遇。不仅西方国家和伊朗一些学者认同这种观点，而且部分中国学者似乎也默认了上述看法。
尽管上述观点很有市场，但却是基于一种错误的逻辑。中国从来就不是美伊关系敌对的受益者。中国企业的确获得了在伊朗的商业机遇，但这并不是因为西方国家的缺席，而是因为中国经济自身的竞争能力、中伊经济关系的互补性以及中国商人吃苦耐劳的精神。无论是西方国家缺席还是不缺席，中国企业都能获得商业机遇。这和中国企业在包括美国、以色列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并无二致。
伊朗与西方关系的缓和，固然有可能导致部分缺乏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在面临西方企业竞争的情况下，不得不退出伊朗的市场，但同时，随着伊朗经济发展的外部限制条件部分或全部取消，中国与伊朗的经济关系将会全面发展，中国企业也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中国大力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之下，中国更是乐见美伊关系的缓和。无论是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还是其领土和人口规模，伊朗都是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环节。一个经济上发展、且融入地区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伊朗符合中国的利益。总而言之，中国非但不是谈判的阻力，反而是谈判的推动力量；是美伊关系缓和的受益者，而不是失利者。
（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