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燕
（安庆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安庆246011）
摘要：印度英语作家奇坦.巴哈特主要以印度当代青年为描写对象，表现他们在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活、学习、爱情、婚姻等问题。他所塑造的年轻女主人公，以独立、自信的形象特征获得众多女性的认可和喜爱，成为印度当代女性的象征和渴望。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她们在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上所呈现出的特点，表达了印度当代女性身份认同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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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奇坦.巴哈特；文化身份；社会身份；女性问题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9—0124—02
近年来，随着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在中国的流行，电影剧本的作者、印度当代最畅销的英文作家奇坦·巴哈特也渐为中国读者所知晓。他的小说《三个傻瓜》、《高潮》和《革命2020：爱情、腐败和理想的故事》（以下简称《革命》）等作品也陆续被翻译出版。身为70后作家，奇坦·巴哈特主要以印度当代青年为描写对象，表现他们在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活、学习、爱情、婚姻等问题。他所塑造的年轻女主人公，以独立、自信的形象特征获得众多女性的认可和喜爱，成为印度当代女性的象征和渴望。
一、文化身份弱化
印度是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种姓制度更是印度社会中很重要的人物身份识别、归属划分的标准。千百年来，宗教身份和种姓身份一直被用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印度人是社会的人，也是种姓的人、宗教的人。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雅认为人的文化身份是最有争议的问题：它是固定不变的，还是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不断变迁的。许多学者将文化身份视为正在被制造的东西，巴哈特小说中女性文化身份的弱化现象，正说明了这一点。
首先，作者并不明确交待女主人公的种姓身份。《三个傻瓜》中薇迪娅的父亲是政府雇员，没有明确表明她和家人的种姓身份；《高潮》中尽管写女主人公是泰米尔婆罗门，“出身于自古以来最最纯正的高贵种姓”，但是，在作者笔下，这高贵的种姓身份却反衬出女主人公不受种姓制度约束的个性，对抗人们因其种姓身份所形成的固有认识。其次，巴哈特在小说中不突出人物的宗教身份。《高潮》中男女主人公分别来自信仰锡克教与印度教的两个家庭，可在作者的笔下，对一家旁遮普人和另一家泰米尔人来说，宗教差异只是做饭方式不同、音乐风格不同而已。
巴哈特小说人物的这种身份设置，体现了印度独立后社会文化的变化，表达了印度当代青年对不以宗教、种姓等文化特征来认同身份的吁求。独立后，印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改善种姓制度的法令，实施了一系列保护低种姓者社会经济地位的措施。教育平等是实现社会平等的基础，提高了不可接触者的受教育程度，也提高了低种姓者的社会地位。再者，随着印度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大批人口涌入城市，学习、工作和交通等方式的改变，使人们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仔细考虑种姓因素了。与此同时，自独立以来，印度政府也在大力推行世俗化政策，力图改变因宗教不同而产生教育不平等、选拔不平等等现象。宗教、种姓这些传统文化现象的变化，是印度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巴哈特作品对人物宗教身份和种姓身份的弱化处理，是这种变化的反映，也是得益于这种变化的不同宗教、不同种姓者要求进一步提高社会平等的反映，年轻人希望能有更多的平等展现才能的机会，而不是以宗教身份或者种姓身份来划分归属群体，限制个人发展。社会各阶层在每一个时代都会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人类身份不是自然形成的，稳定不变的，而是人为建构的”。［1］
二、社会身份明确
印度女性群体不仅要面对像男性一样的宗教、种姓身份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还要承受印度传统社会文化给她们带来的束缚，她们对独立的经济、社会身份的需要也强于男性群体。独立后，印度政府扩大女性受教育范围，帮助她们认识自身的权利，鼓励她们走出家门找工作等，“妇女并不是社会提供的提高福利方面的帮助的消极接受者，而是社会变革的积极的推动者和促进者”。［2］印度的经济发展给了女性更多进入社会的机会，女性独立的经济、社会地位，影响“男人生活和福祉的”就是自由恋爱和婚姻的可能性提高。巴哈特小说告诉读者，女性独立的经济、社会身份是印度青年恋爱、婚姻自由的保证，也给予女性在家庭、社会中以新的被认同方式。
《高潮》里阿楠雅是印度管理学院的学生，“能进这个校门完全是因为她们解数学题的速度超过99.99%的印度人”，大学毕业后，她被联合利华录取，渐渐升职到月薪为两万五千卢比的销售经理。阿楠雅独立的个性吸引着克里希，让他不惜从新德里来到阿楠雅家庭所在的城市，为了能让她家人接受一个信仰不同宗教的“北印度家伙”，克里希起早赶去帮她弟弟补习功课，熬夜帮她爸爸制作电子年度报表，找机会让她妈妈表现歌唱才能。克里希对阿楠雅的追求，从男性的角度肯定了当代印度女性的新的社会身份，从双方父母的反对到克里希的父亲登门提亲，进一步表明印度传统家庭开始接纳这种新型职业女性，并不单纯地把她们看成是做饭、生孩子、照顾家庭的媳妇。《革命》中，阿提的父亲“即将成为区长，甚至市长”，她仍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成为空姐的梦想。父母希望她早点结婚成家，她却坚持去瓦拉纳西城一个豪华酒店作见习客户经理。阿提与戈帕尔青梅竹马，两人家庭贫富差距大，社会地位悬殊，阿提并未因此而冷淡、疏远他。“与阿提在一起”是戈帕尔努力考大学的动力，也是他不择手段攫取财富、社会地位的目的。当戈帕尔有了可以自由地爱自己所爱之人的经济实力之后，阿提却选择了具有社会责任感、不畏社会丑恶势力的格拉夫。阿提的选择，是她独立、自信的表现，更是印度当代女性对社会问题的一种态度，她们不仅可以成为男性的依靠，也可以像男性一样对社会管理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态度。
受过高等教育、独立、自信等是巴哈特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共同特征，城市化和现代化给女性提供了职业发展和自我发展的机会，给她们提供了在社会和家庭中新的认可方式。在印度，传统上，女性作为母亲在人们的精神思想领域具有崇高的地位，但在现实生活中，妇女没有家庭、社会地位，在婚姻中，也多是受害方。如《高潮》中，克里希的父亲经常打骂他的母亲；在克里希表妹的婚礼进行中，新郎家突然提出要增加一辆车作为嫁妆，他们“哪里是要车呀，是在要一个无助的父亲的命”。为了不想让女儿的婚礼由闹剧变成悲剧，女方家长迫不得已接受这些苛刻的要求。巴哈特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们尽管在自由恋爱的过程中遇到很多波折和阻碍，但通常会有意想不到的、美满的结局，小说将波折、阻碍表面化处理了。如对于自由恋爱的子女，父母不同意的原因只是“感觉孩子不听我们话、把我们丢在一边，所以很失望。我们把自己的孩子从小拉扯大、他们怎么能如此无视我们呢？我们的挫败感都化作了愤怒”。即使有的作品涉及到了印度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嫁妆制，巴哈特也只是借助当事人/新郎是受过现代教育的、通情达理的青年来解决婚礼中的僵持和争端，而对于新郎家长依传统行事的观念和新娘家长在传统制度下的一味忍让，作者也只能简单处理了。
可以说，巴哈特的小说反映了印度当代女性的梦想，也建构着她们的梦想。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妇女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抗争，已经逐渐摆脱文化身份对其在家庭、社会中的固化影响，开始以独立、自信的形象定位自身的社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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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
［2］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著.黄飞君译.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奇坦·巴哈特著.林冠译.三个傻瓜［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
［4］奇坦·巴哈特著.蔡保学译.高潮［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
［5］奇坦·巴哈特著.林冠译.革命：2020——爱情、腐败和理想的故事［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