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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是个比较矛盾的城市

大历七年( 公元772 年) 七月十四日, 回纥使者出鸿胪寺, 杀入长安府, 强行逼迫长安令邵说至光门街, 当街殴打, 并夺走邵说的马匹, 扬长而去。

唐克扬 建筑师、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副教授、中国美术馆艺术与建筑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常常以为好的城市就是没有缺点的城市。但实际上真实的城市是杂质城市,也就是具备多样性的城市。如果一座城市能建造得十全十美,比如全城都建成上海的“新天地”那样,人们很快就会厌倦了。真实的城市永远是两种或多种矛盾的图景混杂一出的,一种是“高大上”,一种是“一地鸡毛”,这样的生活才是真实的。

长安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城市,它并不只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伟大。长安当时有两种比较显著的因素,一种是日益增长的世俗生活,比如变得越来越开放和自由的城市街区;一种是属于“高大上”的地区,比如规模宏大的宫阙和苑囿。现在考古发掘的大多都是“高大上”,经过历史的淘洗之后,我们往往忽略了城市平凡的一面。

首先,长安是异乎寻常的大,大到难以置信。明清时期的西安城面积大概只是隋唐长安城的七分之一稍多。当然,现在日益膨胀的现代城市又远远超过了历史的纪录。

其次,长安是“外向型”的。远至波斯、大秦,东邻日本、高丽都不乏在长安常住的人口,这事对于很多世界都市并不奇怪,因为像当时的巴格达、大马士革、罗马都有全世界各地的人涌入,但这在历史上相对封闭的中国显得比较奇怪。

另外,不同于相对封闭的明清北京,在长安自上而下的绝对权力似乎没那么有效,很多东西同时也在自下而上地发展。这并非某个君主的决定,而是当时社会历史演进的结果。说明这种情况有个有趣的例子,唐朝后期的国势一度比较衰微,即使是最高权力也阻止不了胡人在长安的胡作非为,连长安令邵说都在含光门大街上被强暴的胡人撵得抱头鼠窜。

长安的城市规划并不是我们习惯上理解的“规划”,对这样大的一座城市即便有某种程度的规划,一定也是非常粗放的,相信即使明清都城也是如此。历史上记载的长安“建成”速度极快,但这种“成就”很粗糙,除了划定主要的边界,城市的设计者并不一定来得及关注具体的功用。这种现象和19 世纪初的纽约很类似。纽约就是先划定出很多标准的地块网格,网格之内具体怎么建设、邻里的面貌之间是否和谐,不会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管家”。

人们往往把一个有趣的故事讲成一个俗套。一些人认为过去一定比现在要好,或者另一群人又觉得今定胜昔,因此非得要得出个“理想城市”的模板。对我而言,过去或许只是个有趣的故事,也许某些故事提供了有趣的想法,值得今天借鉴——如果现在还能做得跟过去一样有趣,那么就有希望,否则就是真正回到所谓的黄金时代也未必有用。我不大认同那种想法,总想找到一个不存在的样板或规律,快速套上去就能万事大吉。同时,我不觉得过去的长安能给现在的北京提供什么直接的借鉴,这两座城市从历史根源上就不太一样。 我也不建议西安山寨过去,而建议它多关注现世的生活和创造。

具体的多样性听起来好像很理所当然,但是却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具体比抽象还要难。多样性的实践需要放弃绝对的控制和绝对的权力,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它除了是一种政治学思想的突破,还需要打破脑子里文化的隔阂和桎梏。中国教育模式下出来的人,往往很难理解多样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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