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勋 詹筑京 蔡梦雪
（湖北大学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６２）
摘 要：“宁波帮”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过极其特殊的贡献。文章试图从“宁波帮”的思想起源出发，分析“宁波帮”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时，对域外乡友这一特殊群体为什么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进行进一步分析，结合域外乡友对城市发展的效用，对域外乡友及其作用做一番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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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域外乡友；宁波帮；思想起源；城市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６５－２２７２．２０１5．15．００3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同乡资源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探究——以‘宁波帮’为例”理论成果，项目编号：20140512014。
收稿日期：２０１5－06－12
1 “宁波帮”的思想起源
明代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在一些商业发达地区出现了以长途贩运为业，以地域为纽带的商人群体，俗称“商帮”。“宁波帮”即是以地域为区分的这种商人群体之一。在“宁波帮”的发展壮大中，浙东学术文化即浙东学派与其价值取向的孕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宁波帮”自始至终贯穿了究实理、讲实效、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具体而言，浙东学派对“宁波帮”价值取向的孕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公私观念。“公天下”在浙东学派的思想中可谓源远流长。“公”所代表的是政权，而政权的体现又是君主，所以“公”到最后是属于君主一人所有的。明后期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较为发达的浙东地区为代表，这种传统的公私观念受到了冲击。
第二，经济观念。浙东学派通过确立“切于民用”的准则，阐释了“工商皆本”的合理性。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王朝，都把“重农抑商”当作基本国策，在明清时期更是规定“各守其业，不许游食”，严禁弃农从商。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浙东学派却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反对“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伦理观念。
第三，富民观念。浙东学派认为民富先于国富，儒家的民本思想植根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认为国家职责应以“保民”、“养民”为重中之重。而浙东学派的富民思想则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以发展商品经济为根本。
第四，义利观念。浙东学派反对空谈义利，主张义利统一。黄宗羲从另一个层面解释了孟子的“何必曰利”：其一，“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正言仁义功用，因此是义蕴含利，义利相统一。其二，事功与仁义没有分别，“后世儒者，事功与仁义分途”，仁义也不再是孟子所谈论的仁义。其三，“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人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也需要社会对个体的权利和地位的重视。这种义利观是与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相一致的。
从历史角度分析，浙东学派的这些观念与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相适应，自明清以来对浙东人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古至今，这已经作为一种文化自觉存在于浙东人的思想中，而强调人的个体存在、人的综合素质以及实践的重要性也成为浙江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这也在客观上影响了“宁波帮”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的价值取向。
２ “宁波帮”的现实意义
“宁波帮”在很多方面都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从历史角度而言，他们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发展进程。“宁波帮”创立了第一家中资机械厂、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和第一家近代意义上的中资银行等，除此之外，清末大上海的崛起，二战后香港的繁荣昌盛，更是离不开“宁波帮”。近代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资本入侵间接带来了商帮形成的契机，在这一潮流下，全国各地的商人都涌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经商，在这种集群效应的影响下，商帮随之兴起。但在历史车轮的推进中，有些商帮逐步衰落，到最后更是销声匿迹，而“宁波帮”则历久不衰，反而愈发的兴盛、强大，其中以港、澳、台等地的“宁波帮”企业家为代表，更是举世闻名。“宁波帮”在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而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不仅有力地瓦解了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推动了中国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而且使以洋货为载体的西方文明较快地进入中国，这间接地带来了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与此同时，“宁波帮”通过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尤其是在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产业方面，创造出了一大批国货品牌，有效地抵制了外货的倾销与垄断，提高了中国在经济上的综合实力。而由“宁波帮”着手运营的近代金融业通过其自身不断的发展壮大，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３ 域外乡友的现实发展
域外乡友是群体能力的一个集中体现，同为异乡人，在相同的城市互帮互助，热心慈善事业，并在经济领域中起着自己的独特网络局域作用。域外同乡聚集在一起的初衷是藉此联络乡谊，团结互助，渐渐的其性质转变成为一个互帮互助，共同开拓经商范围，彰显群体力量的一个组织，使得原本各地的经商人士又最初单一的个人慢慢的走向群体主义的商帮。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在社会中就是群体性的动物，作为群体性的个人，他才能在这个社会中扮演着适合自己的角色。域外同乡组织正好抓住了社会的这一特点，将群体内部的资源合理利用开发，并且针对各个地方的文化，地理的优势，以国家政策为依托，顺势而生。
首先，从域外乡友的个人心理来讲，域外乡友是精神文化的发源点和传动器。长期以来，我国人口就处于区域性的流动之中，在这种流动中，人们长期以来都处于生人社会，中国是传统的熟人社会，存在着“自己”式的“我们”概念。以“宁波帮”为例，根深蒂固的“宁波帮”精神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随着时间的沉淀发展而来。他们以同乡情谊为纽带，从最初同乡会中的文化交流中，使每个人不同的价值观日益趋同，达到一致化，形成了一个特定群体中的独特文化、精神。
其次，从域外乡友内部活动形式来讲，域外乡友自觉组织的同乡会是域外乡友内部保持联系、力量整合的中心据点。宁波帮能在中国经济中占着如此重要位置的原因除了谨慎朴实勇于进取外，还在于能够保持与群体的沟通，将个体力量整合起来。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群体的力量是无限的，各地商人依靠同乡会，为商事活动、业务往来提供方便。通过同乡会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调解商事纠纷，提供经济信息。
最后，从域外乡友的发布广泛性来看。域外乡友就像一张在外经商人士编织的巨大联络网，同乡会则是这张巨大联络网上的一个个“节点”，凭借同乡会很快就可以把看似松散的域外乡友在短时间内迅速组织发动起来。这张网络让同乡会有着快捷的反应出击机制，在应对危机时，便于各种需要群体共同承担的任务的顺利完成，实现同乡互助。
４ “宁波帮”视域下的域外乡友
域外乡友走向他乡的初衷都是为了创造更多的经济财富，这种初衷下透露的是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域外乡友通过不断进取、不断探索，离开了狭小的家业，在广阔的世界中拼搏。其次是诚信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讲信用、重信誉、守准则是经商人士首先具备的品质，把“讲诚信、重实用、求质量”运用到商业运行中，这也促进了域外乡友事业的长盛不衰、欣欣向荣。再次是开拓创新精神。创新是域外乡友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对经济采用了更加自由的模式，商人可以利用自己的想法进行创业创新，域外乡友的创新精神不仅仅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创造实践，而是凸显原创性、开拓性和个性化的时代特色。中华民族是家族观念极强的民族，他们能够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集体经济下，离开家乡，进行创业活动，其实质已经是创新。
最后，经济人的状态也能给这一选择提供佐证。域外同乡传承了务实、诚信和合作精神，也有着坚韧不拔的自强意识，勇于创新和学习求知的精神，同时也长于思考、富于机变、善于经营、精于管理。许多著名的民营工商企业家，他们在致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提升着自身的文化素质，同时注重管理创新和品牌创新。域外乡友在发展过程中也深刻地认识到：对于民族经济的发展，需要的是高素质的劳动者，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在当代而言，就是要实现教育现代化。域外乡友的崇教风尚世代相传，除了重视基础的教育，也重视应用性的职业技术教育，不断实践着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他们的精神对我国的商业经济、商业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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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１ 张海肠等主编． 中国十大商帮［Ｍ］． 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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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明］黄宗羲（著） 孙卫华（校释）． 明夷待访录校释［Ｍ］． 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６０－６１
４ 王遂今． 宁波帮怎样经商致富［Ｍ］．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３１
５ 鲍杰． 论近代宁波帮［Ｍ］． 宁波：宁波出版社，１９９６，２１
（责任编辑 亢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