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小波
摘要：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日本自民党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把持国内政权。但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社会愈来愈趋向多元化，自民党和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受到的民主化压力也愈来愈大。但两者在近几年却境况迥异。日本自民党2009年众议院大选败于民主党，而行动党虽然在2011年大选中在集选区中失手，但仍保持对政权的绝对掌控。本文试图从两党内部组织架构入手，解析这种境况迥异的原因，通过分析两党之间的同化与异化，探寻政党内部组织架构对执政地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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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日本自民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组织架构；执政地位；影响
西方文明在东亚野蛮传播打断了东亚国家长期封闭式发展的历史，在不断碰撞与摸索中，东亚国家的政治开始向近代化、现代化方向前进。尤其是在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东亚政治经历了传统政治——权威政治——现代民主政治三个阶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发展方式。但是，相较于西方的民主政治，东亚政治在许多方面仍有许多不足。大多数国家虽然实行了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但政权长期掌握在一党手中，并未出现政党轮替的现象，其中新加坡和日本的体制在东亚地区有一定的相似性。自20 世纪50 年代始，日本自民党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保持执政地位，掌控国内政治发展方向，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权威政治在这一时期发挥了在社会整合与政治稳定方面的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政治助力。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日本以及新加坡面临越来越重的民主化压力。
2009 年，日本举行了国会众议院第45届选举，自民党遭遇自建党至今最严重的一次失败。在众议院全部480个议席中，民主党获得了308席（选前为105席），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众议院多数议席，获得了执政权。而自民党则从选举前的300个议席速降为119席，降辐高达60%，[1]第一次失去了众议院第一大党的地位。这在学界也被认为是日本国内政治结构、格局发生转变的关键性选举。而在2011年新家坡国会大选中，行动党最大的对手工人党在保住后港单选区的基础上，在阿裕尼集选区击败外交部长杨荣文率领的行动党团队，总共取得了6个议席。这是1988年实行集选区制度以来，反对党第一次战胜行动党拿下集选区，也是1966年以来反对党取得议席最多的一次大选。这届大选被认为是新加坡的政治分水岭。行动党虽然在国会议席中仍然占据绝大多数，但是工人党的胜利也让人看到新加坡政治民主化曙光。
由此看出，日本自民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都面临愈来愈多的危机。但是比较两者自身境况，可进一步看出，日本自民党面临的危机远高于行动党。日本与新加坡都是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小国，同时也是经济实力处于较高水平的大国。两者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相似性，为什么自民党会失去政权，而人民行动党能保持执政地位？研究自民党失去政权原因的学者也关注自民党内部组织架构在其中的作用。但大多都是从自民党本身出发进行论述。本文试图通过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比较，论述政党内部组织架构对政党政治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日本自民党“一党多派”组织架构的演变
派阀政治是自民党一大特色，在自民党维持长期稳定的政权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笔者认为，自民党这种派阀政治的组织架构本身蕴含着不稳定的因素，也是导致自民党分裂，从而失去政权的最重要原因。“日本自民党的历史是一部派阀盛衰与聚散离合的历史，是一部无休止的派阀抗争史”[2]，正是在这种无休止的斗争中导致的内耗使得自民党最终丢失了政权。
自民党派阀政治的根源在于其自身是保守政党合并而成。自由党、民主党以及旧改进党，三大势力在自民党建党之初就形成了党内的11个派别，即自由党的吉田派、绪方派以及大野派，民主党的鸠山派、三木（武吉）派以及岸派，旧改进党的三木（武夫）派、松村派、大麻派、芦田派和北村派。[3]由此可以看出，自民党建党之初存在的派别分立的隐患，为之后的派阀政治埋下了种子。尤其是政党合并是依靠各自党内大佬的权威才得以成行，但随着派阀领袖的相继去世，派系进行了新的的分化组合。在岸信介内阁时，形成了新的岸、佐藤、池田、大野、石井、河野、三木——松村、石桥等八大派阀。[3]这八大派阀打破了原有的自由党和民主党的框架，成为自民党的基本组成单位，派阀政治基本成型。
派阀政治在自民党内部存在有其自身的合理性。议员候选人与派阀的互相需要导致其逐渐发展，并最终成为自民党内部的组织架构。对议员候选人来说，在中选区制这个接近候选人本位的选举制下，要想成功当选就必须借助派阀的力量。派阀可以为候选人提供资金，以及后援会的支持，在其当选后也能为其提供更好的政治舞台。所以，派阀对于议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对派阀来说，派阀想要壮大就必须争取获得最高的政治权力，即自民党总裁和首相。由于自民党内部总裁公选制度的存在，派阀想要推选自己派阀领袖参与总裁选举，就必须得到足够的议员的推荐，故每个派阀所拥有的议员数量就相当关键了。只有拥有足够的议员，才能在总裁选举中通过合纵连横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派阀政治与议员以及派阀自身的利益追求紧密的结合起来，只要这些规则不发生改变，派阀政治就不会消亡。
派阀政治在自民党维护“55体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本文认为，其在前期的积极作用并不能掩盖一直存在的消极作用。派阀政治对自民党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个派阀在发展壮大自身的过程中，也增强了自民党本身的整体实力；二是，自民党的各个派阀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故在自民党内部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能够应付各个阶层的意见和要求，满足各个阶层的需要。从而迎合足够多的选民，获得足够的选票以赢得大选；最后，在遭到国民不满时，自民党的派阀可以通过钟摆式的政权交替，使政权由一个派阀转移到另一个派阀，起到模拟政权交替的作用。在平息国民怒火的同时，保证政权的稳定。但是，自民党在党内足够的利益分配前提下，可以有效的缓和派阀之间的矛盾，但也仅仅是缓和而已，深埋于派阀之间的利益冲突始终存在，一旦爆发必将对自民党的政权造成足够的冲击。派阀之间为了自身的发展相互倾轧的现象一直存在，严重影响到自民党的统一性，并导致了自民党内以派退党的恶性局面的出现，最终威胁到了自民党的执政地位。
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组织架构
日本自民党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其力量来自于派阀，弱点也是派阀林立导致的组织涣散，并最终导致政权丢失。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建党之初以及其后，在制度上对政党组织架构进行了设计，从而在根源上断绝了如同自民党派阀政治一般的局面出现的可能性。本文认为这也是人民行动党能够保持政权最重要的原因。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内部组织架构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议员和基层工作人员。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一套完整的党内分工制约机制。行动党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作用，很好的处理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影响选举的前提下，将两者尽最大可能的分离，切断其联系，保证了党的权威和控制力以及党内的团结统一。
首先是议员。人民行动党充分向社会各界开放，通过严格的选拔程序，从各个方面考察社会精英，物色最优秀的政治精英进入人民行动党，并在其中遴选国会议员候选人。新加坡的“政党开放以加入者接受执政党的治国理念为条件，权力结构的包容以承认既定政治框架的正当性为前提，辅以严格的制度制约与激励，将可能的离心力转化为现实的向心力”[4]，在社会最大限度的吸纳人才的同时,合理的消化了这些精英，使之彻底的成为行动党的一部分。议员是党的上层选择的结果，在原则上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基础，故不会有形成派阀的可能，而议员选举等具体活动则有党的另一部分——基层工作人员负责。
基层工作人员是人民行动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组成。新加坡政府在基层建立了人民协会，为民众提供周到的公共服务。同时，行动党在全国建立基层支部，国会议员身兼所在选区的党支部主席，基层支部协助国会议员每周定期接见选民，为议员候选人辅助选举。新加坡的基层工作人员，特别是人民协会的俱乐部主任等社工以及人民党的基层党工人员在新加坡政治生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们在很多方面更像是在履行议员的义务。基层是议员的支持系统，但与议员并没有统属关系，不能完全听命与议员。这样就杜绝了议员在自己的选区中建立政治基础的可能。议员只能团结在行动党的周围，依靠政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执政党内部的统一与团结。
新加坡的这种内部组织结构，形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议员和基层工作人员都是行动党的工具。议员负责在议会和政府中贯彻行动党的政治纲领，实现行动党的政治目标；基层工作人员则支持议员的选举，通过服务社基层区，获得认可以维护行动党的执政基础。而且通过制度的制约很好的驾驭了两者的关系，维护了党内的团结统一，很大程度上杜绝了派阀对党的分裂局面的出现。
三、自民党与人民行动党的差异
以上对自民党的派阀政治、人民行动党的内部组织架构做了分析。但是，单独的以某个国家为对象的国别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局限性，为此，笔者试图通过对两国的观察，从细节上对本文所关注的问题进行尝试性解释。
人民行动党与自民党在组织架构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党内一派还是党内多派。正是在这上面的不同导致了政党在凝聚力以及执行力方面的差异，最终导致了迥异的局面。人民行动党在制度制定的过程中，积极的对可能导致派阀的诱因做了预防，使其丧失在新加坡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基础；而自民党在建党之时就埋下了派阀政治的种子，而且在日本的政治生态环境中逐渐生长，最终越来越制度化、组织化，起到一定维护政权的作用。使得派阀政治的弊端始终萦绕在自民党身上，最终导致自民党失去政权。
人民行动党和自民党都在全社会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吸纳人才。但是，自民党是按照派阀势力来吸收人才。也就是说，社会精英加盟自民党的各个派阀，成为其利益代表，增强了派阀势力的活力，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精英的一种分流。各大派阀虽然都是自民党的成员，但受限于派阀的影响，不能最大程度地全身心投入到自民党的政权建设中。而且，派阀与派阀之间也容易引起更大程度的内耗。至于议员选举，议员候选人更多的是依靠派阀及其身后的后援会组织，议员对于派阀的认可度远远高于对政党的认可度。所以，以派退党的事情就可以理解了。而人民行动党则不同。通过控制基层组织，使社会精英不可能拥有自己的政治资源和组织基础，保证了行动党对于人才的控制，增强了政党内部的凝聚力，壮大了政党的势力。而且，行动党的成员参与竞选议员由党的上层决定，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依靠党组织提供的政治资源以及基层组织对其的支持，才能够获胜成为国会议员。议员是政党的议员，而不是政党内哪个派别的议员，保证了执政党内部的统一与团结。
在政党内部组织架构考量因素上，自民党远远不如人民行动党。也正是因为自民党在这一方面的失败，导致了自民党的分裂。自民党的分裂，既导致了政党人才的流失，不利于政党的稳定发展；分裂的势力也成为自民党的对手，增强了反对派的实力。1993年非自民党八派联合夺取执政权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也成为了自民党丢失政权的征兆。所以，政党内部组织架构中对政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四、结语
在2009 年大选中，日本自民党丢失政权，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虽然在2011年大选中丢失集选区，但仍保持对于政权的掌控。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比较两个政党之间内部组织架构的差异，探寻政党内部组织架构对政党执政地位的影响。通过对两党内部组织架构的分析，得到了以下结论：政党的执政地位与政党的组织架构有直接的联系，政党内部组织架构的稳定程度对政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稳定的政党组织架构为政党提供源源不断的内部助力，对其执政地位的保持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政党作为一种主导性的政治力量，对于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政治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日本的政党政治与新加坡的政党政治在整个东亚范围内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日本相较于东亚其他国家而言，由于美国在二战后的占领，其民主化是外力强制性给予的，但它在客观上却符合了日本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日本政治的多元化程度也是东亚国家中最高的，故日本的政党政治相对成熟和完善。2009年的日本大选对于日本政治是划时代的事件，日本实现了向有政权交替的民主的转化。但是，2012年，自民党又夺回了执政权，并且稳定了自己的政权。我们不得不思量，这种政权交替，究竟是政治模式、政治体制的最终改变，还是意味着仅仅是原有的传统体制的一种变种？但日本政治始终是为整个东亚地区提供了一种民主化道路的借鉴，而新加坡则为整个东亚地区提供了一种另一个方向的政治发展模式。在过往的50多年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实施了“半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强化了政府的行政功能，严格掌控新闻媒体，视人民群众为执政的基础和合法性根源，有效地加强和巩固了自身的执政党地位。尤其是通过政党内部组织架构的设计，保持着政党内部的团结与统一，保证政党的权威。新加坡的政治发展与社会变迁以稳定为前提，在稳定的社会条件下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实现了政治权力的开放。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加坡的民主化进程也会稳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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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