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梓聪
欧元的困局
希腊财政危机，以及欧盟为挽救希腊作出的努力收效甚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元区整体货币政策无法与各国财政政策相匹配的结果。使用统一货币需要欧盟同时对欧元区国家的财政政策进行有效的监管，但欧盟自向希腊贷款以来，并没能对希腊财政政策发挥良好的导向作用。
欧元区建立以前，各国达成共识，所有国家负债率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60%，公共赤字率不得超过3%，但各国无视这一规定，相继超过规定的负债额度。受欧洲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影响，欧洲国家形成保障弱势群体的高福利社会，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当经济不景气时，高福利国家却难以回归到低福利的保障状态，同时，欧盟对因保持福利政策而超出国家债务的国家也无从下手，由此，今天希腊所面临的财政危机是希腊人对自身的放任和欧盟对希腊监管不力共同导致的结果。
根据《马斯特里赫条约》，19个欧盟成员国和6个非欧盟成员国，2002年1月1日开始使用统一货币，而希腊财政危机使欧元区建立以来第一次面临解体可能性的挑战。由于使用统一的货币，欧元区各国政府失去了对货币政策的掌控，各国政治经济状况差异及调控目标差异放大了这个缺陷。以各国失业率为例：意大利为12.4%，法国为10%，德国为6.4%，西班牙为23%，希腊为25.6%，但统一货币使各国无法用合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使用，来对程度不同的失业率问题进行宏观调控。
然而，面对这样高难度的货币调节困境，欧元区国家为什么依然要紧抱欧元这个单一货币经营欧元区呢？原因有两个：第一，欧洲央行同美联储在货币问题上奉行不同的策略；第二，欧元区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最重要部分，欧盟成员国要靠欧元达到成员共进退的目的。
货币主义起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弗里德曼提出，强调减少国家行政干预，注重对货币发行量的控制，国家只需要单一控制货币发行量，就能达到调节国内外经济的目的。目前美国奉行典型的货币主义经济政策，通过美联储对货币发行量的控制，达到对国内甚至全球经济的控制。欧洲奉行的则是另外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称为莱茵模式，由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阿尔贝尔提出，强调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利用税收和福利政策来实现社会和谐、公正，是一种注重利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莱茵模式是欧洲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抗争，是具有欧洲历史传统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二战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世界霸主日渐式微，面对美国及苏联而后是中国的’先后崛起，欧洲迫切需要联合一致，才能在多极化趋势下的世界立足。以经济总量为例，2013年欧盟28国经济生产总值为17.36万亿美元，美国约为16万亿美元，中国约为9万亿美元，欧洲只有团结一致才有与美中分庭抗礼的资本。另外，欧洲一体化要求欧盟成员国同甘共苦、共同进退，使用统一货币会使各国生活水平、经济状况整体向好或者向坏的方向合流。
历史原因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欧洲一体化是欧洲人对战争恐惧的表现，两次世界大战欧洲都是主战场，战火把欧洲几乎毁灭了两次，欧洲人担心欧洲内部战火重燃。二战结束后，战胜国吸取战争教训，法国外长舒曼1950年提出“舒曼计划”，促成欧洲一体化，希望避免欧洲内战再次爆发。二战结束后的70年间，欧洲人一直为反战作出不懈努力，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更是由欧盟获得。所以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意义非凡，这是即便欧元区在经济领域遭遇很多挫折，欧洲人都一直死守欧元区的重要原因。齐普拉斯豪赌与国际社会反应
自今年1月26日希腊左翼联盟赢得大选起，希腊与欧盟的矛盾不断激化，这一场危机可以说是新总理齐普拉斯一手策划，以获得大权及赖掉希腊债务为目的。仔细研究齐普拉斯的策略，可见其应对非常有计划性：自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起，希腊就陷入了经济危机，以法、德为首的欧盟成员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得不两次向希腊提供贷款资助，以防止希腊政府破产造成欧元体系的崩溃，同时向希腊提出削减公共开支的要求以保证贷款如期归还。
经济援助开始后，当希腊政府削减社会福利时，原本习惯高福利政策的希腊人民，不适应社会福利的萎缩，故而产生了对高社会保障时代的怀念及对欧盟成员国的敌意，此时鼓吹回归高社会福利政策的齐普拉斯出现，迎合了民意，并于本年初的希腊大选，以36.5%的民众支持率当选。
然而，此时的希腊已基本失去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因为，希腊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600亿欧元，债务超过3000亿欧元，希腊公共债务是希腊国民生产总值的80%，理论上已经不可能还清。负债率达到如此高的程度，即便是归还利息，都是相当大的负担，希腊所借的每一笔钱，超过一半用于归还即将到期的债务，这造成一个利息的叠加计算。此外，欧元的使用使希腊不能像日本安倍经济学一样让日元大规模贬值，故日本即使公共负债率达到400%仍能维持，但希腊政府达到180%就要面临破产。这一切引发了债权人欧盟各国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积压已久的高度不满，希腊被勒令归还到期债务并削减公共开支。此时，齐普拉斯按计划于7月5日发起了对欧盟所提出的削减公共开支提议的意见公投，结果61%的希腊人，表示不接受欧盟提出的削减公共开支及社会福利方案（包括提高增值税、推迟退休年龄、减少退休人员福利、建立政府内特别偿还债务部门）的提议，齐普拉斯成功绑架民意，获得与欧盟谈判拉锯的资本。7月10日，考虑到危机切实逼近，希腊政府即将破产，希腊政府认为时机成熟，亮出筹码，向欧盟提交新的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
7月13日，在欧盟会议就如何救助希腊的商讨过程中，法、德两巨头出现意见分歧。法国在会议中表现出惯常对欧盟内国家的鸽派态度，基于作为希腊非最大债券国的前提条件，在与希腊对抗中法国明显服软。但德国表现却非常强硬，作为希腊最大债权国，德国勒令希腊变卖国有资产以归还到期债务，甚至祭出回归德国马克的杀招，成功粉碎希腊的美梦。
两国态度差异还源于两国不同的历史传统。法国1789年爆发大革命，并于1792年9月22日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时至今日已经发展到第五共和国，据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维诺克的观点：共和国是一个基于法治，追求和平，社会成员服务于公民精神的国体。故共和国领导下的法国人都有追求和平的传统。面对这场希腊债务危机，法国若见死不救，会违背共和国人道主义精神及调节学派经济政策，可能引发新一轮欧洲法西斯主义浪潮，故作为左翼的社会党执政下的法国因恐惧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再度崛起，倾向于作出让步。
比较之下，德国历史上，右翼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德国1871年前是一个徒有虚名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松散诸侯联盟，1870年普法战争，普鲁士战胜法国，一个具有君主主义、容克主义、军国主义特征的国家就此诞生，一战和二战都是在德国右翼意识形态主导下爆发的。二战后，德国人对法西斯主义及军国主义所造成的伤害进行了深刻反思，但德国国民一直保留崇尚纪律、崇尚自我负责的作风，具有典型的自由主义右翼意识形态特征，德国人认为希腊问题应该由希腊自己承担，不应牵连到德国，故德国国内民众超过半数支持默克尔将希腊踢出欧元区。
在德国的强硬坚持和强大压力下，希腊不得不服软。7月15日，希腊议会通过欧盟提出的削减公共开支，并变卖500亿欧元国有资产归还到期债务的方案，这次达成的协议比希腊债务到期前的协议更苛刻，齐普拉斯的豪赌终以败局收场。
今天的希腊问题其实还有欧盟与俄罗斯博弈的背景。冷战结束后，以法、德为首的欧盟不断向东南扩张，2007年1月1日收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2013年7月1日收入克罗地亚，并不断拉拢乌克兰的加入。大斯拉夫主义者普京随之进行反击，2014年夺回克里米亚。而法、德对普京行为的忍让其实是另一次《慕尼黑条约》的发酵：法、德希望劝服乌克兰放弃克里米亚并以此与俄罗斯谈判，以达到阻止俄罗斯进一步向西推进的目的。此次希腊经济危机几乎与乌克兰危机同步，普京当然也不会错过机会，公开表示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国有资产私有化，俄罗斯愿意帮忙，为希腊与其他欧盟成员进行谈判增加了资本，而欧盟成员国始终对身上带有鞑靼人基因的俄国人心存敌意，故本次谈判以法国为首的欧盟国家表现出非常忍让的态度，以避免谈判破裂，将希腊推入俄罗斯的怀抱。
美国表态则显得保守而谨慎，总统奥巴马仅表示希腊留在欧元区对双方长远发展有好处，体现出美国对待这次希腊经济所面临的一个两难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自动分裂，减少欧洲一体化对美国所造成的威胁，其暗中甚至可能是本次希腊经济危机的一个推波助澜角色；另一方面，美国担心欧盟的回撤，会使俄罗斯势力范围不断扩张，最终使俄罗斯势力过于强大，故美国对此次希腊债务危机的处理非常谨慎。
这一次希腊债务危机充分体现了在欧盟各国经济状况差异巨大、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仍然激烈的背景下，强行推动欧洲一体化，试图实现经济合流，困难与挑战十分巨大。如何突破这个困局，还需要古老的欧洲拿出新的智慧。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