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宇青
在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政府机会主义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换句话说，在当前的中国，政府机会主义已经构成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之一。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铲除政府机会主义这一重大障碍。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这标志着全面深化改革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因为片面的、不系统的改革已经遭遇到瓶颈，形成肠梗阻，其所产生的弊端正在或者已经形成为阻碍改革的力量，并消解着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民粹化倾向、左的保守主义倾向、利益集团化倾向等，就是这种性状的证明。因此，如果不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改革，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就得不到保证，改革就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也很有可能丧失。也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政治议题的提出，可谓是当下中国改革的现实需要，是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除非不愿意改革，不想让中国臻于富强之境，不想让全体国人共享改革成果。
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厘清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毫无疑问，在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政府机会主义便是其中的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在当前的中国，政府机会主义已经构成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之一。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铲除政府机会主义这一重大障碍。
那么，究竟政府机会主义的哪些方面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呢？政府机会主义的精神特质
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最大特点是投机，是为了达到自身的经济的、政治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与这种投机相对应的精神特质就是置规则、道德于不顾，并嘲笑一切伦理（如职业伦理、责任伦理，甚至家庭伦理等）的态度。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建立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虽然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没有停止脚步，在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也有一定的进展，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和治理理念引入之后，这种变化最为明显。但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特殊性、复杂性，传统影响下的政府公共精神的缺位乃至缺失，以及改革的政府主导性，使得政府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中，常常陷入没有规则可以遵循的苦恼之中；也使政府的行为短期化，缺乏延续性和可持续性，常常陷入穷于应付的制度短缺之中，政府政策的“初一、十五不一样”的机会主义现象时常发生。与此同时，我国改革的局部性，即先农村后城市，并遵循了先易后难的路线，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改革进程中双轨制现象的大量存在，也导致了城乡之间、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利益分野和分化。由于缺少共同利益、普遍利益（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包括民众在内的所有群体，大多陷入了极端个人主义的追逐之中。在追逐利益的大潮之下，本应有着公共精神的政府职能部门也未能幸免。例如，2015年6月16日，央视《焦点访谈》以“变形的救灾工程”为题，报道了陕西省救灾中心综合楼大半部分变成了酒店，救灾项目部分土地建成了民政厅机关干部的“经适房”。其实，从救灾中心变形为酒店，这变形的不只是工程，更反映出在利益诱导下某些部门对基本的行政伦理的置若罔闻、对基本职责的放弃。
显然，这样一种置规则、道德于不顾的精神特质，是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格格不入的。因为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的是讲规则、讲道德的政府。
政府机会主义的政治特质
在政治方面，政府机会主义趋向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为自己的投机活动铺平道路，以达到所谓的经济上的成功。在这里，最为关键的“政治机会”究竟是什么。自然，政治机会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但是，在政府机会主义这里，政治机会则以不合理的居多。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机会就等于政治资源。由于我国实行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政府不仅掌握了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经济资源，而且掌握了几乎全部的政治资源。这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政府具有很高的自主性和较大的行动空间。或者说，政府拥有较民间社会更多的政治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养成了政府的霸道与任性。
所谓政府的霸道与任性，那就是政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而完全不用顾忌民众的看法、态度和利益。也就是说，政府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当然也包括指使民众行动的自由。这时，规章制度已经不起任何的作用了，或者说，政府本身就是规章制度。因此，也就无所谓规章制度了，而且在霸道与任性的滋养下，自制力也就消失了。因此，我们也就能够看到权力霸道与任性的乱象：河南驻马店市的一位老太太在公安局接待大厅喊了三声“想见局长”，就被公安局以“扰乱单位秩序”的名义拘留8天（2014年7月8日至16日）；镇江某街道城管敢于对商贩蛮横地表示：“我就欺负老百姓”；福建长乐市环保局局长陈桂光说：“局长的电话是一般群众不能打的电话”，等等。虽然政府的霸道与任性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有所变化，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虽然自十八大以来掀起了强劲的反腐风暴，但是，这种霸道和任性也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之所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仍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原因就在于政府的干预过多，以至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府而非市场。于是，可以发现，在过多的政府干预中，不乏机会主义行为存在。最起码的，它也为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制造着政治机会。一句“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口号，包含着多少平民百姓的辛酸，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同样不得而知的是，究竟有多少官人乘机发财致富。虽然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对腐败要持有“零容忍”的态度和决心，但是腐败行为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而且是大面积地发生。究其原因，最为根本的就在于权力的“至高无上”，就在于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毫无疑问，政府霸道和任性的另一面，就是视制度、规章为无物。而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允许搞特权，不能以权谋私。可见，如果政府和官员们不改霸道与任性，那么，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将难以取得实际的效果。
政府机会主义的经济特质
在经济方面，政府机会主义最鲜明的特质表现为官商结盟。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成分较为单一，只有公有制企业（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而且，由于计划经济本身就是命令型经济，公有制企业完全是国家的附属物，它完全按照国家的指令从事生产和销售活动，因此，这时的经济和政治是一体的，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有所松动，私有经济开始出现，并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当说，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对于当代中国生产力的解放和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官商结盟的现象。例如，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之所以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通常是因为有红项商人的操纵，或者是商人买通政府官员与之合谋；即使是民营企业，要想取得顺利的发展，也必须有政府或官员为之站台，才有成功的可能。2015年2月12日《南方周末》刊文《“跟领导亲戚做生意”：福清老板山西买矿记》，描述了福建福清商人林斯佳买矿被坑的遭遇，被坑后，他仍然坚信：“没人会拒绝跟省领导的亲戚做生意。”以“另类官员”著称的“任性”官员——仇和——背后也有刘卫高一类的神秘商人。其实，官与商的结盟，在于二者的相互需求，更在于官员手中的权力，官员靠权力得到利益，商人也是靠权力得到利益，因此，商人极力接近官员，并输送利益，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而官员也不拒绝商人，是为了使手中的权力产生利益。2007年6月，时任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的栗智（2009年11月任新疆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5年7月6日中纪委通报其被开除党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席话颇能说明这一点：“来找你的，一是要钱的，就是要工程的；二是要权的，要权是当官的。他能当官干吗要给我送钱呐？”当然，之所以官与商能够结盟，一方面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另一方面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相较于权力而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处于弱势。正是在官商结盟中，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现如今，这些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这正如《决定》所指出的那样：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如果不下决心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那么，就会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香港《大公报》网站在2014年6月19日刊文《习近平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师”身份渐显》。文章指出，之所以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将是遇到问题最多、触动利益集团最直接最根本的领域。习近平出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即印证了这一点。文章还指出，当前中国的经济体制仍然相当“纠结”：一方面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期仍远未结束，一些部门依然保留着计划经济的时代特点；另一方面是一些官员依旧抱着过去十多年发展经济的惯有思路，难以改变。这就决定了中国正在深化的经济改革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其实，这里所说的经济体制的“纠结”，主要表现为双轨制的存在。而双轨制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官商结盟、对于利益集团是有益的，因为这为他们留下了更多的空间。但是，这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来说是有害的。因此，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计，尽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方能使政府机会主义失去存在的空间。
总之，综观国际国内大势，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社会活力，才能创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才能破除体制机制的弊端、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拓广阔的前景。
自然，正如《决定》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那么，在“这个最大实际”当中，理应包含着“政府机会主义”的成分。面对政府机会主义的实际，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则必须下定决心把这一障碍铲除。否则，我们也就难以践行“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难以做到“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换句话说就是，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全面清理政府机会主义。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