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摘 要：从抗战后期的谨慎友善到朝鲜战争时的全面对抗，中共对美国的政策仅仅在5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彻底转变。由于美国始终坚持以“扶蒋”为核心的对华政策，且不断扩大自己的在华特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中共的核心利益与意识形态发生摩擦。在日本尚未投降之际，中共由于自身实力的相对有限、苏联对国民党地位的承认以及日本侵华军的存在，其政治目标相对有限，与美国的分歧并不严重。日本投降后，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走向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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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共；外交；扶蒋反共；调处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30-05
一、抗战时期的准盟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海陆军席卷美国及其盟友在远东的势力范围，为了对抗日本，美国越来越重视拖住上百万日本陆军的中国战场，开始向中国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虽然中共与美国在意识形态等方面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中共此时对于美国的对华政策还是十分欢迎的，这不仅是为了共同对抗日本，还在于美国对国民党反共活动的钳制。
二战期间，美国的亚洲政策围绕着打败日本而运转，对于不利于对日作战的国共摩擦，美国一贯持反对态度。国民党在1943年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后，美国代办艾切森就此向国民党要员吴铁城指出：“美国远东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美国对于中国国内任何不利于建立维持强大统一中国的分裂对立都保持着紧密关注，目前国共纷争导致大批中国最好的军队被牵制在西北地区，没有用于云南或其他情况多发的前线，不论是国军还是被国军包围的共军都不能投入到抗日战场上。”第三次反共高潮之所以没有像前两次演化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美国对国民党的警告起了重要作用。除了制约国民党的反共行动，美国政府还积极和中共建立联系。为了尽快打败日本，配合美军可能在中国进行的登陆，以史迪威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在华文武官员急切地盼望和拥有大片敌后根据地的中共建立起军事合作关系。美军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相信对中共武装而言，只要给予一些简单的武器援助，就能大大提高其战斗力，给日军造成大的杀伤；如果他们得到充分的供应，那就一定可以……收复许多重要地区，严重破坏（日军）铁路和交通线。①而中共也在积极地寻求美国的支持，周恩来等中共驻国统区代表在重庆等地积极招待一些美国人士，向他们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以及抗战成绩，打破国民党对中共的新闻封锁。这些记者、专家发回美国的第一手报告无不称赞中共领导人的正直、根据地良好的社会风气等，大大提升了中共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乔森就中共巧妙的民间外交评价道：“中共对于与外国记者，尤其是美国记者的关系处理地十分巧妙……即便是公认的态度中立的记者也倾向于颂扬中共批判国民党及其领导人。”正是在中共和美国共同的努力下，美军延安观察组才得以成行，而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逝世前中共和美国关系最好的时期。在抗战后期，中共对于美苏合作将长期存在的评估②使其相信战后避免国共内战是可能的，加之中共此时在实力和威望上远不如国民党，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共并不打算立刻武装推翻国民政府，而是希望建立包容共产党和其他各个民主党派的、国民党无法一手遮天的联合政府，这和美国战后的对华政策目标十分接近。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斯汀的谈话中甚至提出：“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中共离社会主义仍然有很大的距离……共产国际在远东没有地位。”毛泽东还向谢伟思指出：“如果美国不施加影响，（中国）真正的统一和民主只有通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才能实现。”这表明中共此时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压力对于遏制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重要作用。出于上述考虑，一向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他国事务的中共明确欢迎美国代表赫尔利来华调处国共矛盾。
二、分歧的扩大
虽然在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总体还算不错，但影响双方关系的结症从未得到解决。美国政府始终抱着蒋介石即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即中国的教条来处理中国事务。尽管美国欢迎中共等党派加入联合政府，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基石始终是“扶蒋”。在赫尔利使华前，罗斯福向其明确指示美国将坚定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③到1944年底，美国高层已经确定光是依靠在太平洋上的“跳岛战略”就可以打败日本，登陆中国已经没有必要。伴随着中国战场价值的降低，中共在美国人眼中的战略价值也必然打了折扣。1944年12月24日，赫尔利在发给国务卿的电文中指出：“在我所进行的谈判中，我所理解的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包括：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支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对于中共认识的变化加上对于蒋介石合法性的过渡迷信，美国扶蒋反共倾向越来越明显，中共与美国的分歧也开始拉大。
赫尔利来华后的调停明显偏袒国民党，这引起了中共的极度不满，毛泽东为此曾对访问延安的美国人大发雷霆：“假如我们任凭委员长束缚住我们的手脚，即使我们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对我们也没什么实际好处。”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记者招待会上大肆吹捧蒋介石，误导人们相信蒋介石是真心诚意地谋求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府的，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在消除异己。他还将中共与地方军阀相提并论，表示美国只承认国民政府，不会承认中国其他军阀或武装的政党，声称只要中国还存在蔑视政府的武装力量，战后就不可能产生一个自由民主、强大、统一的中国。美国问题专家陶文钊先生将赫尔利的这篇讲话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由战时的支蒋容共转向战后的扶蒋反共的标志。④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明确提出：“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英美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⑤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中批评赫尔利“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⑥中共除了向美国抗议外，还缩小了与美军的军事合作范围，停止向美军提供机密情报。⑦但此时的中共并未打算和美国政府翻脸。在批评赫尔利的同时，毛泽东也指出：“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他是估计到了这一点的，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中国的前途这个问题上，看清楚了中国人民要求独立、自由、统一的不可阻止的实力必然要替代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而勃兴的美国一部分舆论界，对于赫尔利式的危险的对华政策，是感到焦急的。他们要求改变这个政策。”⑧
不难看出，毛泽东此时仍然将罗斯福、美国人民和赫尔利区别对待，肯定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将责任归结于以赫尔利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身上，既向美国提出了警告，也为双方关系的回升留有充足的空间。
日本投降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虽然包含着要求国民党建立开放政府，包容各党派，实施民主改革等为中共所赞成、倡导的目标，但其政策的基石仍是支持蒋介石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并竭力帮助蒋介石扩大其对中共的优势。此时的中共抗日根据地遍布日占区，而“蒋介石的权利只局限于西南，华南和华东被日本人占领，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权的影子也没有”。⑨为此，美国积极向国民党提供军援物资，帮助国民党将龟缩在大西南的大批精锐师团抢运至日占区受降。不仅如此，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在华北登陆，帮助国民党部队抢占战略要地，美军甚至得到指令：“在天津、塘沽、唐山、秦皇岛之间，如受到共军攻击发生危险时，美军可执行必要而适宜的军事行动。”⑩由于美国的干预，中共在关内只占领了张家口一座重要城市，减少了日后国共谈判桌上的筹码，中共对此十分不满。
三、马歇尔使华的失败
抗战结束时，赫尔利不公正的调处以及美国对国民党的各种军事援助加剧了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矛盾。但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不仅没有立刻进入死胡同，相反还出现了转机。
1945年11月27日，早已为中共所不满的赫尔利黯然离职回国，杜鲁门总统派出自己最为倚重的马歇尔将军赴华调处国共纷争。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此后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发布公报，明确表示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在华美军将撤出中国。这表明，美方虽然“扶蒋”政策不变，但也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要求蒋介石在政府中给予其他各党派足够的政治空间。此时，中共的实力虽然与抗战前相比有了显著提高，但国民党仍占据着明显优势，军队是中共数倍，装备精良，控制着大多数城市。尤其是蒋介石作为中国近代以来首次取得对外反侵略战争完全胜利的领袖，威望空前高涨。国民党付出巨大主权代价所换得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至少在纸面上明确了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支持。由于上述原因，中共此时并未将推翻蒋介石政权作为自己的目标，而是要求国民党开放政府，接纳各党各派力量共同组成联合政府，扩大中共在政府内的发言权，取消国民党对政权的垄断，增加中共控制的地区，扩大中共武装在国家军队中的比重。此时，相对于国民党，中共与美国的目标似乎更接近，而美国的压力是迫使国民党放弃内战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共中央在12月19日的指示中提出：“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中共与美国因对日受降等问题而陷入危机的关系此时出现转机。
由于马歇尔抵达中国时握有美国政府对华援助的决定权，因此对蒋有较强的威慑力。蒋介石被迫在一些问题上做出妥协，他不再要求中共交出赤峰、多伦，国共双方分别颁发了停战令，北平军调处也随后成立。在马歇尔的压力下，国民党在联合政府组成等问题上被迫做出让步，使政协会议得以胜利闭幕。在马歇尔的压力下，蒋介石还被迫同意了国共陆军比例5:1的整军方案。这一系列的成绩使笼罩在中国上空的内战乌云出现了消散的迹象，中共对于马歇尔的调处也十分满意。毛泽东曾向马歇尔当面表示：“我愿意重申我们对您帮助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努力的衷心感谢。”
但是，国共关系中此时最为复杂、严峻的东北问题尚未解决，国共美三方关系依旧十分微妙。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颁布了一系列违反政协决议的议案，也使中共警惕起来。与在处理关内停火事宜上较为公允的态度不同，由于美国对苏联在东北的动向十分敏感，马歇尔在该地区的事务上明显偏袒国民党。尽管如此，中共在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态度的同时，仍力求保持与美国友好的关系。中央明确指示周恩来:“对美国除非他恢复赫尔利政策，公开全面地赞助国民党实行内战与独裁，我们不应和他弄僵。因此，我当一切反内战、反独裁的主张（东北、宪草、国大、自由、组府、运兵、借款等）均应向马歇尔严正表示意见，但应避免用激烈态度与抗议形式。”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发布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与日后中共发布的反美文件相比，这篇声明虽然内容上表达了对于美国援蒋政策的不满，但口气还是比较温和的。
但此时马歇尔的调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原先蒋介石所做出的让步很大程度上在于其顾忌马歇尔手中的美援分配权力，但在马歇尔调处东北争端时，美国政府却不断向国民党提供大量援助，数万陆战队继续留驻华北，向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也从未中断。逐步摸清美国底牌的蒋介石在国共问题上也变得日益强硬，并采取了一系列破坏和谈的行动，马歇尔对蒋介石的批评也日渐不被后者重视。坚持“扶蒋”原则的美国逐步放弃了在调处中所应具有的公正态度，将自己与蒋介石绑在了一辆战车上。中共就此指出：“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的了。”在这一声明中，中共不仅对马歇尔的调处表达了失望，将其与赫尔利相提并论，还直接抨击美国政府。对于美方此后提出的调停，中共方面认为“形式上我们虽然尚不公开正面反对，但实际上应拒绝之”。当美国的调处失败后，美国抛下“公正的第三方”的伪装，开始公开支持国民党。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美国政府在经历了初期的犹豫后逐步加大了援蒋力度，不仅取消了一度施行的对华军火禁运，继续源源不断地向国民党输送军援，还通过《1948援华法》等方式为国民政府超负荷运转的经济输血，其援助目标也由原先所声称的促进中国和平统一转变为阻止中共控制中国。1947年9月魏德迈提交的访华报告指出，美国必须维持国民党中国这个“自由堡垒”，以维护美国最大的战略利益。尽管蒋介石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美国还是应该对其尽早提供道义、顾问和物质支持。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引起了中共强烈不满，而美国对中国的殖民渗透更使中共与美国关系急剧恶化。1946年美蒋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被中共指责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残酷苛刻的卖国条约”，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已经难以挽回。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地阐述了中共的反帝立场，表达了中共对于苏联的友好态度。
虽然有着种种矛盾，但中共并未打算与美国决裂，针对可能出现的中共中下级干部官兵对新解放区美国官员、侨民的侵犯，1948年2月的《中央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规定：“目前对于这些外国侨民所办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机关，不论是否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一般地不采取排除或没收的政策。对于外国侨民及其国家代表机关，一般地应采取保护措施。”3月24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对美国外交斗争策略的指示》再次强调要防止反美斗争中的盲目主义危险。
到1946年，中共的实力已经有了相当大幅度的提高，日本这一威胁已经不复存在，苏联在东北暗中帮助中共的行动也增强了中共的底气，中共已不准备像抗战时期那样容忍美国以“扶蒋”为核心的对华政策，在国共均拒绝合作的情况下，马歇尔调停也以失败告终。到1947年底，中共已经公开宣称自己站在苏联阵营一边，而伴随着中共控制了越来越多存在美国利益的大城市后，中共对于美国的不满也不再停留于宣传层面，美国人将要为自己多年来坚持的以援蒋为基调的对华政策付出实质性代价。
四、决裂前的最后试探
到了1948年底，胜局已定的解放军战果累累，许多重要城市被解放，其中也包括了美国外交机构驻在地，中共将直接面对美国使节在华外交特权的挑战。
1948年11月初，沈阳解放。由于美国沈阳领事馆拒绝遵照军管会的要求交出电台，沈阳军管会于20日进入美国领事馆，没收了所有电台，又软禁了沈阳美领馆的工作人员。但对于沈阳领事馆的态度并不代表中共对美国的总体态度，中共就此强调，东北地区特殊，在东北对美领馆实行的“挤走方针”不一定在其他地区也实行；不承认国民党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并不等于我们永远不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外交关系。这说明中共对于沈阳美领馆的处理很大程度上是迫于苏联的压力，中共并不打算和美国彻底决裂。
1949年1月，米高扬秘访西柏坡，中共加入苏联阵营已成定局。同月，毛泽东发出指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3月，西柏坡会议正式确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屋子干净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原则。尽管确定了倒向苏联以及反帝的基本外交方针，中共并不准备和美国断绝关系。中共一面提出建交的条件，即“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一面由工商部部长出面通过美国远东贸易公司代表向美国表达了希望设置华北和日本的贸易体系的意愿。
美国政府也不准备拿自己的在华利益去给蒋家王朝陪葬，美国政府坚决阻挠中共在全国取得胜利的目标出现变化。1949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乔治·凯南的“PPS—39”文件基础上制定了“NSC—34/1”，其原先的阻止中共取胜之目标改为在不将台湾丢给中共的同时，确保中共不会加入苏联阵营。美国政府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拒绝向国民党提供新的援助，宋美龄于1948年末赴华盛顿乞援时受到美国官方前所未有的冷遇。美国国家安委会认为：“在谨慎的避免表现出干涉迹象的同时，我们应当通过政治和经济的手段，警觉地利用中共与苏联之间、中共政治体制内外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与其他派别之间的一切不和。”南京解放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奉命留驻南京，寻求与中共的对话。对于美方发出的信号，中共指派司徒雷登的学生黄华为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赴宁同司徒雷登接触。在对黄华的指示中，中共中央明确要求：“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黄华与司徒雷登及其秘书进行了几次会面，司徒雷登希望中国不要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黄华则要求美国放弃蒋介石集团，并表示愿与美国建立商业、外交关系。司徒雷登却表示美国对新政府的承认要等待中国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新政权能在事实上控制了国家的领土和行政机构并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认可，有能力和愿望承担国际义务，遵守公认的国际惯例，美国自然会承认。美国政府利用承认、贸易诱使中共在反帝、主权等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做出让步的企图昭然若揭。但是，美国的这种企图只能是一厢情愿，关于承认问题，中央高层的态度也早已确定。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议时就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周恩来在南京解放前就承认问题再次重申：“如果急于要求承认,就会陷入被动。”在与黄华的会谈中，司徒雷登在承认新中国的态度趋向消极。在中美双方互不相让时，中苏之间则越走越近。刘少奇6月秘密访苏，在与刘少奇的会谈中，斯大林进一步明确了对新中国的支持立场。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宣告中国“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一方面找”，正式宣告了中共彻底倒向美国的敌对阵营。虽然中共同意了司徒雷登提出的以私人原因赴北平的请求，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命令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司徒雷登不得不结束在华使命，于8月2日返美。
1949年8月5日，美国公布《美中关系白皮书》，为美国的对华政策辩护。白皮书中公布的大量美国对华渗透、干涉中国内政的细节，为中共的亲苏反美外交路线提供了丰富的论据。毛泽东就此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数篇文章，在激烈地批判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的同时，表示新中国坚决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已经准备好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1950年2月，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确立了两国的盟友关系。美国自国共内战后期以来一直奉行的“等待尘埃落定”的对华策略自此真的“尘埃落定”，美国一直试图避免的局面最终出现，国民党不仅完全丢掉了大陆，而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完全倒向苏联阵营。
中共与美国从抗战时期的准盟友关系转向朝鲜战争时期的敌对关系，这一转变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然而却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国民党抗战以来从未改变过对共产党的仇视一样，中共对于国民党的警惕也始终没有放松过。然而美国始终坚持蒋介石即中国的逻辑，不论其对华政策怎样调整，其核心都是“扶蒋”。由于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围绕着“扶蒋”展开，中共与美国的矛盾就始终无法解决。在中共力量尚且比较弱小且有着侵华日军这个国共美三方的共同敌人时，中共还能接受。三大战役彻底摧毁了国民党主力部队，中共的目标已经不局限于抗战结束之初建立联合政府，不仅要彻底摧毁国民党集团，还着手准备清除美国在华特权，建立中苏同盟。双方政治目标的距离越来越远，最终发展到与美国决裂甚至对抗的地步。
注 释：
①③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5）[M].重庆出版社,1993.312，319.
②中央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及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指示[C].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三卷)，1945.802-804.
④陶文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J].美国研究,1993,(l):19.
⑤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1045，1114.
⑦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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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