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 芃1,景利波2,孙先洪3
(1.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北京 100875;2.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北京 100736;3.聊城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本研究选取北京师范大学在校本科女生40名,分为两组,让被试观看经过评定的能诱发快乐情绪的影片和对情绪状态无显著影响的中性情绪影片,研究在不同情绪下的公平行为.本实验采用2x2混合实验设计,其中情绪状态为组间变量,5种分配方案(提议者分给被试1元自留9元、分给被试2元自留8元、分给被试3元自留7元、分给被试4元自留6元、分给被试5元自留5元).通过最后通牒任务以被试作为回应者对不同分配建议选择接受或拒绝.研究结果表明,在积极情绪状态下,被试更容易接受不公平分配,在提议者分给被试1元自留9元的方案上差异显著.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积极情绪;公平行为;最后通牒任务
中图分类号:B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2-0085-04
引言
积极心理学日益受到研究者和大众的关注,积极心理学定义了六大基本积极美德,分别是智慧、勇敢、仁爱、公正、克己和超越自我[1],之后Peterson教授等又进一步把六大美德分解成为可操作和测量的24项积极力量(或说是积极品质),积极力量实际上就是实现六大美德的主要因素和途径[2].24种积极品质分别是:创造性、兴趣、开放、乐学、智慧、勇敢、勤奋、诚实、热情、爱、仁慈、社会智力、忠诚、公平、领导能力、宽恕、谦虚、谨慎、自制、审美、感悟、希望、幽默和信任.在这之中,我们看到,公平是一种积极的人格品质.
总结来说,公平指的是既合理又正当的状态,既存在于权力分配和社会资源的合情合理中,又存在于社会成员不偏不倚的相处关系里[3].社会公平不仅是事实上的公平,它也存在于每一个社会团体的个体之中,具有主观感受的特点.公平行为是道德发展的重要指标,早先,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就曾使用“对偶故事法”研究儿童对惩罚公平性的认知发展,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只有在去自我中心化时才能进行较为公平的分配.另一位心理学家科尔伯格使用两难故事法对儿童和成人进行访谈,根据访谈建立起了公平道德的六大发展阶段.
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事情涉及到利益问题,此时人们会主动的寻求分配和交换的公平,人们也把这种公平行为当作判断事物是否合理的重要的指标.社会心理学认为,在寻求公平分配和交换的过程中会产生公平感,这种公平感既是人际之间社会比较的结果,也是社会规范和准则的内化表现.当人感到不公平的时候,一般会采取心理上或行为上的方式,来消除不公平,恢复心理上的平衡[4].
在以往的研究中,独裁者博弈和最后通牒博弈常被用来研究人们在经济决策中的公平行为.在独裁者博弈中,被试组作为分配者对一笔奖金进行分配,且告知被试另一方接受者没有权利不接受他给出的分配方案,且接受者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威胁.根据对奖金的分配结果来研究个体在进行分配时是否考虑到了公平这一社会规范以及他人的收益.Forsythe等人利用这一任务研究普通成人的公平行为,结果表明有20%的被试将奖金的一半分给接受者即公平分配,近60%的被试将不到奖金一半的钱财分给接受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表现出更多的公平行为[5].Benenson等人分别让4岁和9岁的孩子将贴画分给不认识的匿名伙伴,结果显示9岁儿童分给伙伴的贴画数目显著多于4岁儿童,做出公平行为的倾向更明显[6].
在最后通牒博弈任务中,被试可以扮演两个角色——提议者和回应者.让被试作为提议者将奖金分给接受者,或是回应对方的分配方案.这里的接受者与博弈任务中不同,他可以对分配的方案进行回应,因此也被称为回应者.提议者提出一个分配方案后回应者有权接受或拒绝提议者的分配,如果回应者接受,那么最终按提议者的建议分配资源; 如果回应者拒绝,则双方都得不到任何资源[7].对成人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40%-50%的分配方案比较少被回应者拒绝,但是20%左右的出价水平有一半都被拒绝[8].这说明拒绝一般是因为提议者的行为不是公平行为,违反了公平的行为准则.在儿童方面,研究者发现年龄较大的儿童更容易拒绝不公平的分配.Harbaugh等人的研究发现在最后通牒任务中,年龄稍大的孩子提议者时比年龄较小的儿童出价更多,即分配更趋向于公平;而当儿童作为回应者时,年龄大的孩子更多的拒绝不公平的行为[9].Murnighan等人使用糖果代替奖金研究在最后通牒任务中扮演回应者角色的儿童对不公平分配的拒绝率,发现5-6岁的孩子拒绝不公平分配的比例显著多于9岁的孩子[10].
最后通碟任务动机层面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分别是关于提议者的分配动机与回应者的选择动机.其中对于回应者的选择动机,社会效用模型认为,回报金额包含了两个主要成分:第一,绝对的回报金额,代表个体获得的金额的效用;第二,相对的回报金额(或者公平),代表个体自身的收益与其他利益群体的比较产生的效用[11].目前有两个主要理论对此进行解释.一是Fehr等人提出的模型,模型认为参与者不仅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还关心他们的收益与其他人收益之间的差别,参与者本能地产生嫉妒和内疚的感觉,他们不愿意获得比别人低的分配,但也不愿意获得比别人高的分配[12].第二,Ockenfels和Bolton提出另外一个理论模型,认为参与者不仅关心自己的收益而且还关心他所得相对份额的比例[13].
个体行为与做出的社会行为是密不可分的.对公平行为的研究其实也是对社会决策的研究,社会决策需要我们对自我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控制.目前有关情绪与公平行为的研究中,对消极情绪与公平感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多,有研究表明,情绪的反应是影响回应者对分配建议是否接受的重要因素[14].回应者对不公平的分配会产生厌恶的情绪状态,他们会感到生气,进而对后续的反馈产生影响.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盛,人们越来越多将目光转向积极品格的研究,但是翻阅文献却发现,目前有关公平的研究却比较少.公平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表现在人们相互作用的各个方面,保持心理上的公平感,是人们行为的一个社会准则,也是人们判断行为是非的一个伦理标准.在当今的社会中,社会阶层流动不够,20%的人掌握了80%的财富,甚至出现官商勾结,压榨平民百姓的现象.在近年来不断发生的自杀和社会恶性事件中,很多人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进而愤世嫉俗,抱着一了百了的心态最后酿成恶果.
对于个体来说,在团队中的付出与所得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从侧面反映了群体是如何对待他的、他在群体中地位以及其他团员对他的看法,当一个人在群体中经常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的合法利益经常受到不合法的侵占时,实际上表明了他在群体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甚至是被欺凌的地位.这将对他的心理与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促使其采取一定的方式去消除不公平.
正如多拉德和米勒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挫折感的核心不是简单的剥夺,而是相对剥夺感.公平感是人对现实生活中公平现象的主观感受,依赖于个人对所得与付出的价值判断,这会受到环境,性格,兴趣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同样的分配或交换,在一些人看来是公平的,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可能是不公平的.这不仅与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与个人的性格类型也息息相关.因此,探究与公平行为有关的尽责性人格特质与在不同分配条件下的行为反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可以帮助教师更好的针对孩子的特点进行教学.因此本研究旨在研究对于尽责性高低的不同人格特征的群体,当自己与另外一人投入相同时,对公平或不公平分配的行为反应以及当自己的投入贡献大于对方时,对平或不公平分配的行为反应.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1)两种情绪条件下,被试对公平分配的提议的接受率最高,其余随着分配给被试金钱数量的减少接受率降低.(2)当被试处于积极情绪下时,在公平行为决策中,对不公平分配的接受率比中性情绪下被试的接受率高.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被试选取北京师范大学(17-22岁)的本科大学生,被试共40名,均为女性.参与实验的被试视力或视力矫正正常,右利手,无明显身体缺陷且均自愿参加实验并签署了被试知情同意书.
1.2 对象实验仪器及材料
仪器:电脑,屏幕大小:1366×768,刷新频率60HZ.
材料:
(1)情绪自评表:从-5到+5进行划分.该自评表分别在实验开始前施测,目的是确保实验前没有极端情绪对实验造成影响和检验影片是否唤醒了不同的情绪.
(2)情绪影片:影片片段来自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评定的《中国情绪影像材料库》,选取快乐影片片段《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向其他三大才子示范泡妞大法和讲授IDE接口修复的方法中性片段《IDE接口修复》.
1.3 实验设计
采用2(情绪状态:积极情绪、消极情绪)x5(分配方案:5,5/1,9/2,8/3,7/4,6)两因素混合设计.自变量是不同情绪状态和不同分配方案,其中唤醒的不同情绪状态是被试间因素,5种分配方案是被试内因素.因变量是被试在最后通牒任务中对分配结果的接受率.
1.4 实验程序
第一步:让被试深呼吸三次,告知被试尽量平复心情,之后让被试报告自己的心情,从-5到+5进行划分,-5代表悲伤,+5代表愉悦,0代表没有情绪.
第二步:将被试分为两组,分别观看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的快乐片段和中性片段《IDE接口修复》.
第三步:进行最后通牒任务,在任务中,每个被试被告知现在处在一个分配情境下,任务由被试和另外一名匿名同学共同完成,该同学对分配方案进行提议,而由被试对分配方案进行拒绝或接受,如果你拒绝提议者的分配建议,那么你们两个人都不会得到资金,如果你接受提议,那么资金按照提议者的建议进行分配.
最后通牒任务中,每名被试进行10次trail,其中提议者所建议分配给被试和提议者自身的金额数目有5种条件,分别是5,5/1,9/2,8/3,7/4,6,被试拒绝按F键,接受按J键.
2 数据分析及结果
删除实验前情绪自评量表上得分在[-5,-2)U(2,5]的被试.
5种分配方案重复测量差异显著F=40.664,p<0.05;情绪主效应显著,F(1,38)=8.531,p<0.05;情绪状态和分配方案的交互效应显著,F=3.371,p<0.05.因此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检验.
由表2所示,在不同的分配方案上,不同情绪状态下公平性与决策的接受率均存在显著差异,愉快情绪条件下,F=32.39,p<0.05;在中性情绪状态下,F=11.65,p<0.05.
如表3所示,只有在分配方案为提议者给被试1元,给自己留下9元时,两种诱发的情绪状态在接受率上有显著差异F=16.10,p<0.05,中性条件下的接受率显著低于愉快情绪条件下;当分配方案为提议者给被试2元,给自己留下8元时,两种诱发的情绪状态在接受率上无显著差异,F=2.91,p<0.05;当分配方案为提议者给被试3元,给自己留下7元时,两种诱发的情绪状态在接受率上无显著差异,F=2.54,p=0.12;当分配方案为提议者给被试4元,给自己留下6元时,两种诱发的情绪状态在接受率上无显著差异,F=1.09,p=0.30.
3 讨论
根据数据分析,研究得到以下结果:在积极情绪状态下,被试对于不公平的分配结果的接受率更高,主要表现在当分配方案为提议者给被试1元,给自己留下9元时的条件下,这种条件是通牒任务中的所有分配方案中被试收获金钱最少的方案之一,但是在愉快情绪状态下被试对此方案的平均接受率达到55%,甚至超过了分配方案为提议者给被试2元,给自己留下8元时的接受率.
情绪能影响人的决策,情绪是我们适应生存环境的产物,情绪承载着我们身处环境的信息.Bolger和Zuckerman认为特质情绪对个体判断的影响是通过影响知觉建构以及面对环境事件的不同反应来进行的[15],即积极特质的人倾向于用积极的态度看待事物,消极特质的人倾向于用消极的态度看待事物.此外,这种积极或消极的情绪状态会伴随着偏好,简单来说就是处于高消极情绪下的个体更偏好体验到消极心情,而处于高积极情绪下的个体很容易体验到积极的心情[16].因此,相对来说,在消极情绪下人们更容易将工作环境视为是不公平的,而积极情绪下的人们恰好相反,他们更容易用积极的方式看待工作环境,能体验到更多的公平感,从而有更多有利的行为反应[17].
但是我们也能从数据中看出,在愉快情绪体验下,在分配方案为提议者给被试1元,给自己留下9元时、提议者给被试2元,给自己留下8元时、提议者给被试3元,给自己留下7元时,被试接受率的标准差很大,说明变异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有研究表明,公平行为与个人因素有关,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人格特质[18].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参考文献:
〔1〕Peterson C, Seligman M E.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A handbook and classification[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2004.
〔2〕Peterson C, Seligman M E. Assessment of character strengths;Psychologists´ desk reference[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93-98.
〔3〕刘迪.心理资源损耗对公平行为的影响研究[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2.
〔4〕翁定军.公平与公平感的社会心理分析[J].上海大学学报,2009,6(2):49-53.
〔5〕Forsytbe R, Horowitz J L, Savin N E.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J].1994(3):347-369.
〔6〕Benenson J F, Pascoe J, Radmore N. Children´s altruistic behavior in the dictator game[J].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2007(3):168-175.
〔7〕Guth W, Scbmittberger R, Scbwarze B.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ultimatum bargain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1982(4): 367-388.
〔8〕Bolton G E, Zwick R. Anonymity versus punishment in ultimatum bargaining[J].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2007(4):367-388.
〔9〕Harbaugh W T, K K, Liday S J. Bargaining by children[J].University of Oregon Economics Working Paper.2003(4).
〔10〕Murnigban J K, Saxon M S. Ultimatum bargaining by children and adults[J].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1998(4):415-445.
〔11〕于静,朱莉琪.儿童公平行为的发展——来自博弈实验的证据[J].心理科学进展,2010,18(7):1182-1188.
〔12〕Fehr E, Schmidt K.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3):817-868.
〔13〕Bolton G E, Ockenfels A. A theory of equity, reciprocity and competi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1):166-193.
〔14〕王芹,白学军,郭龙健,等.负性情绪抑制对社会决策行为的影响[J].心理学报,2012,44(5):690-700.
〔15〕Bolger N, Zuckerman A. A framework forstudying personality in the stress proces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5, 69(5): 890.
〔16〕George J M. Group affective tone[J]. Handbook of work group psychology.1996,75:107-116.
〔17〕方雪梅.基于情绪的公正感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18〕周浩,龙立荣.公平敏感性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7,15(4):702-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