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模型，结合人力资本理论，采用2001—2011年间的数据计算出高等职业教育对天津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8%。研究表明，虽然高职教育对天津市经济增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其教育产出仍不能满足中长期产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要求，高职教育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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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经济增长；贡献率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03-0005-04
《天津市工业布局规划（2008—2020年）》显示，天津市将大力发展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国防科技和轻工纺织八大优势支柱产业，将天津打造成一个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装备制造业为核心、优势支柱产业为支撑的新型工业化体系城市。在这个新型工业体系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尤其是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创新型、复合型高级技术人才。这无疑为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那么，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何？天津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应对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本研究旨在通过定量分析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揭示天津市高职教育发展存在的不足，以期为天津市未来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仍缺乏对天津市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研究。在全国范围来看，已经有一些关于其他省份的相关研究。例如，马文君、高素芬（2012）对河北省2001—2010年间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结果为0.83%；刘晓明、王金明（2011）采用2001—2009年的数据计算高等职业教育对浙江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1.21%；吴文辉（2010）计算1990—2008年高职教育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68%等等。这些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共同之处是测算过程中都包含了人力资本理论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但因不同的研究者所用的具体计算方法及采集数据的方法有所不同，最后结果的可比性并不高。本研究采用丹尼森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变形的公式来测量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理论基础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由美国数学家柯布（C W Cobb）和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Pall H Douglas）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美国1899—1922年制造业的资本和劳动因素对生产的影响得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的表示式为：
Y=AKαLβ
式中Y是工业总产值；A是综合技术水平；L是投入的劳动力数；K是投入的资本；α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α>0，β>0，α+β=1，表明生产效率并不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只有提高技术水平，才会提高经济效益。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涵盖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关于人类生产能力的认识进一步拓展，人们开始认识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不足，即在原本的生产函数模型中并没有考虑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等因素，只是简单地把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作为劳动力的投入。人力资本理论对投入市场的劳动力从一个更加客观、更加全面的角度进行了诠释，使人们意识到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人力资本也占据着重要份额，劳动力综合质量的提高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教育在提高劳动力质量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美国教育经济学家丹尼森把教育因素引入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劳动力投入被认为是由初始劳动力（L）和教育投入（E）组成，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变式为：Y=AKα（LE）β，对上式两边求全导数，经过推导后可得国民经济的增长模型为：
y=a+αk+βl+βe
式中y为经济年均增长率；a为年技术进步率；k为资本投入量年增长率；初始劳动力投入的年均增长率表示为l；e为教育投入年增长率（通常用教育综合指数年增长率代替）；α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代表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比重）；β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代表劳动在总产出中所占比重）。由此，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表示为：Re=βe/y。其中，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EgRe。
柯布-道格拉斯对1899—1922年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得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为0.75，美国学者麦迪逊对1913—1984年西方六国的研究得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为0.7，我国学者在相关研究中也大多采用0.7的劳动产出弹性系数。故在研究2001—2011年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时，也将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β取值为0.7。因为α+β=1，相应地，α取值为0.3。y的取值采用天津市GDP的年增长率。关于e的取值，由于个人劳动报酬的差异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而教育只是影响劳动报酬的因素之一，按照丹尼森等学者的常规算法，对依据劳动报酬计算出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增长率一般按0.6的折算系数进行折算。
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根据公式Re=βe/y，计算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需要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值、天津市教育综合指数值、天津市经济年均增长率三个数据。为了便于直观地比较数据，下文中的计算结果均只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计算过程依然采取原始数据。
（一）天津市教育综合指数年增长率
具体测度方法为：将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劳动简化指数相乘得到各级教育的教育综合指数。
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 利用公式Hi=Ni×∑fi测算天津市从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其中，Hi为人均受各级教育的年限，∑fi为受本级及以上级别的教育比重之和。我国目前实行的学制有中小学、初中、高中、高职、本科、研究生，受教育年限分别是6年、3年、3年、3年、4年、3年，故取值依次为6，3，3，3，4，3。利用表1数据计算可得的取值。2001年和2011年天津市从业人员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如表2所示。
劳动人员的劳动简化指数 用劳动报酬法计算劳动人员的劳动简化指数，从业人员年平均收入数据采用范静波在2009年研究我国教育收益变动趋势时使用的数据（如下页表3所示），将用2003年数据折算的劳动简化系数视为2001年的数据，同理，将用2008年数据折算的劳动简化系数视为2011年的数据。
从业人员人均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 根据公式E=∑（Hi×Li），计算从业人员人均教育综合指数，其中E为人均教育综合指数，Hi为人均受各级教育年限，Li为劳动简化系数，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采用几何平均法计算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天津市2001—2011年教育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为：e2=（E2/E0）（1/n）-1=5.59%。其中n为终止年与起始年之间的间隔年限数。为剥离其他因素以相对准确地反映由受教育程度提高而带来的劳动量增长率，对上述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按0.6的系数进行折算，可得天津市2001—2011年间教育投入年增长率为e2=e2×0.6=3.35%。
高等职业教育在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中的占比 按照统计学中综合指数的编制方法，保持高职教育水平不变，2001—2011年高职之外的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为4.93%，可得高职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为0.66%，则2001—2011年间天津市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中高职教育的占Eg比为11.77%（同理可得2001—2011年间天津市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中本科教育的比重为25.11%）。
（二）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设1978年的GDP为100，按照相应年份GDP指数采用几何算数法计算2001—2011年天津市的GDP年均增长率y=15.51%，根据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模型和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算模型，可得2001年和2011年天津市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5.13%和1.78%。同理可得天津市本科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80%。
结论与分析
（一）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处于上升期
从业人员人均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年限由2001年的0.22提高到了2011年的0.40；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从业人员的比重由2001年的7.2%增长至2011年的13.3%。这表明，在政策大力支持下，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在办学规模、招生人数、教学质量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二）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待提高
2001—2011年间，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8%，本科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80%。天津市教育总体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5.13%，其中高职教育的贡献占比为11.77%，还远小于本科教育25.11%的占比。实际上，2001年受高职教育和受本科教育的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量的比例分别为7.2%和3.4%，2011年则高达13.3%和12.4%，天津市从业人员中受高等职业教育的人员数高于受本科教育的从业人员数。可见，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增长的速度小于本科教育的增长速度。
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从业人员绝对数和比例均高于接受本科教育的从业人员，但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低于本科教育。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天津市的高等职业教育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现有半数以上的高等职业院校成立于2000年前后，基础相对薄弱；另有部分学校主要沿用了普通本科院校的教学方式，尚未形成完整、独立、个性化的教学体系，很多毕业生并不具备岗位所需技能，人才供需脱节。其二，高等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不尽合理，教学质量有待提升，招生困难，生源质量堪忧。天津市滨海新区2009年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是2.09，而本科毕业生在人才市场面临的却是从结构性剩余到绝对剩余。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吸引好生源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对策建议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发达国家的技工合理布局，高级技工应占技术工人总量的35%左右。数据显示，2010年天津市高级技工及以上人数仅占到技术工人总体的10%，2011年天津市全部从业人员中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比重仅为13.3%。虽然近10年高等职业教育迅猛发展，但现有高技能人才布局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2013年天津市最新发布的技能人才缺口信息显示，现在全市有203个职业缺少技能人才，其中有69个职业的技能人才属于非常紧缺状态。
要提高天津市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继续扩大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基础上，还必须提升办学质量，对此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政府主导增强高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一方面，改善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环境和工作福利，提升相应就业岗位对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鼓励高等职业院校多元化投资办学，吸引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参与到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中来，提升企业等用人单位对雇佣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积极性。
（二）高等职业院校提升教学质量
目前，进入人才市场的高职生不只是数量不够，更重要的是有一部分人在能力上不过关，动手操作能力差，根本没有达到高职培养目标的要求。建议学校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个性化教学。学生的学习时限不要局限于3年，可以适当放宽。以西藏地区的职业院校为例，学生学习唐卡等专业技术时并不以3年为限，而是以学生真正熟练掌握一门专业技术为毕业准则。目前，天津市的二、三类产业都存在较大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尤其是工业企业的发展，更急需高技能人才的支撑，高职院校要以此为具体参照来设定教学课程和培养目标，保证学校所授与学生就业时所需相一致。
另外，建议高等职业院校分层次培养人才。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譬如新能源、新材料），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要求。因此，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可依据天津市当前一些重大改革发展项目对高技能人才的具体需求，在对学生进行高级技术基础培训的同时，对专业课程进行更加详细的分层设置，让学生在掌握基础技能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兴趣学习更深层次的技术。
（三）“校企合作”提升人才供需的匹配度
根据《2013年度职业培训成本及市场需求程度目录》，围绕该目录中所列当前紧缺的二百多种技术人才，学校和企业联合进行人才培养，充分发挥“校企合作”的优势，打造结构合理、灵活多变、适合企业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企业为高职学生提供最先进的实训环境，以保障学生掌握最新的产业技术；学校按照企业要求对在职的初级技工进行高层次技术培训。学校企业两者结合，共同开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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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在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