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福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远东报》是沙俄在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省创办的唯一的一家中文报纸，随着沙俄势力的不断扩张，《远东报》不遗余力地宣扬和维护沙俄的利益，政治观点极为鲜明，但《远东报》对中国国内一些政治斗争的报道有时是客观的，如对五四运动连续从正面加以报道。笔者拟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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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远东报》；五四运动；报道；政治观点
DOI：10.16083/j.cnki.-1296/G4.2015.02.059
中图分类号：G2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2—0135—02
收稿日期：2014—09—20
作者简介：刘金福（1964— ），男，吉林农安人。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吉林省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领导科学，中苏关系史。
五四运动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是中国社会新的经济力量——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中国社会新的政治力量——工人阶级成长壮大的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反帝爱国觉悟空前提高的结果。其直接原因则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辰组及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了三条正当要求：（1）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即外国放弃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各国驻华军队、裁撤外国邮政和电报机关、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2）废除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订立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3）归还在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原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会议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操纵下，无视中国的权利，对中国代表提出的前两项要求，以“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为借口，不予讨论。关于山东问题的讨论，主要在英、美、法、日、意五国间进行。日本既已造成武装占领的事实，又以中国曾有“欣然同意”的换文为理由，坚持霸占山东。英、美、法等国因与日本有着共同的利益，规定将战败的德国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并写进《协约国对德参战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中国主权被强盗宰割，而北洋军阀政府置民族灭亡于不顾，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汇文大学等校学生总计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抵制日货”等口号，手持旗帜，上书“废除二十一条”、“争回青岛方罢休”、“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字样。当游行队伍至东交民巷西口时，受到使馆巡捕和军阀政府军警的阻拦。愤怒的学生“击伤驻日本钦使章宗祥，焚烧交通部部长曹汝霖之住宅”。［1］随后，大批军警赶到，逮捕了许德珩等31名学生和一名市民。5月5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进行爱国活动和营救被捕同学。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学生爱国运动开始有组织地向前发展。
1919年5月11日，《远东报》刊载了题为《论北京学生之大活动》的文章，对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日前北京各大学学生因我国外交失败，痛诋卖国派断送国家权利于外人之手，于是群起公愤，咸认总长曹汝霖、公使章宗祥等为国贼，集合学子三千余人游行街市，以为示威运动。”［2］
1919年6月1日，《远东报》刊载题为《论政府平息学界风潮之办法》的文章，对清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进行了谴责：“近自山东问题发生以来，举国人心为之震骇，奔走号呼，抵死力拒，足见人心之不死，民气之犹存，我四万万之民族虽素以柔弱著于世界，然亦未可轻侮也，当局苟能利用此蓬勃之民气与夫坚决之人心，表示政府人民结为一体，则外交之失败固未尝不能挽回，即使果不可救，而有此不可轻侮之民族，激之以敌忾同仇，养之以自决实力，智勇困于所逆，忧难可以兴邦，国耻不忘，终有自强之一日，奈何政府当局不此之图而反背道以驰，此真吾人所太息痛恨，大惑不解者焉！”［3］
1919年6月3日，北京学生再次遭到政府逮捕的消息传到上海，进一步激怒了上海人民，工人相继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上海“三罢”斗争的实现标志着群众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上海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成了运动的主力。上海的“三罢”斗争很快波及全国20多个省的100多座城市，五四运动至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远东报》刊载的《论政府平息学界风潮之办法》一文热情地赞扬了学生和工商各界的爱国运动：“盖此次国民对外之愤激，本以学界为最，而学界之中尤以北京各校首发其先，于是各省士子及海外留学一致响应，而工商各界更追踵继起，反对愈厉，呼吁益急，在有不可遏止之势。诚以京师为首善之区，各省之观瞻所系学界为社会先觉人民之心理，攸归宜乎，北京学界之风潮足以震撼全国而为政府所注意也。”［3］
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于1919年6月10日释放被捕的学生，宣布罢免曹汝霖、章宗样、陆宗舆的职务。 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从《远东报》的言行来看，其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鼓吹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为沙俄在华侵略扩张的行径和维护在华权益进行代言和辩解，其反动立场是不言而喻的，但《远东报》对五四运动的报道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
有的论者认为，《远东报》正面报道五四运动是因“《远东报》编采人员受十月革命的影响”。［4］笔者不同意此观点，《远东报》十分仇视十月革命，怎么可能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呢？笔者认为，《远东报》正面报道五四运动是另有原因。
《远东报》作为沙俄政府的机关报，之所以正面报道五四运动，支持五四运动，最主要的原因是巴黎和会被美、英、法等国操纵。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27个战胜国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举行了所谓的“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拟定对战败国的“和约”，它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分赃、反苏和建立战后帝国主义国际新秩序的会议。参加巴黎和会的虽然有20多个国家，但实际上，是美、英、法、意、日五个国家，特别是美、英、法三个国家操纵着会议。巴黎和会十人会议秘密制订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计划，划分了各帝国主义在俄国的行动范围。1919年5月7日，《远东报》刊载题为《三国同盟与世界》的文章，指出：“巴黎会议开幕以来，名则万国和平会议共同解决世界之问题，实则二三强国秘密结合以扩张本国之势力，而垄断世界之霸权者也。故巴黎会议会议席上，关于解决世界各问题不由世界各国主之，专由各强国操纵之。始则英、法、美、意、日五大强国主持一切，继则意国因美修占领问题宣告脱会，日本因人种差别问题亦遭拼弃，于是所谓万国和平会议者一变而为英、法、美之三国会议矣。”［5］
1919年5月28日，《远东报》刊载题为《俄国与联盟国》的文章，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俄国政权是“内乱”，且“内乱”是暂时的，“内乱”平定之后，国际舞台应有俄国一席之地，“查俄国横跨欧亚两洲，人民一万七千万，出产食粮、毛铁、金异常之多，且直接与德国、日本、中国为邻，俄国人口既众，出产亦富，自能生存于世界，让若各国不能与俄国断绝，则俄国当然在五洲民族中占一地位，是故国际之问题断不能不容俄国置喙也。不过多数党未平之前，俄国一时不能在世界舞台上活动，然俄国内乱终有平定之一日，彼时各国岂能摈斥俄国于国际之外乎？”［6］
《远东报》报道五四运动，尽管主观动机是为了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俄国政权，但从总体上看，《远东报》对五四运动的报道是客观的，有利于五四运动中爱国热情的传播，这一点应当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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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论北京学生风潮［N］.远东报，1919，05，21.
［2］侠.论北京学生之大活动［N］.远东报，1919，05，11.
［3］侠.论政府平息学界风潮之办法［N］.远东报，1919，06，01.
［4］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报业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
［5］侠.三国同盟与世界［N］.远东报，1919，05，07.
［6］侠.三国同盟与世界［N］.远东报，1919，0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