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友
（赤峰学院 办公室，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本文对网络问政方面的国内外研究情况进行了扼要梳理，认为网络问政研究正处在开创期，研究者们对其进行的一般性、相关性研究多，具体性、直接性分析较少，至于如何区分网络问政与正在热议和讨论的网络政治参与、网络舆论、网络监督、网络政治沟通等概念，怎样科学确立网络问政的研究主题、范围、内容等基础性问题；以及当前我国网络问政表现为哪几种基本形式、模式或形态，合理而规范的网络问政是怎样的，如何优化和整合各种网络问政模式……这些都还尚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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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网络问政；研究情况；启示
中图分类号：D630；TP3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7-0023-02
基金项目：内蒙古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内蒙古网络舆情与网络问政问题研究（2012B081）研究成果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网络涉足“权力”和“利益”，网络舆情与网络问政问题便应运而生，并影响到国家政治与经济社会的稳定.学者对舆情的关注更多集中在网络舆情与网络问政领域，对于新媒体兴起背景下网络舆情、网络问政的价值及收集、监测、分析、研判方法与对策都给予了极大地关注，不但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果，而且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为网络问政的研究、应对提供了长效性的机制保障.笔者对网络问政方面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了扼要梳理，以飧学习和理论研究者.
1 国外相关研究状况
国外没有“网络问政”这个术语，学者们讨论更多的是诸如“网络政治”、“网络民主”、“电子政府”等主题中的相关内容.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界展开了对网络政治现象的研究，出现了阿尔温？托夫勒、凯文？希尔和约翰？休斯、桑斯坦等著名学者，并涌现出许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Kevin Hill和John Hughes的《网络政治学》、Chris Tonlouse和Timothy Luke的《网络空间的政治学》、William H.Dutton《网络社会：数字化时代的信息政治学》、Graeme Browning的《电子民主：运用因特网改革美国政治》、桑斯坦的《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等.学者们把它作为解决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效率低下、不能满足民众广泛参与要求的一剂良药，甚至预言网络技术上的突破可能会使得广泛参与的直接民主成为可能，很多人乐观地预言，真正民主的时代即将到来了.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互联网对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权力、政府管理、国际关系等领域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实现网民与政府的直接沟通，等等.一些学者对“电子民主”主题进行了研究，普遍认为电子民主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网络信息技术打破单方垄断和控制政治信息的局面，使得公民的言论表达更为自由，能够直接与官员进行交流，扩大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促使更多人参与政治并影响现实社会生活，这无疑会加快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网络发展又可能导致个别政客或利益集团操纵网络或侵犯个人正当权益，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电子政府”或“电子政务”也是研究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重点分析电子政府建设对政府管理及其革新所产生的影响，如电子政府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使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更直接便利等等.如今，许多国家如美国等己经建立相应的电子政府，并通过平台系统与公民进行沟通互动，所以某些学者也将研究置于电子政府的实际应用过程中.还有些学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网络选举上，通过发掘网络选举如成本低、增加投票率等优势来彰显互联网的现实力量，等等.以上研究虽不是以“网络问政”之名进行的专门探讨，但却在不同场合均强调和分析过网络环境下的政治参与、政治沟通、政治民主等问题，特别是具体提出电子投票、电子服务、网络会议、网络听证、网络舆论、网络监督等新概念和新术语，并对网络公众与电子政府两大实体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某些讨论，这些分析对国内提出网络问政概念、命题以及展开研究是有积极作用的.
2 国内相关研究状况
作为网络政治的一种新形态，目前我国网络问政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对网络政治和网络参与的探讨.一些大众传媒也出版了一些研究中国网络问政现象的著作，这部分著作大都以表述性内容为主，缺乏必要的理论探讨.学界也有对网络问政的一些讨论，但总的来说，研究成果较少，较多地停留在对网络问政的兴起背景及意义上的探讨，而对政府网络问政的能力建设，新兴媒体在网络问政中的作用和责任，健全网络问政机制的路径选择等问题上探讨不多.国内学者们对“网络问政”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2.1 网络问政的内涵
什么是“网络问政”？这是研究该问题首先面临的问题.对网络问政的基本概念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比如，关于网络问政主体的界定，有的研究者认为主体应包括各级党委政府机关和网民，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网络问政的主体是各级党委政府机关，网民则是网络问政的客体.“网络问政”中到底“谁在问”“在问谁”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如果不能达成基本共识，不但会影响“网络问政”的理论的研究，而且会影响网络问政的实践.另外，“网络问政”与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沟通、网络民主等这些概念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相关研究中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说明.因此，对“网络问政”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由于分析和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对“网络问政”内涵的理解也不一样，研究者们大致有三类看法.其一是“问政于民”.这种观点强调政府及其官员在网络问政中的主导地位，认为网络问政是政府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解决民生，以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一种新型执政方式（赵红卫、李贵成、部鲁清、陆传照等，2010）.其二是百姓问政于政府.这种观点将网络问政看成是网民借助互联网平台自愿参与政权和表达政治意愿，对社会事件发表意见，以影响国家和政府政治生活的过程（黄月琴、郭鹏杰，2010）.其三是“网络问政”是公众、政府的互动、结合.这种观点强调政府与网民之间以网络为媒介的对话和双向互动沟通，将网络问政看作政府问计于民和网民问事于政的有机结合（郭芙蓉、曹莉，2010、2011）.
2.2 网络问政的意义
对于“网络问政”的作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第一，“网络问政”有利于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李贵成（2010）认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信息化背景下‘密切联系群众’、‘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正通过互联网这一全新途径和方式来补充实现.通过网络，领导者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民之所需、所想和所求，从而在综合广泛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决策”.第二，“网络问政”将会促进民主执政的发展，促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黄月琴（2010）认为“‘网络问政’促使传统媒体积极接纳网络的话题并做出回应和互动，共同扩展社会公共讨论空间、‘网络问政’是政府修正决策、保护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路径、‘网络问政’也极大地促进了国家法制建设和公民权利保护意识的增强”.张荣昌（2009）在回顾和比较中西方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后，提出其关于宁波未来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思路.即以网络问政为契机，整合政府服务资源，加强执政为民基础，创建问政网络品牌.第三，“网络问政”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共领域的延伸和构建.如周津垂（2009）通过对哈贝马斯经典理论“公共领域”与中国当前民主进程中网络所起作用的阐释，来论述“网络问政”背景下如何对公共领域进行有意识的延伸和构建.
2.3 我国网络问政存在的主要问题
“网络问政”已在我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成就的取得并不意味着“网络问政”已经发展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从实际情况来看，“网络问政”在发展的过程中暴露了很多问题，大致分为四类问题：一是网络问政平台问题，如平台形式与功能单一，服务与支持不到位，政府信息和资源整合能力差，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反馈效率低，无网络发言人等.二是网络媒体缺陷问题，如“数字鸿沟”和假民意，网络技术的虚拟性和去责任化，网络媒体的商业化等.三是网络问政两大主体素质与能力问题，如网民言论表达非理性，网络暴力或群体极化倾向等，而政府及官员则重视不够或者应对水平低，某些领导干部网络知识缺乏和执网能力不强等.四是网络问政体制机制问题，如工作机制、考核问责机制、评议机制、监督机制不健全，网络法律建设落后和网络官僚习气浓厚等，如部分官员过分注重网络而忽视了其他的沟通渠道及非网民群体可能导致政治体系中间层级功能弱化、民意被代表，或是只把“网络问政”作为“作秀”的工具.问政流于形式，政府部门或官员对网民只问不答，或回复官僚化，敷衍化，抑或官员开博空壳化，问政落实难.
2.4 网络问政问题的对策研究
对于改善和促进“网络问政”进一步发展的措施，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归纳起来主要有：首先，将“网络问政”纳入制度化轨道，建立和完善网络问政在线交流机制、信息处理机制、问责机制等，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推动其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建设.如张丙煊（2010）提出网络问政应该制度化、制度环境要法制化、借助传统媒体的力量调整政治生态、建立制度性回应机制、提高政府的制度创新能力.王海英指出，“政府要将网络问政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常抓不懈并真正督促落实”.其次，加强互联网普及与管理，特别是政府门户网站功能升级、资源整合、长效维护，消除“数字鸿沟”，推行政务公开等.再次，提高政府官员及网民问政能力，政府及领导干部要学习掌握网络知识和提高网络问政技术技巧，网民提高参政素养、公民意识、责任意识等.最后，在网络问政环境方面，加快立法进程，加强舆论引导，整合媒体资源，建立通畅的信息渠道、网络问政与网下问政对接等.如王军（2010）提出“我国应该制定《网络问政促进法》，以对网络问政扶植、鼓励、指导、规范、保护”.
3 国内外相关研究情况分析与启示
综合以上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现有研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网络问政”的研究已经在中国起步，学者们对其研究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但研究对象多侧重于对网络社会民主化发展以及网络对现实社会的影响的研究，而对于网络化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某一域内现象研究较少，落后于形势的需要，研究成果没有系统化.第二，“网络问政”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目前在学界的研究情况是传播学领域的学者对其重视程度远胜于政治学者.第三，在网络政治研究过程中，国内研究成果较少立足国内政治发展实际，国内政治民主体制与国外不同，实现网络民主的技术和现实条件也不尽相同，我国网络政治民主化发展更多在于引导，国外在于规制.第四，在研究方法上，理论研究较多，案例或者说具体政策框架下的研究较少.另外对实际运作过程缺乏深入研究，缺少可操作性的方式和方法.
总的来说，网络问政研究正处在开创期，研究者们对其进行的一般性、相关性研究多，具体性、直接性分析较少，这集中体现为“关于网络问政好坏与否”的宽泛讨论多，而“关于网络问政是什么”的具体分析少，“关于网络问政应该怎样”的应然讨论多，而“关于网络问政实际如何”的实然分析少，以至于到底何谓网络问政，如何区分网络问政与正在热议和讨论的网络政治参与、网络舆论、网络监督、网络政治沟通等概念，怎样科学确立网络问政的研究主题、范围、内容等基础性问题；以及当前我国网络问政表现为哪几种基本形式、模式或形态，合理而规范的网络问政是怎样的，如何优化和整合各种网络问政模式……这些都还尚待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