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现波
摘要：20 世纪八十年代，为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作出了“对港政策50 年不变”的庄严承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探索邓小平这句承诺蕴含的深邃战略智慧，进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下分析对港政策的“不变”与“变”，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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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承诺；战略智慧；不变；变
一、承诺的提出
1.庄严承诺
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会见出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讲话。在谈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情况时，他首次提出香港回归后保持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法律等50年不变。
2.郑重声明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阐述了对港基本方针政策。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现行的法律制度不变；香港的现代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保持财政独立；中国政府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50年内不变。50年不变的承诺载入了两国联合声明中。
3.严肃立法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其中第一章第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50年不变的承诺有了国家法律的有力保障。
“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我们‘讲50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1的确，这令世界惊叹的庄严承诺蕴含着邓小平这位伟人深邃的战略智慧。
二、承诺蕴含的战略智慧
1.推动国家统一
香港问题是一个关系中、英、港三方利益的历史遗留难题。鸦片战争后，中国支离破碎，人民受尽屈辱。“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更加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大陆不可能去走资本主义道路。香港当时被誉为“东方之珠”，是世界著名的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对香港人民而言，他们已经习惯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被充分认识到。倘若强行改变香港长期实行的资本主义，香港社会无疑会动荡不安。同时，霸占香港百年之久的英国殖民者仍妄想“以主权换治权”，企图继续维持在港殖民统治。很多在港有大量利益的其他国家也百般阻挠香港回归到社会主义的中国。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实事求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并作出对港政策50年不变的庄严承诺。这使得香港人民的疑虑涣然冰释，使英国等国家无机可乘，在促进香港回归推动祖国统一大业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保持香港稳定与繁荣
1984年邓小平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时说：“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②假如当时强行改变香港实行了百年的资本主义，势必引起混乱。这不是危言耸听，香港回归前几年不就有大量外资撤走，大量港人移民吗（回归后由于香港稳定又陆续返回）？某些国家可能会趁机煽风点火，兴风作浪。“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②而承诺对港政策50年不变，则有力地保障了香港的稳定和繁荣。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②对港政策50年不变，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充分发挥更熟悉香港实际的香港同胞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智慧之举，对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更为有利。
3.国际局势的新判断
对于国际局势的预期对一国战略决策有重要影响。对港战略政策必然要考虑到国际局势因素。20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1984年12月13日在会见苏丹总统时邓小平说：“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最希望和平，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不希望打仗。当前的国际局势是，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总的来说，和平力量在发展。”①1988年6月在会见埃塞俄比亚领导人时他进一步确定了自己的判断：“现在国际局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②基于对国际局势精准的分析与判断，邓小平精辟地指出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不仅符合许多同香港有良好联系的国家的利益,更符合中国的整体发展战略需要。因此，邓小平才作出对港政策50年不变的郑重承诺。
4.中国的整体发展战略
香港的发展离不开祖国内地广阔的腹地，发展着的中国内地也需要繁荣开放的香港，香港同中国的整体发展战略密切相关。1988年邓小平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的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50年，那末50年怎么能变呢？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②“改革开放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把我们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政策，离不开借鉴和运用香港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来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④按照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发展战略，21世纪中叶，即当我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后，“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②对港政策亦无变的必要。“实际上，50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50年后也不会变。前50年是不能变，50年之后是不需要变。”②所以说，邓小平对港政策50年不变承诺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站在中国发展战略的高度高瞻远瞩，通盘考虑的结果。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
下的对港政策“不变”与“变”
1.唯物论视阈下的“不变”
从唯物论角度看，和平和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没有变，世界大战在较长时间内打不起来；中国的发展需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改革开放政策；香港与内地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香港离不开内地，内地也需要香港。对香港承诺50年不变的承诺是实事求是的，是对的。正如邓小平论述的那样“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进一步说，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香港回归以来，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加强了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对港政策50年不变的承诺既尊重历史规律，又顺乎民心，是必然坚定不移的。
2.辩证法视阈下的“变”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④
从辩证法角度看，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万事万物都在不停地变化。国际局势在变，大陆在变，香港也在变，如果对港政策一成不变、墨守成规，那么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必将难以保持，中国整体利益必然受到损害。当新情况、新问题出现，必然要进行政策上的某些调整。邓小平曾表示：“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②“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①
邓小平讲“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②“港人治港有个界限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②他坚持对香港驻军，认为没有什么比在香港驻军更能够体现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②但如果“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②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中央政府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必要的干预是合理合法的。关键“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②“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⑤
总之，在理解邓小平“对港政策50年不变”承诺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⑤
引文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③温家宝.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N]. 人民日报，2013-03-06.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⑤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