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存弟[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西 临汾041000]
摘要：英国著名作家毛姆在他的代表作《刀锋》中塑造了一位不断探求内心道路的人，这是一个自我救赎的故事。拉里作为一名思索者与探索者，深感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偏执所带来的深刻痛苦，他不断地追寻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寻求灵魂脱离物欲纠缠的解脱之道。小说通过塑造拉里这个不为物所役而寻求心灵自由的人物形象，为西方树立了光辉榜样，毛姆还提出了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兼容补充问题，力求为西方社会精神荒原的痛苦与异化寻找解脱超越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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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毛姆《刀锋》东方形象 文化渊源
《迦托——奥义书》中说过：“一把刀的锋刃很难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这也是《刀锋》的开篇。在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开始思索未来的出路。《刀锋》的深意在于探求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寻求灵魂的解脱之道。
一、寻求解脱之道
拉里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美国物质社会的一个“正常”青年，生活在实用主义哲学盛行的时代，与众多青年一样深为时代所迷惑。按照美国的实用主义标准，一个人必须要有体面而能赚钱的工作，要为将来出人头地做准备。任何人都不能做一个无所事事、长于思考懒于行动的人。但拉里在战场上经历过死亡、毁灭、恐惧后，他与同时代的青年有了区别，他不可能像别人一样按部就班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感受到战争的灾难、痛苦和荒谬后，他下决心不再浑浑噩噩地生活，要去寻找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他的好友死了，他深刻体会到了世界的荒诞和死亡的偶然性，他对过去的信仰开始产生怀疑，决定追寻生命的意义。经过一番痛苦挣扎，拉里来到了东方。在印度，接受了神奇的瑜伽。这与西方迥然不同的宗教观念，终于使他告别了以往的彷徨苦闷，灵魂得到了安宁。
拉里先是选择去巴黎阅读书籍，希望从这个纯粹的文字世界中获得答案。而后去了法国，做矿工助手。他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有好处，使自己有时间把思想理清楚，但实际并不如愿。之后他去德国研究过基督教，去农场干过活，到过西班牙，却都无法解答他的疑惑。直到深入接触印度宗教，轮回说对拉里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最后他决定回美国，过一种“不急躁，对人随和，慈悲为怀，丢掉一个我字，不近女色”的简单生活。至此，拉里完成了自我建构和自我救赎。
在小说的结尾，毛姆以他惯常的幽默自嘲口吻称《刀锋》是一部关于“成功”的小说，因为人各有志，成功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小说中众多的角色都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之道：艾略特成了社会名流却已是明日黄花；伊莎贝尔虽有财富但已朱颜辞镜；格雷找到了一份体面而赚钱的职业，可以每天朝九晚六地上班；苏珊寻求到了体面的归宿；索菲放浪形骸最终死于非命；拉里找到了安身立命之道。主人公拉里是毛姆极力讴歌的寻求人生理想终成正果的典范，表达了以毛姆为代表的机智理性的西方知识分子对西方功利主义文化价值观的疏离与决裂。拉里在面临极大的内心冲突时，毅然跳出了社会为他安排的生活道路。历尽挫折后，他终于在东方文明中，在瑜伽老人神奇的教诲中，领悟到了人生脱离苦难的解脱之道。
在毛姆看来，东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核心是人与宇宙的和谐，寻求内心的明亮、圣洁与平衡，努力追求精神上的超脱和灵魂上的安逸。拉里的圣者品格无疑是毛姆为狂热的西方人指出精神之路时虚构的。
二、《刀锋》的东方神秘形象
在西方观念中，东方并不是一个具体精确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宽泛模糊、陌生神奇的地方，与西方文化相异，充满诱惑。赛义德认为，东方对于欧洲而言，不是具体的某个国家，而是作为与西方既对立又互补的一种异质性文化，是苏伊士运行以东的广袤土地。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和印度，同属东方，同是东方民族，拥有着同样的东方文化。
印度文化是东方文化中一个独具特色的部分，其中瑜伽文化是印度文化的显宗，对印度近现代及当代瑜伽派的理论与实践有着巨大影响，主张修行净化人的灵魂，也对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影响。印度一位罗摩克里希那教会的长老对拉里说：“东方能够教给西方的东西，比西方所想象的要多”，充满了东方文化的自信。印度圣徒甘乃夏对拉里的教育，使拉里茅塞顿开。他教导拉里说：“人都比他自视的为高，而智慧是解脱之道，行事不怀私心，而心地纯洁，将小我并人大我提供机会。”这位东方圣人以他的言辞，他的慈祥、气度、圣洁和忘我的高尚品格，使拉里深感震撼与敬仰，转而成为精神上的瑜伽信徒。从此拉里从一个西方文化的叛逆者变成r东方古老文化的崇拜者。这种转变实际上是以毛姆为代表的西方知识分子对东方文化的再评价，表明西方的文化危机迫使西方智者将东方作为“他者”，从而在比照中更深刻地认识和反省自己，并向东方文化寻求新的生机。
如果说拉里是小说的中心人物，那么艾略特则是作为对照出现的终身执迷不悟的人，作者对二人叙述的笔调是不同的，旨在将东西文化进行对比。艾略特极其聪明，靠手腕权谋获得了上流社会的认可，他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不动声色地向上流社会附庸风雅的达官显贵推销古董名画并因此而暴富。但最后却由于爱德娜不邀请他出席豪华家宴郁郁而终。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艾略特的人生悲喜剧说明靠名利等身外之物来证明人生价值的想法是愚蠢的。
拉里拯救索菲的失败也说明了冷静理性的东方文化并非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拯救索菲的灵魂远比治好格雷的头痛困难得多，所以拉里自我牺牲的失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
《刀锋》表现了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极具敏感的西方知识分子对狂热的西方文化的迷惑与失望，以及对西方文明精神荒原的摒弃，转而在东方文明中寻求宁静、安详的心理安慰。由于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拉里在关键时刻每每不顾及自身利益，令周围的人很惊讶。但他浸染于古老东方文明中的真诚善良，展现了一颗晶莹剔透的赤子之心。所以，当拉里最后拯救索菲的行动失败，散掉财产，做了一名出租车司机而安度余生时，故事的见证者对他充满了敬佩：“我是个俗人，是尘世中人，我只能对这类人中麟凤的光辉形象表示景慕，设法步他的后尘。”
三、毛姆的东方文化情结
实际上，叔本华的哲学观是毛姆开启东方世界的一把钥匙。他的悲观主义与毛姆对人生的感悟吻合，所谓的人生，就是欲望和它的成就之间的不断流转，它是痛苦的，人们为驱散痛苦而不断努力，但痛苦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姿态而已。叔本华对人生的一系列解释似乎使毛姆获得了一种解脱，而叔本华对东方哲学的崇拜犹如一道闪电划过毛姆的眼前。他宣称：“《吠陀》是人类最高的认识和智慧的成果，经义的核心是在《邬波尼煞昙》中作为最大的礼物终于传到了我们的。”他称赞东方的佛教，认为它是一般人民信仰的宗教。叔本华认为，佛教的涅檗即超越生死的境界，是人生的寄托，精神的归宿。
在叔本华那里，毛姆隐约感到了他要寻找的东西，感觉到他只有在西方文化之外才能找到他要的答案。在毛姆的笔下，神秘的东方成了充满智慧的“香格里拉”。毛姆曾借他作品中一位乡村医生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的整个灵魂向往东方，向往埃及、印度和日本，我希望了解马来人的堕落、热切的生活和南海诸岛探险的奇遇。在那遥远的辽阔世界，我也许找不到生命的答案，可是要比在这儿更接近答案，我从书本和文明中再也找不到更多的东西了。”毛姆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是在东方找到了灵魂皈依，获得了心灵的宁静。《刀锋》中的“我”问拉里，“宇宙之灵”是什么？拉里回答：“你只能说出它不是什么，它是表达不出来的，印度人把它叫作‘婆罗门’，它是处处不在，又处处在的。一切事物都含有它，都依赖于它。它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件东西，也不是一个原因。它没有什么性质。它超越永恒，超越变化，它既是整体，又是部分，既是有限又是无限。它是永恒的，因为它的完整和完美与时间无关，它是真理和自由。”在中国道家哲学里，道是万物本源。不难看出，毛姆思想中的“宇宙之灵”和庄子哲学中的“道”有不少契合之处。事实上，毛姆对庄子的著作十分熟悉，他能自如地引用《庄子》中的典故。
毛姆非常喜欢来自东方尤其是中国的艺术品，在里维埃拉茅庐的门厅中，放着一尊中国观世音菩萨，楼梯上的平台则装饰着来自暹罗的青铜头像。在毛姆的作品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装饰着中国艺术品的那些贵族人物的客厅。《刀锋》里伊莎贝尔的家中，“房内摆设的有他们在北京居留的纪念品：雕花过繁的乌木桌子和景泰蓝大花瓶”，周围不少人总是不经意地把他比作中国人。
毛姆对东西方文化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理解，他以“外来者”身份对东方文化做了认真研究和双向阐释，他认真发掘了东方文化的精神，客观上否定了西方殖民主义对东方的丑化、歪曲和污蔑。尽管毛姆对东方文化的认识了解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无疑改变了西方人对东方人的误解与偏见，这种展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提出了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兼容补充问题，也力求为西方社会精神荒原的痛苦与异化寻找解脱超越之道。通过塑造拉里这个不为物所役、寻求心灵自由的神人，为西方树立了光辉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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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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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建华．神人形象与东方话语——论毛姆小说《刀锋》的主题[M].成都大学学报，2003(3)．
[5]吴晓东，毛姆与中国之间的屏风[M]．中国新闻周刊，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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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存弟，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西文学比较研究。
编辑：杜碧媛E-mail:dubiyU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