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杜学敏
摘要：回顾我国的新闻发展史，不同时期的新闻报道呈现出不同原因造成的客观性缺失现象。而当下，一种无形的力量——刻板成见正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笔者试图从近年来我国新闻报道客观性缺失现象分析刻板成见如何影响新闻的客观性、如何影响我国社会，以及消弭成见回归新闻客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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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刻板成见：新闻客观性：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4)02-0008-04
回顾我国的新闻发展史，不同时期的新闻报道呈现出不同原因造成的新闻客观性缺失现象。而当下，一种无形的力量——刻板成见正深刻影响着我国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尽管新闻客观性自提出以来就不断遭受攻击，但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已内化为新闻界理念、信条和规范化的操作指导，成为“不死之神”。不仅媒体需要客观性来确立其合法地位，受众也需要客观的新闻。本文从刻板成见影响我国新闻客观性的现象出发进行分析，以消弭成见，回归新闻客观的意义。
一、刻板成见与我国新闻客观性缺失
1．刻板成见概述。刻板成见是李普曼《公众舆论》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指常以高度简单化和概括化的符号对特殊群体和人群所做的社会分类，或隐或显地体现着一系列关乎其行为、个性及历史的价值、判断与假定。
刻板成见既有来自个人的，也有来自社会群体的。一个社会有着被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习惯于通过自己的情感、习惯和偏见反射得到的。李普曼认为， “我们在看到这个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样。我们在亲身经历之前就可以对绝大多数事物进行想象”。受刻板成见影响，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判断事物。成见系统一旦完全固定下来，人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所吸引，对于和它相抵触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
李普曼认为： “成见的表现形式不是中立的，它不仅是用于井井有条的方式代替现实的庞杂喧嚣的混乱状态，它不仅是一条捷径。它是所有这一切，甚至更多。它是对我们自尊心的保护，是投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自身的意识。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念、我们自身的立场和我们自身的权利。因此成见充满了被他们吸纳的感情。它们是我们传统的堡垒，在这个堡垒的庇护下，我们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坚持我们的立场。”除非所受的教育使我们具有敏锐的意识，否则这些先人之见就会强烈地影响到整个感知过程。
刻板成见的简单化认知虽然节省了时间、经历，但却使人忽视个体间的差异，普遍性的结论在人们接收信息的过程中会产生阻碍作用，使人们无法了解事实的真相。
2．我国当下的新闻客观性缺失现象。回顾我国新闻的发展历史，不同时期的新闻报道呈现出不同原因造成的客观性缺失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如火如荼的发展，媒体由党政宣传工具变为企业盈利工具。一批主打民生新闻的都市报、晚报崛起，这些在商业原则指导下的媒体，为争取受众而标榜自己不偏不倚、客观公正。对这一想法仔细分析，会发现并不是这样。
以媒体对彭宇案的报道为例。2006年11月20日，发生在南京市的一起普通民事诉讼案件引起了极大的社会争议，至今仍喧嚣未息，这就是“跌倒扶起案”的鼻祖——彭宇案。南京的一位老太太将青年彭宇告上法庭，称对方撞到自己，要求其赔偿自己的医药费等十几万元的损失。而彭宇称自己并没有撞老人，是为做好人好事将老太太扶起送医院。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彭宇案作出一审判决，称“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较大”，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一审二审时，原被告双方对判决结果没有异议。三审时，彭宇觉得自己“一个人搞不过他们”，所以请来了媒体，向记者们讲述自己“好心救人反被诬陷”的故事。三审时，有十几家媒体来旁听，他们几乎都站在彭宇的立场质疑判决。“扶人却被判撞人赔钱，南京小伙好心没好报”、“男子搀扶老太反被诬陷撞人赔四万”之类的报道相继刊发。指向明显：彭宇做好人好事反被诬陷赔钱。由于事发当日城中派出所接警处的询问笔录丢失，所以庭审用的是跌倒老太徐寿兰儿子用手机翻拍的笔录作为证据。而且，徐寿兰的儿子是南京市的警察。媒体报道时，刻意放大这些细节，而且将彭宇所说“徐寿兰的儿子在开庭前还若无其事地和法官谈论了股票”等官官相护的典型画面放在报道中，毫不掩饰其倾向性。一石激起千层浪，报道一出， “史上最弱智判决书”等言辞激烈的评论相继出现在网上，舆论一边倒地支持彭宇，不明真相的网友们辱骂、威胁跌倒老太徐寿兰一家，抨击、质疑司法的不公，并煽动网民为彭宇捐款以示支持。
后来， 《南方周末》以“彭宇案喧嚣未尽唯有真相不可调解”为题刊发了一篇深度调查此案的报道。这篇多少有些公正客观的报道让笔者了解了此案的始末：彭宇是否撞人连当事人自己都不敢肯定，媒体和义愤填膺的网友凭什么就认定彭宇一定是做好事反被诬呢？
彭宇案是一起典型的由刻板成见影响新闻客观性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事件，这种现象在我国当下的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邓玉娇案中，媒体带有刻板成见的意义建构，例如把邓玉娇塑造成贞洁烈女、邓贵大是强占民女的恶霸，而忽视邓玉娇有精神病史、刺死邓贵大属明显防卫过当等事实，完全偏离了事情的真相，造成了新闻客观性的缺失。
3．刻板成见是造成我国当下新闻客观性缺失的重要原因。新闻客观性理念产生于1920～1930年代的西方社会，也曾对中国媒体产生影响。例如民国时期的大公报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但中国新闻业的客观理念与客观报道实践并没有像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样经历越来越专业的发展道路，而是更多地与新闻的政治功能联系了起来。在历史的进程中几度沉浮，直至20世纪90年代，都没有形成对新闻客观性原理的系统、专业的认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批以广大市民为受众的都市报崛起，随着电视的普及、网络媒体的发展，我国的大众传媒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媒体的市场化、集团化、商业化如火如荼，标榜新闻客观成为媒体争取受众的法宝，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存在。
标榜新闻客观本身是没错的，但商业主义肆意扩张，大型媒体急剧膨胀，在利润驱动下的新闻媒体，却往往走向客观性的反面。
例如，为了争取更多的受众卖给广告商，媒体就不得不迎合广大普通读者的共同兴趣点。而一般大众的共同需求不外乎出自人的本能的一些感兴趣的东西，如色情、暴力、游戏心态等。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稿，记者没有时间和精力对事件进行深入的调查，而是凭成见描述事件。只要成功地吸引大量受众的注意力就行了，何必对事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在商业化原则的指导下，新闻已经太“鸡零狗碎”、“鸡毛蒜皮”、太“煽情”和“娱乐化”，客观性实在是一件很次要的事情。
在这样的媒介生态环境下，刻板成见就有了它生存的土壤。刻板成见的简单化认知迎合了新闻的时效性需求，使媒体在竞争中节约了成本，获取了先机。而且，迎合受众刻板成见的、赤裸裸的倾向性新闻，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使其能在短时间内受到追捧。
在我国当下的新闻报道中，刻板成见俨然成为我国新闻客观性缺失的重要原因。例如时下媒体最热衷报道的“涉权”、“涉腐”、“涉富”新闻，多构建“官二代”、“富二代”、 “弱势群体”等决然对立的刻板形象，利用人们对这些群体的刻板成见去组织信息，而缺乏对事实真相的追求，这必然影响新闻的客观性。
二、刻板成见如何影响新闻的客观性
1．记者的刻板成见所致。在新闻客观性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一对无法回避的矛盾，即逻辑认识与新闻实践的矛盾。新闻是记者头脑加工的产物，它必然受到记者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纯粹客观的新闻是不存在的。在记者的新闻叙事中，意识形态很大程度表现为一种诠释事实的框架和模式。而记者在建构新闻叙事的意识形态和框架模式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刻板印象支配。
长期以来，记者对某些群体的刻板成见已经形成一定的心理预设，在稿件的采写过程中，这个预设会自动激活，记者所做的工作就是寻找支撑这些预期认知的观点和材料。反映在具体稿件写作中，就是对典型人物信息处理的简单化，写出来的典型形象是作者头脑中对此类人物刻板印象的一种回应。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 “问题的答案是他们（记者）以固有的思想来进行思维——提供文化快餐，提供事先已经消化过的文化粮食，提供预先已形成的思想。”
这种刻板化的简单认知虽然满足了受众对新闻时效性的要求，但新闻不可能是刻板印象的简单重复， “一刀切”的刻板印象很可能带来严重伤害——影响了新闻的客观性。
2．媒体为迎合受众刻板成见所致。刻板成见不仅有个人的，也有社会群体的。广大受众头脑中也存在许多刻板成见。正如李普曼对刻板成见的经典描述：“大多数时候，我们不是先看东西后下定义，而是先下定义，后看东西。”对于外界的混乱嘈杂，我们总会先套用已有的文化框架进行解读，倾向于用我们已有的文化形式来感受外面的世界。作为普遍社会心理的刻板印象，其形成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源于社会传统和规范的社会化结果：个人的经验，但个人经验是十分有限和片面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很多生活中的偶然现象，一旦进入大众传播渠道，很快就会吸引人们大量的注意力，甚至发展成为一种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中的流行现象。例如，彭宇案之后，全国各地惊现“彭宇案”，于是人们形成一种“好事不能做，有可能被诬陷”的新刻板成见。
为迎合受众，媒体总是利用他们对某些社会阶层的刻板成见，将新闻当事人贴上“官二代”、“富二代”、“农民工”等标签，使新闻叙事朝着强烈的、戏剧性的、具有冲击力的报道方向发展。媒体以“为民请命”的姿态，对社会特权阶层进行强烈的道德批判，有钱有权的人似乎拥有对财产、知识、权力、腐败的法律体系的垄断，而弱势群体的公平、正义、财产等天赋权力受到了践踏。
正如童兵所说，“新闻客观性作为一个基本的新闻概念，传者的主体性至今还没有成为新闻从业人员的共同认识，不少专业人员的素质有待优化，修养亟待加强，少数从业人员无视事实的实在性，主观随意性在各种心态和动机下泛滥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对受众刻板成见的迎合，使传者丧失了其在新闻传播的主体地位，严重损害了新闻的客观性。
三、新闻客观性缺失的影响
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化和巨大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媒体去了解认知。媒体力量如此重要，由刻板成见造成的新闻客观性缺失必然会对我国社会造成重大影响。
1．影响受众对客观世界的判断。李普曼认为，在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的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人们的“主观现实”是他们在对客观现实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经过这种中介后形成的“主观现实”，已经不可能是对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产生了一定的偏移，成为了一种“拟态”的现实。
记者带着成见的报道、为迎合受众刻板成见而失去客观性的新闻，使人们不能正确理解客观世界，在应对客观世界时做出非理性选择，导致现实世界朝着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即“拟态环境的环境化”。例如2011年10月在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一个两岁的女孩小悦悦连续被两辆货车碾压，而从旁经过的18名路人竟无一上前救助，最后一名拾荒阿婆将她抱起送到医院，但小悦悦还是抢救无效身亡。真实记录该事件的视频在电视、网络上播出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们震惊于小悦悦的惨死以及路人的冷漠。
小悦悦事件后，全国自发展开了一场关于我国民众道德滑坡问题的大论争。人们激情愤慨地声讨见死不救的18名路人，甚至宣称国家应颁布见死不救法惩罚冷漠路人。但也有人指出这是一个人人指责冷漠却人人冷漠的时代。彭宇案的判决对人们影响太深，人们潜意识里觉得做好事可能会被反咬一口，而我国司法不能保障做好事者的人的权利，所以出于趋利避害，人们选择了少管闲事。
然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存在了太多的刻板成见。这样被误读的象征性现实被人们当作真实的客观世界，本来模糊难定的案情以“好心反被诬”、 “司法不公难以保证判决公平”等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传播。而且彭宇案之后，为迎合受众的刻板成见，任何只要与彭宇案有一点相似的案件都会被渲染成做好事反被诬陷的“彭宇案”翻版。例如， “郑州李凯强案”、“天津许云鹤案”、“江苏又现彭宇案”。最近一起类似彭宇案的报道更是让人啼笑皆非——“老人摔倒后拽小伙自行车压身，家人向小伙索赔”。从标题来看，我们仿佛看到一个无良的老人，摔倒后为了诬陷路人竟拽别人自行车压在自己身上。但仔细阅读该报道后笔者发现，老人拽自行车只是摔倒时为避免摔得更重的本能反应，并不是故意诬陷，老人家人在得知情况后并未向小伙索赔。
这些被大众传媒创造出的“象征性现实”，影响了受众对客观世界的判断。有人说彭宇案使国人的道德观退化了50年，彭宇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成为我国道德滑坡的标志性案件被反复提起。
2．形成、维护刻板成见。刻板成见是人们对特定事务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这些刻板成见或歪曲图像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对新事物的接受。刻板成见既有来自个人的，也有来自社会群体的。而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刻板成见的形成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源于社会传统和规范的社会化结果：个人的经验：大众传播的影响。而个人经验是十分片面和有限的。
李普曼尤其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复杂使一般人对它难以有清楚的把握。现代人一般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注自己生活的世界。所以他们的成见系统容易被大众传媒左右。许多生活中很偶然的现象，一旦进入了大众传播渠道，很快就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甚至发展成一种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中的流行现象。
例如，彭宇案中，彭宇与老太太发生碰撞并产生纠葛，本来是非常偶然的事情，但经过大众传媒以“做好事反被诬陷”等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传播，迅速成为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各地媒体纷纷报道与此案相似的事件，一时间仿佛全国遍地都是“跌倒老人扶起案”。人们在心中也形成了“跌倒老人不能扶，可能会被诬陷撞人”的新的刻板成见。
四、消弭成见回归新闻客观的意义
1．如何消弭新闻报道中的刻板成见。刻板成见成为影响我国当下新闻报道客观性的一个重要因素，除了记者本身头脑中不可避免的偏见外，也有媒体为了加强传播效果而刻意迎合受众的刻板成见的原因。因此，消弭成见回归新闻客观，媒体应发挥其主动作用。
首先，记者要意识到自己在报道新闻事件时头脑中存在的对某些特殊群体、某类特殊事件的刻板成见。公认的典型、流行的样板和标准的见解都会在人们接受信息的过程中产生阻碍作用，对记者也不例外。记者在对新闻的报道中，要意识到自己的刻板成见，然后才能将事实与自己的意见分开。
例如，在涉及到“官二代”、“富二代”、“农民工”等社会特殊群体的新闻报道时，要下意识地避免在报道中运用以往对这些群体的偏见，而要全面地、客观地、公正地反映事情的本来面目，客观地报道事物的主要倾向。绝不是随便摘取某些看似事实却带有特殊性、倾向性的枝节问题，突出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某些报道强调的事实并非事物变化的真正原因。
其次，记者要提高专业素养。许多时候，由于专业知识水平的限制，记者并不能意识到自己对某些事件、群体的刻板成见，以为那就是事情的本来面目。例如，在报道经济、法律、医疗卫生等问题时，如果记者的专业素养不够，很容易让刻板成见左右自己的思想，从而不能客观地报道。李普曼指出，除非所受的教育使我们具有敏锐的意识，否则这些先人之见就会强烈影响整个感知过程。专业化大幅度提高了记者检视新闻来源的能力，这样记者往往能够报道事物的本来面目，反映事物变化的真正原因。虽然完全客观是做不到的，但专业化却可以使记者朝着客观的方向迈进。
最后，媒体要避免新闻报道朝着制造、迎合刻板成见的方向发展。从媒介的传播效果分析，媒体之所以频繁地、大量地将刻板成见运用到新闻报道中，是因为刻板成见具有群体特征，可以让消费者潜意识里无防御、无抵触地接受其“既成事实”，从而促进对广告的理解和接受。如果进一步深化下去，这种传播效果方面的考虑又与媒体所身受的“商业化和市场压力”密切相关：众多的传媒业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为了占有市场份额和发行量，主动迎合受众的趣味。
大众传媒在某一层面上决定着刻板成见的形成，而且刻板成见一经形成又会反过来影响大众传媒。这种大众传播与刻板成见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容易使人们思想僵化、以偏概全。新闻要回归客观性，就必须摆脱这种对刻板成见的迎合。尊重事实，运用事实的雄辩和逻辑力量来达到说服人、引导人的目的。
2．回归新闻客观的意义。虽然新闻客观理论自提出起就不断被批判，其理念本身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但新闻客观已成为新闻业不可动摇的行业信念，成为不死之神。绝对的客观虽然是做不到的，但这并不妨碍客观性成为记者和新闻界努力的目标。
对新闻客观性的追求产生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危机。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北美，市场机制开始起着本质的作用，市场文化渗透到美国人的社会意识中，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主流制度和信仰体系。客观性是美国新闻业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自我建构，是面临历史情境的主动调适。尽管美国的新闻至今仍因政治因素而时时无视客观性，但其民主进程却始终是围绕着新闻界的作为展开的，而客观性在其中一直试图扮演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如果新闻报道失去了客观性，那么它就不能正确反映客观世界，它对人们的教育、引导作用也就无从谈起。不仅受众需要客观的新闻来认识、理解他们生活的世界，新闻媒体也需要新闻客观性来捍卫它们的合法地位。
新闻客观性的价值正在于通过扫除偏见而扩大精神交往空间，通过公开的报道、公正的呈现，而使人拥有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和探求真相的理性精神，培育公民意识和以公共理性为内核的现代性道德。让社会上各种声音都应有均等的、通过传媒系统表达他们的利益和观点的机会，即使无法达成共识，也可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得到某种和解。大众传媒完全可以成为民主社会各阶层自由平等交流的平台，而不是阻碍民主进程。因此，在面临深刻社会转型的中国，回归新闻客观是大众传媒在面临社会变迁时维护其合法地位的自我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