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尚文
摘要：消费模式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演变。消费自然模式变迁主要原因是生态环境、科学发展程度和人口资源状况；消费社会模式变迁主要原因是以消费需要为主的社会需要变化。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科学发展程度和人口资源状况的变化，中国消费模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这种变化反映出以消费需要为主的社会需求的变化，消费者对消费模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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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消费模式；消费的自然模式；消费的社会模式
“模式”（pattern、mode）是舶来词，用来表示事物标准式样和模型。表现事物程式、规范性和内在逻辑，在经济学研究中表示经济实践的理论概括和理论假设。消费模式（consumption patterns）是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社会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体制为基础，通过研究消费决策、消费过程、消费行为、消费方式、消费组织、消费机制的总体特征，对社会中的消费现象进行的总体描述和概括。消费模式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相匹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消费的自然模式，包括自然生态资源状况、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均是消费模式实现的物质技术条件；另一种是消费的社会模式，包括社会心理、风俗习惯、历史传统、思想意识、经济政治制度、道德宗教和政策法律等消费模式实现的社会条件。
一、中国消费模式的变化
近十几年来，中国消费模式变化较大。首先，消费的自然模式主要是对物质资料的消耗，其内涵大同小异。而消费的社会模式内涵差异较大。其次，消费模式从哲学和社会学理解主要是用来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式；从经济学意义上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研究角度和方法差异较大。其三，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之间的关系在认识上存在差异。有学者主张消费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是生活消费，不涉及生产消费。然而，无论生产消费还是生活消费都是自然资源的消耗过程，绕过生产消费无异于割裂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将消费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他对资本社会消费模式的批判并不脱离生产领域。最后，消费的自然模式和社会模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改革开放后消费的主体、对象和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的需要不断拓展，从物质需要到文化、政治和生态需要，将研究局限于物质需要不能适应时代变化。生态消费从消费模式反思生态危机，需要通过多元化超越物质的需要，去克服消费主义弊端。
二、消费的自然模式变化原因
消费的自然模式主要包括自然生态资源状况、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人口状况，它受物质技术和自然环境影响。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消费得以持续进行的基础，它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社会持续消费的最基本要素是劳动，生产资料来源于自然界；人的劳动是向自然索取的过程，是人与自然物质转换的前提条件。“一个国家的气候和自然条件的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自然需要本身也有所不同”。自然环境是人类消费需求的第一推动力，决定人的消费的内容和结构。消费模式变化的历史是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历史，单纯认为凭借人的智慧就能随心所欲地驾驭自然，满足一切消费需求是无知和傲慢。
科技的发展决定了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程度，它影响了从自然界获取消费品的质和量，从而影响了消费模式的选择。人类的需要随着开发自然手段能力的不断增强而发生变化。“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技术革命引发消费革命。从狩猎、农耕到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消费模式与开发自然的工具一同变迁。原始农业从驯养野生动植物开始，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引发了以技术为中心的社会变革，从蒸汽机的使用，电力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到新能源革命，科技创新引发了消费生活的变革。有观点将生态危机的根源笼统地归结为科学技术，试图通过约束、限制甚至停止运用科技来保护生态环境。这无异于要求人类回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工业文明并不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必然，走入歧途的不是科技本身，而是所采用的技术、使用的技术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问题最终需要通过科技变革加以解决。例如，酝酿中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即新能源科技革命，希望以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清洁高效廉价能源替代高碳能源，就是以生态科技支撑消费水平持续发展为目标的。
人口资源指的是一定空间内具有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人口总体，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制度都可能影响人口资源状况。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消费匮乏的解释长期停留在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理论上，即人口出生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必需品只能成算术级数增长，自然资源将限制人口增长。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认为生存需要和两性激情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节育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冲击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工业革命初期，自然资源的深度开发和技术发展使人们对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持续提高持乐观态度，21世纪后情况不容乐观。褒贬不一的马尔萨斯论蕴含着朴素道理，即如果不控制人口增长就难以持续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消费水平，因为增长的人口将抵消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受马尔萨斯思想影响，李嘉图的“工资铁律”暗示公共救济只能短期帮助穷人缓解矛盾，从长远看目标终将落空。目前盛行的生态足迹理论同样基于一个假设前提，即生态环境只能承载有限的人口数量，持续的人口增长将难以维系。人口越来越向大城市集中，生产和消费的时空距离扩大，对消费后果预期滞后。
三、消费的社会模式变化原因
消费模式受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影响。消费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随着生产力和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呈上升趋势。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1857—1929)最早研究“炫耀性消费”，提出消费方式竞争与社会身份相关。他提出商品价格也高也畅销的凡勃伦效应，将消费研究向社会心理学领域推进，开辟了消费方式研究的社会心理学途径，为挥霍性消费、奢侈消费和消费主义蔓延提供了心理基础。凡勃伦认为高度社会化的工业社会，金钱代替了政治权力成为获得荣誉的基础，而金钱力量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对商品财物的明显浪费。现代传播技术使社会人际交往日益频繁，消费行为深受从众心理（conformist mentality）影响，在消费过程中容易受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从而失去独立的判断。人们被淹没在琳琅满目的商品海洋中，企业通过广告和文化制造公众舆论，控制社会心理谋取利益。社会心理能加快消费主义蔓延，也能形成节约的社会风尚，毛泽东时代崇尚节俭反对浪费与当时社会心理的价值取向不无关系。
工业革命前，对政府的评判标准主要是对战争、饥荒和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很少涉及改善公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经济学（economics）”的希腊文含义是“操持家务（management of the household）”，被限制在狭小范围内。工业革命前消费模式的整个价值体系和伦理判断建立在物质财富缺乏基础上，要求人们清心寡欲、逆来顺受，过安贫乐道的生活。自古希腊以来，主流消费模式以克制物质欲望追求精神满足为主线。贯穿于柏拉图《理想国》的是对节俭生活方式的赞美，主张保守的、寂静主义的经济政策。亚里士多德基本赞成柏拉图的经济思想，反对贸易和高利贷等非自然的财富积累方式，主张简朴的生活方式。受西方文明影响甚广的犬儒学派、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则鼓吹简单、平静而简朴的生活方式，将物质消费的欲望控制在极低标准。基督教、佛教要求人们克制现世欲望以超度来世，贪婪和奢侈受到谴责。控制消费欲望，降低生活水平，实际是通过克制消费欲望，消极地解决物质匮乏的方法。
工业革命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平成为可能。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认为，社会分工和市场只是手段，目的在于实现物质丰裕的社会，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均产值和生产率的提高，是最有助于消费生活水平提高的增长。为解决经济发展的激励动力问题，斯密将自利放在首位，国家被赋予支持和鼓励经济发展职能，以保证自利在市场中畅通无阻。自利依附于市场成为激励经济的“看不见的手”。自利原则中，人们最关心的无疑是与生活休戚相关的物质消费，斯密释放了自利和贪婪，释放了压抑已久的物质消费欲望，打开了消费主义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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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树成，主编.现代经济词典[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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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约翰·米尔斯.高湘泽.译.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17．
（作者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