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楠
（郑州大学 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重商主义始于15世纪末的西欧，并在实践中被不断补充完善，用于指导解决各国在经济起步阶段的发展问题。重商主义在经济发展初期、中期阶段有积极影响，到了后期则会出现一些问题，我国当前在有些方面就陷入了新重商主义模式下的负面效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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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重商主义；经济发展；国家干预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061-02
一、重商主义的历史沿革
（一）重商主义在春秋战国的表现
中国重商主义思想大概在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但是此前，我国历史上已经有重商主义的观点。“富国强兵”的提法人们耳熟能详,完整表述是“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作为历史上首位提出重商主义政策国家，齐国鼓励出口，鼓励人们经商来积累金属货币，即所谓“利出一孔”，以达到强国的目的。在这之前，西周末的《商君书·外内》就有“农之用力最苦而盈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社会各阶层的人纷纷投入商业经营。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看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货殖列传》）的社会现实，不同阶层的人们由此事于商贾，其中最著名的商人范蠡就富甲一方。春秋末年孔子的弟子子贡也是一名出色的商人，史载子贡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史记·孔尼弟子列传》），成为孔门72贤中最富有的一个。周人白圭、女商人“巴寡妇清”等也都是著名的经商将才。
（二）重商主义在历史上的非主流地位
自公元前商鞅变法提出重农抑商至近代鸦片战争前，“重本抑末”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思想领域的主流，这和贵义贱利、黜奢崇俭同为传统儒家思想的三大教条，而且和重商主义提倡的追逐财富、追求金银、利益至上的观点是相违背的。从中国历史上的士、农、工、商排位来看，商一直以来都是未位，而且还受到诸侯、贵族的压榨和剥削，有史以来未从改变。此外，商人还在法律上受到种种限制。《商君书》有《弱民》，极力主张欲强国必须先弱其民，而弱民的前提就是打击工商业。这种重农抑商的思想，延续到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打开过门之后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二、重商主义之争
辨证地看，广义的重商主义其实是一整套发展策略的集合，其中包括政府干预经济、贸易保护、扶持幼稚产业、鼓励出口、促进就业、重视生产等一些列的治国之略。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根基。李斯特、凯恩斯等著名经济学家早就看到其正面的历史意义，并趋于认为，正是重商主义这一系列的发展策略，才使欧美国家迅速崛起。由此观之，国外理论界对重商主义进行批判陷入双重标准：对从狭义的角度对中国重商主义进行抨击，而对本国的重商主义则从广义的角度看待。中国重商主义屡遭国外诟病的同时，出口商品又频繁遭受双反调查和隐蔽苛刻的非关税壁垒，恰好是这种双重标准的体现。西方国家抨击我国用重商主义攫取了别国利益，这只能是“贼喊捉贼”，“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需要我国有理有据的斗争。同时，我们也不能一味地否定重商主义，应当看到，除掉其血腥味后，它对国家经济的贡献还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从理论上为重商主义正名实属必要，完全抛弃重商主义，等于让一块无骨的肥肉任人宰割[1]。进入21世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强大的竞争压力，在各种制度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有必要通过行政的力量实施一些宏观政策调控，以便在高效率的统筹规划中配合市场经济发挥最优作用。
三、中国的重商主义道路困境
（一）大国贫困化增长导致福利损失
所谓的贫困化增长，是指一国虽然由于产出增加带来出口增加，但是本国的贸易条件却可能以更大的幅度下降，这反而造成了本国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下降。大国的贫困化增长需要三个前提条件，即该国产品需求弹性低，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偏向出口的国民经济增长方式。我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大致都具备这三个条件，因此，贫困化增长成为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应该注重的首要问题。如我国的纺织品出口增长快，但是出口单价一直在下降，而且纺织业的劳动工资要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德国是我国的34.65倍，日本为33.39倍，韩国5.85倍）。为了获取国际市场利润，国内企业展开了激烈的恶性竞争，最大限度地压低出口价格，最终只会导致国际市场上充斥着数量多、利润率极低的“中国制造”。
（二）频频遭受“双反调查”，贸易摩擦加剧
2014年6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又展开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轿车及轻型卡车轮胎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下称”双反调查)，这是继2009年美国轮胎特保案之后对中国轮胎行业的又一调查。2009年为期3年的惩罚性关税导致中国2011年对美国汽车轮胎出口额只有9.68亿美元，下降了一半多。另外，我国的光伏产业也一直是双反的主要对象，关于太阳能补贴贸易大战的争议似乎从没停歇过。美国商务部在2014年6月宣布对中国光伏企业征18%-35%的反补贴税，欧洲太阳能厂商紧跟着就发难，控告我国国内光伏企业违反协议。我国的贸易环境加速恶化，减少贸易摩擦，已经成为当下必须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巨额外汇储备
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自90年代以来就出现双顺差，并且增速迅猛，激增的巨额外汇储备不仅使贸易摩擦加剧，也增加了外汇管理成本和风险。诚然，在用于国际结算和应对汇率波动风险以及预防投机方面，适量的外汇储备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我国外汇储备在2014年已突破4万亿大关，远远超出预警界限。拥有这样庞大的外汇储备的弊端是：第一，我国管理外汇储备的成本和风险增加。外汇储备投资方向十分有限，一般只能用于购买外国国债、进口和投资等。但投资于美国国债收益率很低，资金并未得到有效利用。中国出售产品给美国，换取外汇之后又将赚取的外汇投放给收益率极低的美国国债，形成“中国付钱，美国消费”的奇怪现象。第二，面对如此庞大的外债，美国若开足马力印钞来偿还外债，就等于让美元迅速贬值，人民的劳动血汗和资本投入瞬间化为乌有。和重商主义思想相比，我们换回的不是真金白银，而是随时可能会贬值的外汇储备。另外，外汇储备很大一部分是由出口顺差带来的，企业所赚取的外汇需要通过中国银行换回人民币才能流通，因此央行投放人民币（外汇占款）激增，货币供给增加，国内也面临通货膨胀和本币贬值的压力。
（四）外循环和内循环孰轻孰重
拉动我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贡献率并不高，但要调整结构，并非一蹴而就。我国国内整体劳动力报酬并不高，人们收入还处于较低水平，国民购买力不高，不去消费，自然无法带动再生产，这样就会形成“低收入→低消费→内销生产不足→低收入”的内部恶性循环。这样的经济循环方式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将会使我国的消费继续处于疲软阶段，不足以支撑经济从外向型出口拉动转变为消费拉动型增长方式。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外部经济循环良好，这与西方重消费、轻储蓄有关。从重商主义的观点来看，生产确实可以提高出口，但是隐含其中的却是对消费的轻视，甚至是忽略消费的扭曲的、盲目的生产，致使出现一方面生产过剩、一方面消费不足的现象，这都是重生产轻消费、重外部生产轻内部消费的结果。
四、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一）重视“出口代价论”和“外汇成本论”，合理利用外汇资源
外汇和出口确实重要，但是，不应该把外汇和出口当成衡量一切的标准。大国崛起的众多因素中，外汇储备只占了一小部分，2014年我国外汇储备逼近4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已经成为我国沉重的负担。况且，出口赚取外汇也是以我国宝贵的资源最为代价的，应该树立正确的财富观，自然资源、科技资源、人力资源和管理资源等都是一国宝贵财富，所以，应该克服重伤主义对于财富狭隘的理解，深刻全面地认识社会财富。另外，要合理管理外汇和利用外汇，降低外汇持有风险。比如，可以允许民间持有外汇，放开强制结售汇制度，充分利用已有外汇储备，大力引进先进技术、进口稀缺资源，设立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对国内的一些基础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研究、自主创新研发等进行战略性投资。
（二）调整进出口政策
我国政府现在应该适当调整出口结构和方向，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恢复市场经济的价格调节机制，以使中国的出口企业能够真正适应开放的市场竞争。另外，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2013对非洲出口已达2000亿美元，称谓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标志我国除重视美欧市场外，也注重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贸易关系。对于进口方面，适当鼓励进口，缩小进出口之间的差额，实现进出口的相对平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际对中国的抨击和贸易摩擦。
（三）加快从“中国制造”向“中国人创造”转变
为什么要提“中国人创造”而不是“中国创造”？我国部分制造业之所以还处在“微笑曲线”利润最低的阶段，一部分是因为我国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经营策略，也直接造成这种局面的出现。跨国公司充分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在中国的分公司或者子公司有很多仅负责生产环节，根本没有创新可言，即使有，也被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或合资企业的外方所掌握。在中国本土上利用中方一切优秀资源开发的高新技术，依旧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被中国人掌握。创造水平提高不了，就会永远处于不利和被动的地位。所以，政府如减免税率，提供平台支持，支持技术创新，实现引进技术的快速消化和运用，增加出口产品的科技附加值。“中国人创造”能从更深层次阐释中国经济发展的落脚点。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应当随着环境的变化对进出口政策做出调整，使我国尽快完成经济转型，实现经济内循环和外循环合理均衡发展，尽快引导我国经济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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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Lars Magnus son,Mercantilism:The Shaping of an Eco-nomic Langua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 ledge,1994.25.
〔2〕梅俊杰.应当如何回应克鲁格曼[N].联合早报,2010-01-22;梅俊杰.随克鲁格曼反思中国发展战略[J].载社会观察,2010,(3):62-64.
〔3〕孔欣.走出重商主义的泥潭——对我国对外贸易模式的思考[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8,(6).
〔4〕肖明名.重商主义的弊端与我国贸易政策的调整[J].经济师,2009,(4).
〔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6〕拉尔斯·马格努松.重商主义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7〕张志梅.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民族主义的成因和表现[J].理论探索,2003,(4).
(责任编辑 姜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