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园园[闽南师范大学，福建漳州363000]
摘要：《祝福》是鲁迅小说中悲剧描写最强烈的作品之一，不仅象征“吃人”的寓言，更渗透着启蒙知识分子的反叛与悲情。本文从叙事学角度阐释《祝福》，从叙事话语的表层特征、深层特质、叙事效果三个方面探究《祝福》的潜在话语结构，以此揭示文本中蕴含的深层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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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祝福》 叙事话语 “吃人”寓言
《祝福》作为首篇收录于鲁迅小说集《彷徨》中，显然具有特殊的意味。《彷徨》的创作阶段(1924-1926)，正是五四革命退潮之后，原先的启蒙知识分子群体分流云散。《祝福》恰恰反映了鲁迅先生个人的心理危机，呈现出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精神状态及历史命运。鲁迅小说《祝福》以归乡复离乡为情节设计，突出启蒙者对乡土经验的再认识过程，同时将对国民性的批判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认识相结合，表现出双重的关怀，反衬出五四启蒙者在乡土中国包围下孤独的身影，最终只能够选择离乡。同时离乡作为一种流行的、象征着反叛传统的姿态，标志着现代知识分子在对传统的反叛中开始了重新寻找幸福的漂泊历程。
英国文体学家罗杰·福勒在《语言学与小说》一书中谈到小说的叙事文本与叙述者、作者等的关系时曾指出：小说的构思及其实施均由语言作为中介，而语言是社会所共有的，它蕴涵那个社会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作者在写作时对语言结构的选择会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自我控制，因为文化价值观（其中包括对于不同种类的隐含作者的不同期待）会渗透作者的言语，这样一来，个人的表达必然会被属于社会的意义所限定。本文试从叙事学的角度重新解读《祝福》潜在的话语结构，突出作为第一人称“我”的双重身份以及承担文本叙事结构的重要作用。1998年，赵毅衡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一书中指出，《祝福》有三个叙述层：第一层（超叙述层）是第一人称“我”以叙述者和人物的双重身份叙述故事；第二层（主叙述层）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回忆祥林嫂的一生；第三层（次叙述层）是卫老婆子等人向四婶转叙祥林嫂的故事。在笔者看来，赵毅衡先生划分的《祝福》三个叙述层实质上是可以归结为叙事话语的表层特征以及叙事话语的深层特质两个面相。叙事话语的表层特征是第一人称“我”归乡及回忆祥林嫂的一生；深层特质是启蒙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的批判及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鲁迅先生在《祝福》中，以一种归乡启蒙者的视角揭露并批判乡土人性的丑恶、愚昧，是对乡土传统价值的否定，隐隐有离乡之念，但同时文本中暗含对启蒙者软弱与无力的讽刺。文本叙事话语背后呈现的是知识分子的困境：一方面是启蒙者揭露国民性格的痼弊，以引起疗救；另一方面则是启蒙者同时承载着乡土中国的伦理价值以及其自身性格的双重性质。
一、《祝福》叙事话语的表层特征
单纯从叙事文本的构成来讲，任何一个叙事文本都是一个由多个主体位置构成的话语系统。在叙事文本中存在着一系列层级化的对话交流层面：(1)现实中的作者与现实中的读者以文本为媒介的对话层；(2)文本中的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的对话层；(3)叙述者与受述者构成的对话层。的确，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小说文本实际上是故事叙述者的一种话语形式。叙述者不同、叙述视角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小说的表达效果。《祝福》中故事的多层次性及叙述视角的转换为多层次对话结构的叙事方式提供了可能。文本叙述了一个作为知识分子“我”归乡之后的所见所闻所想以及决定再次离乡的故事，文本中也存在着多重对话。
“我”与“鲁镇”特殊的对话形式呈现的是叙述者“我”对乡土社会的隔阂。知识分子归乡见到的却是令人失望的场景，连自然风物也免不了显现一种萧索的情调。“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叙述者借省亲这一行为展开对话，“鲁镇”的一切几乎都没有变，单是人老了一些；“鲁镇”作为乡土社会的模型，呈现的仍然是旧中国的古老与衰败。文本凸显的“时间意象”揭示了社会习俗的堕力与影响性。“我”只是寄居于本家，已暗示叙述者我不久就会离开。“我”与“鲁镇”的对话终究只能以出走为结局。文本中多次暗示对“鲁镇”的失望，我终究是要离开的。在处理知识者“我”与传统乡土之间的情感隔阂问题上，最终只能选择离开。叙述者“我”进入“鲁镇”展开对话，实质上是新与旧的矛盾冲突。
由“我”和“祥林嫂”对话展现知识分子“两重性”的性格。知识分子一方面要承担启蒙的责任，然而另一方面却无法真正体会乡土社会小人物的思想情感。有研究者认为，鲁迅第一人称小说中的叙事者“我”与人物之间构成了一种对话与潜对话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是处理小说中不同的甚至是彼此冲突的声音的方式，其中蕴涵了一种第一人称叙事的复调诗学。在这种复调的背后，是“我”与人物构成的对话性的境遇关系，在文本中以农村妇女祥林嫂和作为知识者的“我”的对话形式出现——“‘一个人死了以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那么，也就有地狱了？“啊！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梧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她向我提出的问题，虽然是从迷信出发，却有一种奇怪的思想深度的音响。这是祥林嫂的问题，是从她失去一切，并被逼迫到近于疯狂时，才开始想寻求当前现实以外的精神的安慰。尽管如此，仍然和我的模棱的空洞的回答形成惊人的对比，因为本是知识分子的我更有可能去思索生死的意义的。小说在集中注意于祥林嫂的痛苦时，也反映了作为知识者的叙述者的致命弱点，写出他不带感情也不愿深思。祥林嫂临终前的追问，使“我”比她更严重地感到陷于两难的荒诞境地。“我”唯一的选择只有逃避。我们可以追问作为启蒙者“我”是以何种态度来面对乡土群众的？“我”以“说不清”这种态度来面对祥林嫂关于“灵魂有无”这一问题的探询。实质上呈现出知识分子不想承担责任的心态。知识者“我”不是从真理角度，而是从人的需要这一出发点来回答祥林嫂对灵魂的质询。从两者的对话表面呈现的是乡土人物低落的国民性格和启蒙者的颓唐堕落。我与祥林嫂的对话体现出两种话语，表现出两种价值体系，而在这两个维度之间，存在一种辩难性。这种辩难性表现在祥林嫂以及“我”的自我辩难。
最后，再看叙述者“我”与自身的潜对话。作品着重表现的是“我”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的心理态度。“我”回故乡“鲁镇”的第三天——得知祥林嫂死讯这一天，被作者放在一个突出的，甚至是核心的叙事位置上。从祥林嫂的死展开对祥林嫂生平事迹的碎片化记忆，叙述者“我”的回忆仅仅只是为了洗刷自己内心的罪恶感、推卸自己的责任。《祝福》中的对话性发生在叙述者“我”的内心深处，审视了“我”的灵魂与人格的分裂。文本中不断地呈现祥林嫂之死不是自己的责任以及自己终究要离开的意蕴，不仅反映“我”个人情绪的起伏，同时也反映了“我”思想上的犹豫不决：一种对于认识的取舍和未来行动的不确定性。这种反思和怀疑的过程，在鲁迅这里即是一个自我对话的过程。巴赫金曾说过：恰恰是话语这种内在的对话性，这种不形之于外的对话结构、不以话语陈述自己、从对象中分解为独立行为的对话性，才具有巨大的构筑风格的力量。
二、《祝福》叙事话语的深层特质
叙事话语的言说方式可以说是一种寓言式的，它总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因此，人们通过故事进行的交际乃是一个本质上隐晦曲折的过程。单纯从叙事文本的构成来讲，任何一个叙事文本都是一个由多个主体位置构成的话语系统。《祝福》文本主要是由叙述者的独特眼光和复杂心态与祥林嫂的悲剧两部分构成。文本围绕“祝福”的线索展开，以在祝福中祥林嫂之死展开回忆。祥林嫂作为祝福中的第一号祭品，不仅揭示传统生活习俗对人的压抑与毁灭，同时沉思小人物命运问题。为了揭示“鲁镇文化”“吃人”的属性，作者甚至在小说开始就让主人公死去，使整个寓言式故事具有一种探寻死因的内在结构，一方面赋予祥林嫂之死一种宿命感和必然性，另一方面站在文化批判的高度重新审视了儒道释的传统价值；“鲁镇文化”于是成为“安排人肉的筵宴的厨房”。鲁镇人，对祥林嫂的死表现“淡然”，连追究其死期和死因的兴趣都没有。在鲁镇上空笼罩的祝福的“祥云”下弥漫的是充满杀机的爆竹的“火药香”。鲁迅在细致描绘烟云密布、爆竹繁响的祝福盛况时，对“懒散而且舒适”地向往“无限的幸福”的鲁镇人寄予了沉痛的忧虑和感伤；同时，也尖锐地揭示了小说标题“祝福”的反讽意义。
叙事是通过讲述故事来说话的行为，这种通过讲述故事来说话的方式就决定了，在叙事话语中说话者必然要分化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功能：一是叙述，二是言说。叙述的对象是故事，而言说的对象则是故事之外的某种思想情感认识。但是，这两个功能却是辩证地统一于同一个叙述进程之中的，也就是说，作者所要表达的故事之外的东西恰恰是隐含在对故事的讲述之中的。于是，文本中的叙述者（最高一级的叙述者）实际上是作者这个文本之外的说话者的一个功能性身份，但是这个身份掩盖了另一个同时存在的身份，即言说者。的确，从故事之外的言说角度来看，言说者想唤起的是一种这样的意识：造成祥林嫂死亡的凶手，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她周围的所有人，包括我们自己；祥林嫂之死，不是几个坏人或阶级敌人行为的结果，而是整个社会关系的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负面作用的结果；祥林嫂之死是一个文化的悲剧，是从风俗制度到思想信仰整体的悲剧。在鲁镇生活方式的困境中，隐含着现代知识分子对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态度和评价。其存在的不合理性在于，祥林嫂之“被吃”恰恰是人们以最无可辩驳的理性行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最合理的形式。而儒道释观念作为支撑“鲁镇文化”的制度和精神存在的固有法则，则为她的“被吃”提供了内在的理由和支持。这一谋杀案没有真正的被告和凶手，因而全部是被告和凶手，连小说叙述者“我”也难脱干系。刘再复曾说过：“在启蒙层面上，鲁迅启示中国人：我生活在共犯结构之中，既被吃，也吃人。被吃的没有丝毫自我意识。‘我亦吃人’地乐在其中。承认自己是吃人者的共谋，恰恰是鲁迅伟大精神之所在。”民族的劣根性、国民性的坚固弱点，这是鲁迅找到的历史之罪不断重复的原因。鲁迅对这种罪源有清醒的认识，知道中国要好起来不仅仅是政权与制度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即人的问题、国民性的问题。鲁迅的国民性思考，其核心意图在于唤醒民众对无罪之罪的觉悟，让民众意识到自己也在制造暴君和参与暴君的制造。
通过抛弃“鲁镇”，鲁迅不但抛弃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彻底否定了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而且把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迫切性强调到了极致，并为我们清醒地把握其文化根源和内部运行机制、从文化最深层摧毁“吃人”的文化提供了模式和规范。
三、《祝福》特殊的叙事效果
作者的言说功能与叙述功能的分化造成了这样一种效果，即由于故事有它自己的文本之内的叙述者，它好像不是被人说出的而是白行展开的。罗兰·巴特就曾明确地把叙事话语称为无人对其负责的言语。因为，在任何一个叙事文本的内部，我们都能够发现有多个话语层面存在，这些话语层面之间的关系本身便能够产生某种意义。《祝福》中启蒙者旁观且冷彻的人性批判益发有令人战栗的艺术效果及反思性意义。文本中祥林嫂的死是对祝福的最大讽刺。祥林嫂的悲剧与所有人有关，我们是制造罪恶的人，我们也是“罪人”。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与鲁镇笼罩着的新年祝福形成强烈的冲突，加强了叙事的艺术效果。鲁迅小说常出现由某些隐喻或抽象主题所组成的关系的结构，存在于他通过艺术对自己、对社会的思想探索的内在核心。我们可认作是“象征”叙述，指在这种叙述结构中，“现实”故事的因素只有和较高层次的象征寓意结合起来读才有意义。虽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从自己的家乡环境中取得素材，但集中起来，却呈现出一位主观性极强的作者所说的一个民族的寓言。表面上的布景和人物都是现实的，隐藏在后面的却是从一颗困恼的心中发出的内心的声音。正因为有许多难于解决的紧张和冲突，才使鲁迅运用技巧是极其有意识的，似乎意在掩饰真正的意图。经过虚构以后的鲁迅故乡，已经不再是绍兴或“鲁镇”这个具体地方，而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祝福也不仅仅是祈福无限的幸福，而是一种隐喻。
文本中这种对叙述者“我”的设置的特殊叙述技巧给鲁迅的小说结构增加了反讽的广度。通过叙述者“我”的叙述，主人公祥林嫂即被迫害的农村妇女的感情和行为鲜明地浮现，而叙述者的形象则是一个消极被动的无感受力的知识分子。叙述者的设定为文本提供了构成对立视界以及从主观角度做说明的基础；叙述者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具有深思、反省性质。叙述者“我”被作者用来和主人公的痛苦相对比，祥林嫂的不幸激起了她提出那个重大的人生存在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本应该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叙述者更应当关心的。鲁迅在这里通过叙述的艺术形式说明了启蒙的重要性。《祝福》中在叙述祥林嫂的故事时，虽运用第一人称叙述，却并不直接表示自己的意见，小说中的“我”不但不是作者自己，反而是作者拉开自己和读者对作者自己的联想之间距离的有效方法。韩南说：“对于鲁迅这样一位充满道德义愤和教诲激情的内心自觉的作家来说，反讽和超然是心理的和艺术的必要。叙述方法使他能够在某些未解决的人的冲突方面极致使用曲笔。《祝福》中将自我置于反讽的位置，主观紧张与客观距离的结合，形成特殊的叙事效果。”
《祝福》作为鲁迅较为抒情的篇章蕴含知识者感情和心理撞击的力量，其特殊的叙述效果为叙述者“我”（半进入故事）和中心人物祥林嫂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情节的动力。从更深层来看，文本呈现的是知识分子的困境：一方面是启蒙者揭露国民性格的痼弊，以引起疗救；另一方面则是启蒙者同时承载着乡土中国的伦理价值以及其自身性格的双重性质使其反叛中蕴含着无限的悲情。
作 者：陈园园，闽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