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艳
（华南师范大学 世界史博士后流动站，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二战法国败降德国后，恢复法国领土和殖民地的殖民主义政策就成为丘吉尔政府的既定国策。美国罗斯福政府越南非殖民化的国际托管计划从提出到放弃的过程也是美、英在越南地区从分歧走向一致的过程。日本投降后，英国在越南南部的一系列措施直接导致了法国重返越南和越南反抗殖民统治斗争的爆发。英国是战后初期越南局势的主导者，英国殖民主义是第一次越南战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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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越南；国际托管；殖民主义；越南独立同盟
中图分类号：K3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41-03
第一次越南战争的起源问题涉及到二战后期到战后初期美、英、法、越、中等力量角逐的原初形态，有助于我们从本质上把握此次战争及此后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走向。目前，国内对第一次越南战争起源研究多侧重于美国和法国因素的考察，①这低估了英国在越南战争爆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在接受日军投降后，英国第20印度师少将道格拉斯·格雷斯在过渡阶段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直接导致了越南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这既是第一次越南战争爆发的根源，也是越战的开端。
一、英国和美国的越南政策分歧
通常认为，第一次越南战争的爆发源于二战后法国重返越南。而事实上，当英国开始介入越南事务时，这场战争就拉开了序幕。
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法国在越南的殖民政府随即宣誓效忠于维希政府，但这未能使法国殖民当局逃脱日本与之争夺越南的命运。1940年7月，日本近卫内阁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计划。该计划不仅包括已被侵占的朝鲜和正在侵略的中国，还包括整个东南亚、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西南太平洋的诸岛屿。在这个侵略计划中，越南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控制越南就意味着可西进中南半岛，向南可取南洋群岛，进而形成对新加坡的海陆夹击，打开通往印度洋之咽喉。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缔结后，日本开始进攻越南，加速向南侵略的步伐，迫使法国殖民当局签订《日法共同防卫印支议定书》，日军的战略意图——以越南为进攻东南亚的跳板实现了。
英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在维持殖民体系上的利益与法国一致。在东南亚，英国占有缅甸、马来亚等国，面积共101万平方公里。1940年6月，丘吉尔公开表示：“英国的目标是彻底恢复法国的领土、殖民地和宗主国地位。”[1]英国的越南政策是将日本驱逐出越南，将越南作为东南亚的一部分还给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
在法国殖民统治越南时期，越南农民丧失了土地，被课以重税，酒、盐、糖等生活必需品全部由法国殖民当局垄断。对此，学者吴永隆曾做过专门的研究[2]。也正因为如此，胡志明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得到了全体农民的支持。
美国罗斯福总统则主张通过建立国际托管机构对越南进行统治，直到其最终独立。美国对法国的态度在战区也得到了充分体现。美国不仅拒绝和法国合作，还通过“战略情报局”向1941年5月成立的越南共产党领导的统一阵线的组织——“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提供援助。越南对美国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首先，占领越南就意味着在控制南海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对美国来说是控制橡胶、锡等物资至关重要的贸易航道。其次，越南是美国工业品出口的潜在市场。再次，越南在南海地区战略价值难以估量。越南位于太平洋的西南部，关系到美国和菲律宾的安全。罗斯福的战略意图是与中国蒋介石政府结盟取代英、法在东南亚的地位。越南作为东南亚重要组成部分，是被美国置于中美关系的大框架之下进行考量的。
二、中国战争局势与罗斯福放弃越南国际托管计划
美国政府针对越南的非殖民化政策的前提是中美关系。罗斯福把蒋介石政府看作是美国太平洋政策的基石。1943年4月，当罗斯福总统被问到战后如何实现《国际联盟盟约》第十条的目标、如何维持战后世界和平时，他的回答是：“维持世界秩序并非难事。”美国和中国“将管辖亚洲”，非洲由英国和巴西的统治，欧洲由英国和俄国负责[3]。然而，二战期间，由于越南重要的战略位置和各大国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致使越南的形势相当复杂。
1943年后的国际形势使英国深信，如果美国瓦解了法国的殖民帝国，下一个非殖民化的目标就是英帝国。为此，自1943年9月开始，英国在政策制定过程增加了一个维度——维持殖民主义。英国外交部备忘录提醒政府不要与罗斯福政府的法国政策合作。“削弱在欧洲与法国友好合作的可能性是不明智的……法国外交的传统关系恰好能弥补其力量上的不足，如佛朗哥－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集团的复兴”[4]。英国外交部同时提醒政府，法属越南的国际托管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这将使美国控制中国的计划得逞。英国外交部认为，在对越南的争夺中，日本一旦有机会就会浑水摸鱼。从欧洲和亚洲利益考虑，英国政府感到他们除了为恢复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而战外，几乎别无选择。
1944年春天，史迪威军队遭到日军的攻击，对中国南部的盟军造成严重威胁。罗斯福电报蒋介石命令其将驻屯在云南的10个美式装备师投入缅北作战，以援助史迪威和英军。由于此时日军正加紧筹划所谓“一号作战”，企图在中国东南部发动大规模攻势。蒋介石担心一旦将这10个师调开，日军会入侵云南和四川；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趁机发动武装起义的话将丢掉整个中国。因此，蒋介石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因此在1944年5月，罗斯福放弃了将中国纳入战后四强的战后安排设想。
迫于英国和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的压力，特别是1944年夏天亚洲战场和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罗斯福不得不放弃了越南的国际托管计划。1944年10月，美国承认了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临时政府。罗斯福的越南政策也是由国际托管转向支持法国重返越南。
1945年3月，战争局势急剧恶化促使日本在越南发动武装政变，推翻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1945年3月11日，日本宣布越南脱离法国保护，宣告独立，并加入以日本为首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成立了以越南皇帝保大为首的傀儡政府。但是，当时的保大政权主要控制越南南部的一些地方。日军驱逐了北部法国殖民政府但却未能有效的建立起对北方的统治。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开始从中国的东南部进入越南北部，填补了这一权力真空。随着“临时革命政府”和“民族解放军”的成立，越南共产党逐渐建立起对北部的统治。
法国军队遭到日军出其不意攻击后向盟军请求援助。英国十分渴望能给予法军援助，美国的态度恰好相反，尽管占据有利位置，但却拒绝援助法军。这种情形使英美军事统帅陷入了辖区管辖权的冲突[5]。英国和法国被美国的态度激怒。英国人认为当时罗斯福拒绝援助法国“堪比俄国对华沙的做法”，罗斯福简直令“美国蒙羞。”[6]
1945年6月的《波茨坦协定》规定，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由中国接收，以南由英国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接收。蒙巴顿勋爵是东南亚盟军总司令，对伦敦的工党政府负责。英国的计划是通过武力将西贡“归还”法国，占领西贡的任务交给了英国第20印度师少将道格拉斯·格雷斯。格雷斯接到的指令是在越南南部解除日军的武装，对战争的囚犯和难民实施援助，但要避免卷入地方政治。但格雷斯在实际实际执行中却与此命令大相径庭。第20印度师有22，000人，配备有装甲车辆及两个空军中队。经历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经验丰富，作战勇敢。中国的蒋介石政府由于忙于内战，倾向于承认河内的胡志明政府。
三、英国介入越南事务与越南反抗殖民统治斗争的爆发
1945年夏天，越盟解放了越北的6个省和其他4个省的部分地区，面积4万平方公里，人口100多万，这为武装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越盟在解放区建立了地方政府，并加强了军事力量。日寇无条件投降后，越盟抓住时机，领导了人民进行了“八月总起义”。8月15日，阮氏皇朝末代皇帝保大被迫宣布退位。8月19日，民族解放军进驻河内。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越南共产党在北方建立了稳定的政府，但对越南南部的影响则相对有限。当时的西贡有大量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存在，这些组织在越南南部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越南共产党希望通过实施温和的政策来争取得到西方的承认，但越南与盟军进行的谈判却受到了其他政治力量的抨击。8月21日，包括高台教、好教以及在城市影响力很大的托派等各种政治力量在内的“国家统一战线”在西贡组织了游行。8月25日，越盟组织了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并成立了南方委员会，领导人是共产主义者陈文教。该委员会的目标是控制西贡，将影响扩大到越南南部。当时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是，越南是否需要依赖盟军取得胜利。
1945年9月6日，英军抵达西贡，部队兵力在此后的几周内不断增强。10月底，20师全部到位。9月13日，格雷斯到达西贡并开始了对该地区的控制。南方委员会立即着手与格雷斯进行联系，但格雷斯拒绝与南方委员会有任何接触。格雷斯只对处理日军在越南的政府和与法国相关的事务更感兴趣。越共为了同英国进行合作，对一些激进爱国主义者武装斗争进行了镇压，特别是托派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中许多人被捕甚至被杀害。英国拒绝接受南方委员会的存在，动摇了越南试图与西方和解的决心，迫使越南共产党从和解走向对抗。9月17日，南方委员会试图强迫格雷斯承认其合法性，举行了抵制法货、罢工和对西贡市场进行整顿的运动，切断了西贡的食品供给。格雷斯非但没有同南方委员会进行任何的接触与交涉，反而采取镇压手段。9月19日，格雷斯关闭了越南报社，控制了西贡广播电台。接下来，格雷斯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镇压措施，颁布戒严令：所有游行示威和集会全被取缔、禁止携带武器、破坏公共秩序将被执行死刑、实施比日军占领时期更为严厉的宵禁政策。
格雷斯对越南的法国战俘进行武装，使他们可以增强法国在西贡的兵力，法国专员塞第上校已武装1500人，格雷斯命令塞第推翻南方委员会[9]。9月23日，法国人发动了一场政变，控制了公共建筑、逮捕了大量越南人，并将三色旗插在了西贡市政厅。伴随法国此次政变庆功会的是一场对越南百姓的屠杀。自由法国军第2装甲师师长勒达莱尔将军在给蒙巴顿将军的信中称：“格雷斯挽救了法国的越南。”[7]
面对卷土重来的法国殖民者，南方委员会发起了总罢工，战斗也随之打响。法国政变后几天，英国－印度军队对越南的爱国主义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当时越南人员伤亡十分严重。9月26日，一次与80名印度步兵旅士兵的战斗中，60名越南人被杀。这次战斗中，英军在当街使用了25磅迫击炮和重机枪，大批越南非战斗人员被殃及。美国情报局在西贡的指挥官杜威上校被误认为是法国军官而被越盟杀害，当时的美国仍对英国的越南政策持谨慎态度，对越南民众的民族解放持同情的态度。杜威被杀害的第二天，美国情报局在老挝的官员拒绝干预越盟逮捕法国官员并将其处决的要求，英国官员彼得·坎普则积极交涉也未能成功，该官员表示美国在此事件中保持中立。为此，蒙马顿向美国人抗议，批评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站错了队”[8]。9月2日，另一场大规模的游行在西贡举行，5名法国人和许多越南人被枪杀。几个有嫌疑的法国人遭到逮捕，但在南方委员会的坚持下很快释放。越南共产党尽量避免与盟军发生冲突。正是在这样想法的领导下，他们非但没有准备与正在赶往西贡的英国军队作战，还希望能与英军一起携手战斗。
英军试图消除西贡的紧张气氛时，越盟继续深入群众当中，设立路障，有效地将西贡和越南的其它地方隔绝开来。虽然越盟的装备极差，但仍给英军以极大的压力。英军被迫同意与越盟进行谈判。就英方而言，谈判只是个等待援军到来的策略。10月9日，英军向越盟发出最后通牒，命令他们投降要不后果自负。10月10日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越盟向英军在西贡的驻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但被击退，越盟伤亡重大。这次的失败后，越南开始采取游击战策略。到了11月中旬，英方认为自己已打破了越共对城市的封锁。在对付越南游击队的过程中，英军使用了大量的日本军队，这在英国引发强烈的争议。但格雷斯认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补给英军兵力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将英军的伤亡减至最低。到了12月末，英国准备将南方交给法国，第一批英军已开始撤离越南。1946年1月28日，格雷斯离开了越南时，英军只留下了2个营同越盟作战。这2个营最后也在3月返回英国，只留下少部分的医生帮助法国。法国恢复了其在越南的殖民统治。
1940-1945年是奠定战后越南局势的重要时期，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战争和英法殖民主义的卷土重来，与美国的托管计划在这一时期进行了激烈的角逐。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托管计划是战后原欧洲列强殖民地处置方案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但是，由于托管计划对殖民地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来说仍是一个模糊的政策，缺乏可具体操作的政策或制度基础。特别是罗斯福面对英法殖民帝国时将自己的作用限定在第三方，避免直接介入，导致英国在战后越南事务中居于主导地位。英国道格拉斯·格雷斯、对法国力量的扶持与对越南民族民主力量的镇压直接导致了越南人民抗击法国的的第一次越南战争。
注 释：
①孙福生.论罗斯福的印度支那政策（1941—1945年）[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4)；汪堂峰.罗斯福政府越南政策评析(1941—1945)[J].世界历史，2007，(4）；刘东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非殖民化思想和越南托管计划[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刘东明.法国重返越南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爆发[J].历史教学问题，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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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Edward R.Drachman.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Vietnam， 1940-45[M]. Plainsboro :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75.36.
〔2〕Ngo Vinh Long. Before the Revolution: The Vietnamese Peasants under the French[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73.
〔3〕Michael Wright to Neville Butler， 19 July 1943， http://www-archives.chu.cam.ac.uk/perl/node·a=a；reference=CHAR%2020%2F139B.
〔4〕孙福生.论罗斯福的印度支那政策（1941—1945年）[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4).
〔5〕Peter M. Dunn. The First Vietnam War[M].New York: St. Martin’s， 1985. 87， 94-105.
〔6〕D. Cameron Watt， Succeeding John Bull[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239.
〔7〕Dennis J. Duncanson. General Gracey and the vietminh[J].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Vol. 55， No. 1968，(3):296.
〔8〕Philip Ziegler， Mountbatten[M].New York: Knopf， 1985.331.
（责任编辑 孙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