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淑娟，梁 红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外语系，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语言的性别差异反映出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中被期望扮演的不同社会角色。而不同性别的角色在小说的不同场合所使用的语言对于小说人物的刻画和读者对于小说作品的欣赏都会起重要作用。本文就从不同性别在叙事中的语言变化来阐述《宠儿》中的黑人女性观，分析在这部小说中的性别语言变体如何通过多重叙事声音来体现，阐述在男性形象缺失的男性语言变体中女性语言变体如何体现黑人女性直面历史，重建自我身份的女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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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性别语言变体；《宠儿》；女性观
中图分类号：I712.0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172-0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性别语言变体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11YJA74004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框架理论下的文学语篇分析”（HEUCF141204）
一、引言
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人类最主要的交际工具不可避免地反映出说话人的态度和观点，产生社会语言的差异，形成社会语言变体。语言的存在离不开社会，否则就失去了语言交际的功能。社会上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性别和不同文化都会使语言有所变化，尤其在是语言交际中的男女由于性别和社会属性的差异而形成的性别语言变体。所谓男女有别，现实生活中男性和女性在语言交际中，从语音、选词到用语的特点无不显出男女性别上的差异。性别语言变体反映出男女在社会上所处的不同社会地位和扮演的不同社会角色。一般而言，男性强调变化其语言变体更富有创新性，女性则因更强调风俗习惯和社会地位其语言变体趋向保守，但是一旦男性的语言创新性弱化，在被压迫的社会状态中，女性的性别语言势必强化，来表达她们在社会存在的声音，尤其在小说创作中。
现在，社会语言变体的研究大多是从语言交际策略角度来探讨其原因和语言使用的不同，很少有用语言变体分析小说中语言的变异对揭示小说的主题所起的作用。其实，小说中的性别语言变体表现出不同性别的角色在小说的不同场合所使用的语言变化，这对于小说人物的刻画和读者对于小说作品的欣赏都会起重要作用。就像社会语言学家George Lakoff提出的“言为身份”（You are what you say），语言可以表现出说话者的相关社会信息。本文就从不同性别在叙事中的语言变化来阐述《宠儿》中的黑人女性观，以此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与文学欣赏联系起来，丰富读者对小说作品的理解深度。长篇小说《宠儿》是帮助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一部力作。在《宠儿》中，莫里森运用碎片式的叙事模式，从多重的叙事视角来描写“我不愿回忆，黑人不愿回忆，白人不愿回忆”[1]的历史。整篇小说通过不同人物的回忆表现出来，他们的叙述像是拼凑零碎的记忆片断，而正是这种不同性别语言叙述的变化让读者与小说中的人物同步体验“黑奴的内心生活”，尤其是女性黑奴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从而表现出作者独特的女性观。
二、性别语言变体表现多重叙事声音
语言永远做不到真正地确切描述实际发生的事件，只能在其周围绕圈子[2]。性别语言体现着人们对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性别的深刻理解和复杂的认知。在《宠儿》中，莫里森摒弃了传统的单一叙事视角，代之以不同性别的多重叙述视角。但是这样的叙述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多人多次讲述，每个人讲的都是不完整的同一个故事，却“以不同层面为故事提供和积累了互为补充的信息”[3]。
莫里森通过不同的视角来讲述作为小说核心情节的女主人公赛丝的杀婴事件。她在小说中并没有按照传统的小说叙事方法展开情节，而是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情节交织在一起，来回穿梭。杀婴事件是《宠儿》的中心情节，值得注意的是孩子并非被白人杀死，而是被自己的母亲杀害。这一事件被不同的语言变体讲述。读者首先看到的是作为赛丝奴隶主的“学校老师”的叙事角度，“女黑鬼用一只手将一个血淋淋的孩子搂在胸前，另一只手抓着一个婴儿的脚跟……”接着这一中心事件又从黑人男性斯坦普·沛德的视角重新叙述，他看到赛斯“怎样飞起来……她的脸上怎样长出了喙，她的手怎样像爪子一样动作，怎样将他们个个抓牢”[4]。最后，读者通过女主人公赛斯本人的视角重现这一过程，“当她看见他们起来，并且认出了‘学校老师’的帽子时……如果说她在想什么，那就是不。不不。不不不。……她就飞起来……出去，走开，到没人能伤害他们的地方。到那里去，远离这个地方……”[5]。
读者首先被迫接受作为奴隶主的“学校老师”的话语，从他的语言表述中，我们看到的是赛斯“发疯”的动物般的形为，这种带有明显种族偏见的话语正是上层社会语言变体的体现，是否认黑人人性的价值体系的反映。相比之下，斯坦普·沛德的视角更接近客观，他的语言变体让读者了解为什么没有人报信和赛丝当时的状况。但他仍然缺乏从深层次的心理感受上感受奴隶制对黑人女性的戕害。只有赛丝直面惨痛的叙述才能让故事获得完整的叙述，理解黑人女性对于被剥夺做母亲权利的奴隶制的反抗。赛丝的语言断续却更能让读者感同身受，理解赛丝的骇人之举正是一位母亲在被剥夺做母亲权力的一种反抗，是母爱的表达。小说中的这种性别语言变体表现出的多重叙事使整部小说“没有统一的叙事声音，没有唯一真实版本的真实，没有确定的结局”[6]。过去的回忆在压抑中一点点释放，叙述自己的故事与倾听别人的故事交错进行。不同的叙述者在文本的叙述中通过语法、句法结构和词语选择的不同反映出不同人物的思想意识，让被压抑的黑人话语，特别是黑人女性的话语得以重新参与到对历史的重构中。
三、从性别语言变体看《宠儿》中的女性观
（一）男性语言变体表现男性形象的缺失
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也有性别属性。男性总被认为是主宰者；女性则是依附者。可是在奴隶制度下，黑人尤其是男性经常被买卖，他们一家之主的地位被现实击垮，男性气概被剥夺，男性语言的权威性被弱化。《宠儿》中处处显示出男性形象的缺失，沉默成为他们唯一的情感表达方式，而男性语言变体的弱化，突显了女性对于民族觉醒的作用，为一个民族创伤的修复提供了希望。
小说中以第三人称视角塑造的赛丝的丈夫哈利，因为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被“学校老师”的侄子凌辱而不敢出声最后疯了。他涂了自己一脸的牛油，活着或死了，没有人知道。生活在“甜蜜之家”的保罗三兄弟的中间名仅被主人以A、D、F来区别，表明黑人群体在奴隶制语境下，他们的存在是多么微不足道。保罗·A和保罗·F的“在场”都是借用第三人称视角的记忆碎片来呈现的，我们既无法看清他们的面庞也无法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整个话语、思想和自我意识都在宏大的叙事文本中消于无形。只有保罗·D的语言叙述视角能让我们看到男性黑人奴隶的抗争话语，但是，在他的语言表述中大多使用被动语态和重复的词和句子结构，表现了黑人奴隶被动的生存状态。保罗·D这样叙述赛斯逃走后“甜蜜之家”的生活，“一个发疯了，一个被卖了，一个失踪了，一个被活活烧死了”，而他自己“嘴里塞着马嚼子，手被反捆在背后”[7]。当然作为小说中唯一能被称为男性主人公的角色，他的语言变化也表达了黑人顽强的生命力和对未来的希望。保罗·D开始通过疑问句来思考黑人奴隶的命运，他问小说中的长者斯坦普·沛德，“一个黑鬼到底该受多少罪？”而他又无法认同“能受多少就受多少”的回答，发出“凭什么？凭什么？”的呐喊。但是保罗·D同样在奴隶制下失去了阳刚和温情，先是对宠儿鬼魂的冒犯，后又在知道赛斯过去后离开她，即使最后重回赛斯身边也是为了遗忘过去和历史。从保罗·D的叙述中我们了解了黑人奴隶的悲惨生活和男性形象的缺失，这更能体现黑人女性意识觉醒的珍贵，也更加深刻地揭示黑人奴隶精神创伤对黑人性格的扭曲和黑人奴隶争夺话语权的抗争精神。
（二）女性语言变体表现黑人女性的女性观
奴隶制背景下的《宠儿》是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莫里森运用史诗般的语言将黑人的种族命运，黑人女性怎样进行痛苦挣扎去实现女性身份的认同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通过三代黑人女性的经历和她们独特的女性语言变体来抨击种族和性别歧视，体现主人公的女性解放意识和女性观。
奴隶制拒绝黑奴作为为的价值，因此，黑人要想成为独立自主的自由人，必须认识黑人自身的个人价值，学会珍爱自己。赛斯的婆婆萨格斯有着所有黑人女性的悲惨遭遇，她在林中布道式讲演中呼吁她的同胞自爱，她说“他们不爱你们的肉体。他们逼视它……你们得爱自己的肉体”[8]。表现了自爱是长期遭受奴隶制摧残的黑人自意识开始觉醒时的重要一步，但是她只是利用布道来找到宣泄痛苦的突破口进而麻痹自己，没有意识到奴隶制才是这些痛苦的罪恶根源。
主人公赛斯是黑人女性悲惨历史的一部分，她对过去事件的叙述疏散随意、无序断续，重复冗繁。她遭受白人的凌辱，对形状像树一样的伤疤“没有一点感觉，因为皮肤早已死去”[9]，她是提供奴隶劳动力的生产工具，因为不愿女儿重蹈自己覆辙成为奴隶而将她杀死。莫里森有意将赛斯杀死的孩子刻画成既像是人又像是鬼的“宠儿”。当赛斯确认“宠儿”是谁的时候，她向外部世界关上了大门，她喋喋不休“宠儿，她是我的女儿，她是我的”[10]，表达对宠儿的母爱和宠儿归来的喜悦。她们之间的对话体现了女性语言变体特有的细腻婉转，“你是为我的缘故回来的吗？是的。你记得我？记得。我记得你。……你宽恕我吗？你不走了？”[11]在赛斯的内心深处，“她感到需要证明她这样做是对的，是出于一种真正的爱”[12]。悲伤、内疚、母爱交织在一起，让她日夜煎熬。宠儿寄生于赛斯，“吞食她的生命，取走她的生命”[13]，赛斯重又沦为奴隶，“吞噬一切的母爱的奴隶”[14]赛斯的话语句法支离破碎，标点停顿不畅，这种不遵守白人语言规则的文本表述，正是对白人话语权的挑战和抗议，也体现的黑人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
在小说里，赛丝最初只是“目中无人，试图单独行事”[15]的人。“甜蜜之家”由“学校老师”接管后，她奇迹般地还带领全部孩子逃了出去，在路上还生下丹芙。她为此颇为骄傲：“是我干的。……当然，有人帮忙，帮了不少忙，不过还是我在干”[16]。她杀死亲生女儿，是因为她认为她有权利对自己及孩子的命运负责。赛丝以“宠儿，她是我的女儿。她是我的……”为开篇进行的内心独白，其语言变体也表现了她自己与黑人社区之间的隔阂。她杀婴后被带走，邻居们也反应冷淡，“没人说一句话。有嗡嗡声。根本就没人说一句话”[17]。丹芙解救赛斯的方式改变了赛丝的态度，表现了真正的黑人女性观。这种逐渐强化的女性语言变体，一方面表现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一方面也体现了黑人女性要想获得解放，光有自爱和勇气是不够的。
丹芙的出现使整部小说的女性观趋于完整。她的内心独白有对母亲杀婴行为的惊骇，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对从未谋面的父亲的幻想，对拥有宠儿姐姐做伴的渴望。丹芙最后勇敢地走出家门请求邻居的帮忙“驱鬼”，赛斯在黑人社区的帮助下送走了宠儿，摆脱了历史的重压。这代表黑人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我解放的。以埃拉为首的黑人妇女，宽恕赛丝，“……未来是晚霞；过去是留在身后的东西。如果过去不肯留在身后，那么，你不妨就得把它踩在脚下”[18]。语言变体的变化让读者最后明白，个人的价值标准要和黑人整个民族的价值标准统一起来，互相帮助和扶持才能摆脱悲惨的命运。而这种内心独白的语言变体涉及奴隶制度和黑人民族的精神创伤，不同语言变体的相互对话，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主观和客观的界限，揭示了小说的主题。
四、结论
德莱塞说过：美国这个国家只有未来，没有过去。莫里森从现在的角度追溯和挖掘过去，通过学习直面过去奴隶制的“鬼魂”以让它安息。因为只有健康的社会才能正视历史，才能拥有未来。就像宠儿的内心独白含义深长，大段的内容没有一个标点符号，像黑人的音乐。宠儿的回忆变成了整个黑人民族的历史回忆，赛斯变成了无数被剥夺了爱的权利的黑人母亲的集中象征。宠儿最后的独白变成了一句一行，如同诗歌般的文字，使分别代表过去（宠儿）、现在（赛斯）、未来（丹芙）的黑人女性得以心灵的交流，看出莫里森积极的女性观,她号召黑人女性能够直面历史，重新建立自我身份，坚守黑人文化传统,增强群体的力量，从而走出奴隶制的阴影并最终获得精神上的真正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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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Taylor-Guthrie, Danille, ed.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4.
〔2〕〔3〕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创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5〕〔7〕〔8〕〔9〕〔10〕〔11〕〔12〕〔13〕〔15〕〔16〕〔17〕〔18〕托妮·莫里森.宠儿[M].南海：南海出版社,2006.
〔6〕杨仁敬.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
〔14〕Carmean, Daren. Toni Morrison’s World of Fiction[M]. New York: Whitston, 1993.
（责任编辑 姜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