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璐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074）
摘要：送礼，一个古往今来人们再熟悉不过的词汇，自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能够生产剩余产品之日起，送礼这一行为就诞生了。笔者认为，古代的送礼行为有很多体现形式，如进献、赏赐、筵席、聘礼等等，都是通过某种途径给对方以好处，从而达到某种目的。这其中包含了双方各自的行为及送礼内容所反映的民族心理，少数民族也是如此。笔者将从《天聪九年档》入手，探讨当时满族的送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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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满族；聘礼；进献；赏赐；筵席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3-0092-02
满族文化一直是从事满族史研究的学者所关注的重点领域，从服饰、建筑、宗教等各个方面均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从这些角度我们可以分析满族的文化特征。与任何政权一样，满族皇室为了笼络各部落以增强自身力量，外部落进献礼品、对他部落进行赏赐、皇室之间的各种宴请、统治上层的互相联姻这一系列行为也贯穿始终。笔者认为，从他们这些行为中也可以窥探到满族的文化内涵，而这些行为都可以概括为送礼，它们分别发生于大汗、部落首领、皇室成员之间。从他们每次互相之间所赠礼品的内容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当时他们的心理活动，从而看到满族与汉族之间文化的异同。笔者将以《天聪九年档》所记录的满族上层统治者之间互赠礼品为依托，分析其所反映的当时的满族的文化现象。
一、聘礼
聘礼的多少，一直都是彰显个人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尺，其所包含的内容也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满族也不例外。通过以下两个表格我们可以窥探出满族在这方面所展现的文化特色。
我们也可以从《天聪九年档》中看到聘礼这一行为体现了社会成员的地位因统治者的重视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天聪九年这一年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察哈尔部落的归附，因此关于察哈尔部落的林丹汗之众福晋和妹妹下嫁大汗和诸贝勒以及林丹汗之子迎娶格格的记载最为详细。
在《天聪九年档》所有关于男方娶妻所纳聘礼的记载中，额尔克孔果尔娶皇太极次女的记载是最为详细的，所纳聘礼数量也是最多的，这说明察哈尔部落与皇太极相互之间都是相当重视的。一方面，皇太极需要察哈尔部落来充实自己的力量，对抗明政权，因此在招降察哈尔部落后嫁予公主，并给予很多赏赐。另一方面，察哈尔部落在臣服满族政权后，也希望通过皇太极的力量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因此积极与其联姻。在这一事例之外，还有很多林丹汗福晋下嫁皇太极和诸贝勒的记载。这说明双方都希望通过联姻的方式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皇太极并不是接受所有的聘礼，只是收下一小部分，这应该与下面将要叙述的皇太极接纳进献之礼是相同的道理。为了表现天子的权威只收下一些，但也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决定接受哪些东西。
二、进献
各部落向皇太极进献各种礼品，由于双方都并未脱离游牧狩猎的经济模式，因此主要以牛羊马等牲畜以及野生动物毛皮所做的各种帽、衣、靴为主，同时由于对外战争的需要，还有很多插有弓矢之雕花撒袋等军事作战用品。
正月各部落及家族内部成员共向皇太极进牛1头、羊44只、马64匹，其余毛皮制品、手工制品622件，但皇太极只接受了马两匹、其余手工制品1件[1]。这些牲畜加起来总共109只，马匹就占了其中的59%。虽然再加上其余的手工制品一共有731件，其中马匹只占9%，但那时由于在这些手工制品中包含的种类众多，与之相比，马匹所占份额也是相当大的，表明马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当时进献各种礼物也是以实际需要为着眼点。下面通过观察图1来细致分析一下这一年进献的各种牲畜数量所体现的统治者的意图。
我们可以看出，马匹和羊在所有进贡的牲畜中所占数额是最大的。观察图1可以发现，马在四种牲畜中是数量较多且进献数量较稳定的，羊的进献数量最多，但不及马的进献数量稳定，牛和驼进献数都较少。这说明马和羊在满族日常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是马匹在军事作战中的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就是羊在日常饮食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与这两者相比，对于尚在关外且政权处于发展阶段的满族来说，牛与驼的重要性就不及马和羊了。再次审视表格，我们也可以发现皇太极并不是所有贡品都接受，只是象征性地收下很小的一部分，其余均却之。在他所接受的贡品中也主要以马和羊为主，其次是牛和驼，其数量也比表格中没有列出的猪、驴、骡等牲畜要多出很多，这也说明了马和羊的重要性。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时候无论是其他部落首领向皇太极进献礼物，还是皇太极接纳礼物，都是以自身的需要为主，奢侈品等非生活必需品所占比例相对较小，这与汉族以各种奢侈品、工艺品为礼品的主要组成部分还是存在差异的。
三、赏赐
皇太极赏赐给大臣或其他首领物品，一可以表彰将领卓越功勋，激励其英勇作战；二可以笼络人心，同时显示天子的威严，起到震慑人心的作用。因此，在《天聪九年档》中有很多皇太极赏赐他人的记载，尤其是归附的察哈尔部落。
赏赐以野生动物毛皮所制的帽、衣、靴和各种手工制品为主，虽然也有牛羊马，但所占比例甚少，这说明满族为了与明政权对抗，需要大量牲畜作为食物补给，尤其战马更是重中之重，因此数量把持相对严格。同时，这些手工制品对其他部落来说应该更加珍贵，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满族在这一时期生产力较之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并领先于其他部落。
从表1可以看出，九月之后赏赐的马匹数量明显增多，这是由于察哈尔部落的归附。九月之后关于赏赐察哈尔部落的记载也大大增加，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马匹对当时整个满族的重要性。皇太极为了笼络察哈尔部落，使其为自己效力，赏赐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要赏赐珍贵的物品才能凸显其对察哈尔的重视程度，而战马就是其中必要的组成部分。
四、筵席
筵席是皇太极与各部落首领及家族内部各成员沟通的一个平台，筵席的次数及筵席上所杀牛羊的数量都可以反映皇太极心之所向。“近日以来，唯频频筵席察哈尔新附诸臣，故前出师北京之役归附各官及自大凌河城来降各员，尚未筵宴”[3]。在这段记载之前没有皇太极宴请察哈尔部落的记载，但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之前皇太极曾宴请察哈尔归附众人多次，甚至为此而忽略了其他人员。
在这段文字之后，便出现了大量宴请察哈尔部落归附人员的记载。笔者做了一下统计，在之后的记载中，大汗主动宴请察哈尔部落人员13次，而在此期间大汗宴请包括察哈尔部落人员在内所有一众人员的筵席数只有40次，可以看到，其中察哈尔部落占了三分之一，这充分说明皇太极对察哈尔部落的重视程度。
以《天聪九年档》九月份的档案为例，记载的筵席数共10次，其中9次都是察哈尔部落成员与满族上层统治者之间的筵席（包括四次婚宴），只有1次是满族人宴请朝鲜使臣，足以见得察哈尔部落与满族之间是互相看重的。再从筵席所备食物上来看，也可以看出这一情况，如表2：
可以看到，与察哈尔部落有关的筵席食物数量远远多于宴请朝鲜使臣时所用的食物数量，筵席要丰富得多，这些都表明对于满族来说餐桌上的交流也是沟通与其他部落的情感、拉拢有生力量壮大自己的重要手段之一。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发现，这时候的满族在送礼的心理上既有与汉族类似的地方，又有与汉族相区别的地方。一方面都会迎合接受者的心理，并对不同等级的人区别对待，以体现其重视程度，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在送礼、招待宾客时，与汉族统治者不同，奢侈品所占比例较小，更多的是以生产生活为主要依托点，这也可以看出天聪九年时的满族与入关之后的满族有很大不同，政权尚处于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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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关嘉录，佟永功，关照宏.天聪九年档·正月[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7.
〔2〕〔3〕关嘉录，佟永功，关照宏.天聪九年档·九月[M].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115，112-124.
（责任编辑 姜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