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凯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兴教寺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的遗骨迁葬地，为唐代樊川八大寺之首，享誉国内外。本文探讨寺院的时代衔接、时代传承，兴建缘起与过程、历任住持的倡导与经营，并还原相关的人事脉络及轨迹，展现其风貌。本文考察完整的历史痕迹，梳理兴教寺变迁与发展的历史，兼论证玄奘舍利的真伪，此乃本文关切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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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兴教寺；玄奘；慈恩塔；历史；舍利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043-03
一、前言
兴教寺，又称“护国兴教寺”，唐代樊川八大寺之首，现今是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距离西安城区大约二十公里，位于长安区杜曲镇以东少陵塬畔。兴教寺的历史及沿革源远流长，期间几遭兵祸及祝融之灾，却依旧长存不灭，可谓壮哉。近年来学术界对兴教寺越来越重视，但是对其历史源流与发展情况的研究却很少，绝大多数的文章大多只是略有谈及，从未对兴教寺史作深入的考察。基于此，本文探讨寺院的时代衔接、时代传承，兴建缘起与过程、历任住持的倡导与经营，并还原相关的人事脉络及轨迹，展现其风貌。换言之，考察完整的历史痕迹，梳理兴教寺变迁与发展的历史，兼论证玄奘舍利的真伪，此乃本文关切之所在。
二、对兴教寺历史发展及沿革的考察
检诸文献，发现对长安兴教寺历史的描述有很多，但很多都是重复性的描述话语，因此，要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进行去伪求真，才能如实还原兴教寺的历史发展状况。经过分析，发现兴教寺的发展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一）玄奘与兴教寺的渊源及寺名的由来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玄奘法师前往印度取经，长途跋涉五万多里路，长达十七年的时间，走遍了一百多个国家，在贞观十九年(645)终于回到长安，同时也带回佛教经典著作六百五十七部。玄奘大师回国后又耗时十九年相继在长安弘福寺、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宫等寺庙来翻译所携回佛经七十五部，共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这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玄奘法师在唐麟德元年(664)圆寂于译场玉华宫，葬于白鹿塬。唐高宗李治与玄奘为师徒关系，曾在《答法师玄奘谢启书》中称：“忽见来书，襃扬讃述。抚躬自省，惭悚交幷。劳师逺臻，深以为愧。”①由此可见二人感情深厚，据说唐高宗常常在大明宫含元殿前遥望白鹿塬上玄奘法师的墓地，感慨万分，时动悲思，便于总章二年下令迁葬于今址也就是现在少陵塬，并建五层灵塔，“其中塔特髙大，为唐三藏法师元奘瘗身之所”，②并亲自《御制大慈恩寺碑》。在《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中这些事迹记载得非常清楚，“敕坊州刺史窦师伦令官给葬事，又敕宜听京城僧尼送至塔所。门人奉枢于慈恩翻经堂，道俗奔赴者日盈千万。以四月十四日葬于泸东，京畿五百里内送者百余万人。至总章二年四月八日，有敕于樊川北塬。”③
唐中宗即位后赞谥玄奘法师遍历各国学法，弘扬佛法和大觉大悟的事迹称之“大遍觉”，所以又被称为大遍觉塔。唐肃宗游玄奘舍利塔时题“兴教”二字，寓意大兴佛教，兴教寺便因此而得名。兴教寺的和玄奘法师密切相关，可以说没有玄奘法师就没有兴教寺。在玄奘法师之后，他的两位两个高徒窥基(唐初名将尉迟敬德之侄)和圆测(新罗王孙子)也先后埋葬于兴教寺。窥基乃奘师的人室弟子，才华横溢，尤精因明和唯识，著述颇丰，有百部疏主之称。《圆测法师佛舍利塔铭并序》里写道：“后被名为西明寺大德，撰《成唯识论疏》十卷、《解深密经疏》十卷、《仁王经疏》三卷、《金刚般若观所缘论》、《般若心经》、《无量义经》等疏，羽翼膀典耳目。时人所以赞佐奘公，使佛法东流，大兴无穷之教者也。”④唐永淳元年（682年），窥基在大慈恩寺内圆寂，起塔于兴教玄奘塔侧。圆测是玄奘法师门下的新罗弟子，对唯识的经典研究有很高的造诣。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圆寂于洛阳佛授记寺，葬于龙门香山寺并起塔，其弟子携圆测法师部分灵骨带回长安，先是葬在终南山丰德寺东岭，又于宋政和五年(1115)迁葬于兴教寺玄奘塔左侧。
（二）唐到清末兴教寺颓毁与重修及文化交流情况
兴教寺建成千百年来以来一直饱经沧桑。据《玄奘塔铭》记载，在建寺不久，唐武宗灭佛，寺被毁，致使“塔无主，寺无僧，荒凉残委，游者伤目。”⑤其荒凉与颓毁可以想见。穆宗长庆中(821—824)始曾重修。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安国寺僧义林命徒令捡重修塔身。其后寺庙毁坏，惜无文献印证，唯《大慈恩寺》记载：“大雁塔颓毁，天后武则天及王公施钱重加营建。新塔‘崇三百尺’，且内设梯，可逐级登攀。”其后唐开元元年（713）年，禅僧义福住兴教寺。开元七年，印度僧人金刚智来到长安，有敕迎就兴教寺安置。开元十七年，兴教寺惠教禅师入寂，起塔于寺内供养，贺兰钦明为撰塔铭。唐天宝四年（745）兴教寺名僧道进律师入寂，起塔于寺内供养，高参为撰塔铭。唐开成三年至唐咸通三年（838-862）日本“入唐八家”的释圆仁和宗睿和尚先后入唐求法，皆曾到兴教寺登塔览胜造学。唐中和三年至唐天佑元年（930-933），兴教寺毁于战火中，唯大雁塔存。其后，唐长兴年间（930-933），后唐西京留守安重霸重修大慈恩寺，僧莲芳曾参与了重修工作，王仁裕为撰重修记。
唐末战乱，又遭兵火，虽云以后定有修葺，惜无文献可考。宋熙宁年间（1068-1077）兴教寺再次遭受火灾，“系由‘富民康生遗火’所致，被火的雁塔‘涂圬皆剥，而砖始露焉’，唐人题名复见天日。”⑥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龙图阁直学士吕大防因公顺游兴教寺，登塬远眺，见樊川山水秀丽，遂命寺主僧晏静，创建玉峰轩(即有窗之长廊)。立有石碑记事(今碑不存)。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将丰德寺东岭上圆测之骨骸分葬于兴教寺奘公塔旁，创建新塔，规范基公之塔一体无异，并对基公之塔即旧而新。宋政和八年（1118）柳心、樊察、王正叔、李知常协同合作，剥壁摹写、刻石、拓片，编成十卷《慈恩雁塔唐贤题名》。据《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圆测法师舍利塔铭并序》记，当时“金轮宝铎，层构双耸，塔下环以广庑，创修献殿六楹”，世事沧桑，今已杳然无存。又据宋张礼《游城南记》说：“殿宇法制，精密庄严。”这说明兴教寺在宋代时期的规模不小。
金元之间，兴教寺又一次毁于蒙古与金朝的战火中，唯塔独存。明天顺二年至成化二年（1558-1466）兴平王继承先王遗志，重修寺宇，并恭请大德住持，寺始复兴。其后明正德八年与明万历三十二年，兴教寺先后两次重修，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川陕总督鄂海公捐俸重修慈恩寺。据兴教寺今存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铸的铁钟，钟文中记述：一名太荣的和尚，见寺钟已毁，为复兴寺院光大佛力，因之改建兴教寺。此当是兴教寺从唐以来的第五次修葺。同治年间(1862-1865)，寺遭回民兵燹，焚毁于战火中，惟塔犹存。其后虽偶有修葺，却长期破败，不堪言状。
（三）民国至今兴教寺的沿革与文化交流情况
在民国十一年(1922)，住持妙阔募修法堂五间，民国十四年(1925)妙法复回兴教寺住持，建起东西配殿十间。民国十九年(1930)朱子桥赈灾来陕，礼塔得舍利发愿重修，捐资补修三塔并建塔亭三问，石刻三师遗像各一，均供亭内。时奘、基二师塔铭俱存，测师塔铭久遗，因依宋铭拓本重刻。同时添建僧寮三楹，兼修钟鼓二楼。民国二十八年(1939)，程潜等捐资修建大雄宝殿五间，藏经楼五间，以及围墙和山门等，历时两年，工始告竣。
新中国成立后，对兴教寺极为重视，曾在1952至1954年连续三年间对兴教寺进行修葺。1952年，西安市政府财政拨款先整修寺院山门和大殿。隔年又对寺院塔内楼梯，塔内壁等进行了整修。1955年西安市政府拨款绿化寺院，修建花圃，加固塔基，修葺道路。建国以来兴教寺的住持皆很出色。50年代初妙阔法师为该寺住持。1957年春，妙阔法师主持传授三坛大戒一次。1959年常明法师接任兴教寺住持。在“文革”中，由于常明法师权巧感召，说服红卫兵，让兴教寺免遭破坏，保护了八部大藏经和十多尊铜佛像，使兴教寺的殿宇、法像完好无损，这在长安甚至全西安市都是少有的。多年来，常明法师应付裕如，精心规划，从1982年开始，对该寺进行全面整修和改建。经十多年的辛苦经营，截止1996年底，新增建殿宇僧舍84间，整修改造原有殿堂楼舍25间，共计109间。使兴教寺成为一座较完整的佛寺，千年塔寺焕然一新，又为长安风景增色添彩。
建国以来，兴教寺对外文化交流日渐频繁，佛学日渐兴旺。1992年日本法相宗大本山药师寺捐资建五转七的卧佛殿一座，1994年四月举行卧佛开光法会，国内外佛徒与佛学学者瞻礼祝贺者达数千人，盛况空前，显示出国家的昌盛，佛教的兴隆。除此之外，兴教寺还承担了国家对外政治文化交流的重任。195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印度总理尼赫鲁来兴教寺瞻仰玄奘灵塔。1954年至1956年缅甸总理吴努、尼泊尔文化部长干达先后来寺瞻仰玄奘塔。1959年，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曾到兴教寺参观。
三、玄奘法师舍利的真伪考察
玄奘法师舍利出现真伪争议的情况，始于广明元年(880)黄巢之乱时，兴教寺被毁，玄奘法师遗骸被寺僧携至终南山紫阁寺安葬，之后便开启了日后其灵骨舍利与各地广大民众结缘的良机。经过唐末五代时期的战乱，紫阁寺没落，金陆天禧寺住持可政访山到此，发现玄奘法师的顶骨后，迎请到天禧寺建塔供奉。明朝年间，紫阁寺更名为长干寺，玄奘法师顶骨舍利分别在明太祖洪武19年(1386)、明成祖永乐10年(1412)得到比较好的维护。康熙3年(1664)更名为大报恩寺的长干寺全面维修，也有效维护了玄奘塔墓。然而清文宗咸丰6年(1856)大报恩寺遭受太平天国的战火荼毒，毁于一旦，致使玄奘法师的顶骨长眠于地下，为世人所遗忘。⑦1942年驻防南京中华门外的高森隆介部队挖掘到装盛玄奘法师顶骨的石函，后将玄奘法师的顶骨分为几份并分送到各地供奉，致其灵骨一分再分，飘零到国内外各地。上述事实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怀疑和争议。
然而，2003年陕西在入秋后大雨不断，山洪爆发，冲出了紫阁寺寺院遗址，调查发现裸露出来的墙壁及地基上，有火焚的痕迹，符合紫阁寺(宝林寺)遭回民焚惫的说法。于是陕西社科院与户县人民政府在同年11月初召开“玄奘大师与户县紫阁寺学术论证会”，未料在同11月底，兴教寺也召开了一场“黄巢发塔真伪辨学术讨论证会”完全否定户县召开“玄奘与紫阁寺学术论证会”的说法，两派主要争议的焦点在于唐末黄巢之乱时，是否有“黄巢发塔”而导致玄奘法师的遗骸迁葬到终南山紫阁寺。对此持肯定意见的以陕西师范大学吴言生教授和《大慈恩寺志》主编陈景富，他们为此提出的论据是：南宋景定《建康志》第四十六卷和元至正《金陆志》确切记载紫阁寺即葬唐三藏大遍觉玄吴大法师顶骨之所；1942年冬日军高森部队挖掘出土内装玄奘石柠石函可提供佐证；黄巢缺粮发塔可信；玄奖曾有遗嘱与紫阁山；社会公认其真实陆。持否定意见的代表则有王仲德，他提出“玄奖项骨有可能仍在兴教寺塔内”，“可政在终南山所得者可能为窥基的灵骨”等观点。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马驰教授提出，黄巢发塔失说不能成立的理由有三点：缺乏正史等资料左证；有着众多虔诚的佛教信徒的黄巢军不大可能发塔；黄巢军当时财力仍很雄厚。⑧其余学者的理由则是：玄装法师遗骨至今仍存兴教寺中；玄装墓塔至今完好矗立在兴教寺；应当把宗教信仰与历史事实区分。
对于上述争议，我认为两派所持观点皆有可商榷之处，他们各说各话，没有互相质证，无论主张舍利是真或伪，均属推测，经不起推敲，无法提出让对方信服的证据。首先，两派所召开的学术会议乃以志同道合，立场一致为前提，使得正反双方未能正面交锋；其次，在双方所提的意见方面，均以有利的史料陈述，对于现存史料的缺陷却避而不谈，以致缺乏最直接的证据说服对方。第三，双方所论假设学说太多，考古调查较少，且很多结论逻辑不清，漏洞很多。如户县的研调资料，称可政和尚取走顶骨舍利，后人将其余遗骸安葬到敬德塔内，末考虑到历次的迁供、分供等问题，也未有明确的探测纪录。总之，玄奘法师舍利真伪问题的争议，背后还有一个地方政府的因素。当下各地为争夺观光资源，各地无不卯足了劲的与历史名人拉拢关系。如在河南值师玄失故里也有一个玄吴三藏法师的坟墓，梁山伯的坟墓还闹出好几个的争议。但是作为学者，是否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做学问的荣誉，将文化名胜的开发和利用置于以史实，实在是一种不可取的态度。我们认为，如果未有进一步证据证明的前提之下，假设学说还是少定一些才好，起码也不能以假设的学说进行对垒。
四、结语：兴教寺的历史意义
庙宇一向是当地人民的信仰中心。华夏人民在繁衍与发展过程中，总不免遇到战争与种种生存的难题，于是寺庙的产生给人安定人心的效果。陕西长安文化底蕴深厚，历来佛学都很繁盛，出现了大量的佛教徒，他们面对与自然搏斗的过程中，面对与战争的困境中，生存的压力，还有旱涝、瘟疫等的威胁，生命飘摇不定，心绪自然茫然无依，需要一个精神支牲，因此陕西的先民对于寺庙的态度是虔诚的，作为樊川八大寺庙之首的兴教寺，不论是观音佛祖，还是玄奘舍利，都给予陕西人至今仍不坠的信仰中心，于千百年来不移不变。回首庙宇一角，矗立许多刻于石上之对联，如“人依生佛群争感，共戴福星亿万春”、“何幸培塾临华岳，月明雁塔趁余光”、“德化番苗光史笔，欢腾妇子叩生祠”等，除可看出寺庙历史之悠久，也可见在这片华夏民族繁衍生息的土地上，先民先祖对于佛教信仰的虔诚。
同时，兴教寺或者说大慈恩寺乃唐以来科举中举的进士和状元题目所在，历代以来科举进士乃中华民族的精英，这些中了进士们在大慈恩寺雁塔题名留念，难道不是中华民族崇尚智慧的集中体现吗？他们寄托了汉民族先民对于知识与人才的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兴教寺不仅是全国佛教徒的圣地，也是历代以来寒窗苦读的儒生们的心灵圣地，兴教寺恰恰在其中扮演了儒释合流的形象标杆，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值得后人进一步挖掘。
注 释：
①（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第二十二第296页，四部丛刊景明本.
②《（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十八第1095页，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清）董诰，《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二第7666页，清嘉庆内府刻本.
④大慈恩寺志编纂委员会.《大慈恩寺志》卷二十二《碑铭》，三秦出版社2000.
⑤（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十三，清嘉庆十年刻同治钱寳传等补修本.
⑥大慈恩寺志编纂委员会.《大慈恩寺志》卷二十五《大事记》，三秦出版社2000.
⑦参见刘大任.《南京灵谷寺所藏玄吴法师顶骨的来龙去脉》，《玄奘研究——第二届铜川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26-127页.
⑧参见陈景富.《兴教寺玄装灵骨耀古今一一“玄奘发塔”真伪辨学术文集》，第22-39页.
（责任编辑 孙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