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丹
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0
[摘要]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赞誉，剧中主人公罗密欧、朱丽叶成为了爱情悲剧的代言人。然而，大多数后世的电影、电视剧都或多或少地美化、拔高了这一对恋人的爱情，赋予了这对恋人过于崇高的价值和意义。《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以悲剧结尾，但他们的爱情中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主人公为爱殉情的做法并不值得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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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爱情；悲剧；误读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主人公罗密欧与朱丽叶坚贞不渝的爱情令无数读者未知动容。然而，通过对文本的研读和男女主人公形象的分析，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的神圣性逐渐显得模糊、脆弱。作者对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寄予了更多的是浪漫主义色彩，他们爱情的神圣性禁不起推敲。“它给读者和观众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那一行行脍炙人口的诗句，是他们在一起短暂的幸福时刻”[1]
首先，《罗密欧与朱丽叶》反封建的主题这一经典论断本身就值得怀疑。作品虽然以蒙太古与凯普莱特两大家族的世仇为背景，但这并不能说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就是反封建性质的，因为世仇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有可能发生。比如，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阿伽门农》中，阿伽门农就和其堂弟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老凯普莱特为朱丽叶安排婚事是基于表兄提尔伯特死后，朱丽叶整日郁郁寡欢的前提下，希望朱朱丽叶借此摆脱忧伤。并且，老凯普莱特对朱丽叶已婚毫不知情。考虑到这些因素，老凯普莱特为朱丽叶安排的婚礼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专制的包办婚姻，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实际上是为了冲破世仇阻碍，而不是整个封建制度。
如果说仅仅是罗密欧朱丽叶为爱殉情使蒙太古、凯普莱特家族冰释前嫌，这样的说法更值得商榷。两家仆人发生了械斗时，蒙太古家族的家长——蒙太古夫妇对械斗保持了相当的克制，他们很高兴自己的儿子并没有参与到械斗中去。老凯普莱特也认为“像我们这些有了年纪的人，保持和平还不是一件难事”。[2]即使罗密欧混迹于凯普莱特家的舞会，老凯普莱特还是夸赞罗密欧是一位“品性很好”的青年，要“和和气气”的对待这位不速之客。由此可以看出，两家家长对世仇引起的争斗并不持肯定态度，他们内心对长期以来盲目的仇恨早已身心俱疲。联系到十六世纪英国国情，“新生的市民阶层需要的是和平、秩序，最渴望一个能够安居乐业，有利于生产发展的环境，最痛恨莫过于破坏社会治安。。。他们的一再出场，让人们听到了新时代到来的步伐”。[3]与其说是他们的爱情悲剧使两家仇敌化干戈为玉帛，不如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是压倒两家仇恨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过分夸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在瓦解两家仇恨中的作用并不妥当。
即使一个现代的年轻人的来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也显得过于冲动。这群暴躁、自有的年轻人注定要走向毁灭,恋人们如本身的空想一样显得不真实。[4]与朱丽叶相识时，罗密欧仅仅只有17岁，他对朱丽叶一见钟情，认为她是“绝世的佳人”，“凯普莱特家美丽的女儿”。这些感受完全以视觉为基础，缺乏对人物内在秉性的审视和洞察。从戏剧情节发展来看，二者的情感经历实在令人瞠目结舌：星期日相遇，星期一结合，星期二被迫分离，星期四双双殉情。在罗密欧的精神领袖劳伦斯神父看来，罗密欧是一个“朝三暮四”的青年，他痛斥罗密欧：“难道以前你深爱着的罗瑟琳，就这样一下子背你抛弃了吗？”[5]劳伦斯神父答应为二人证婚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你们的结合也许会使你们两家释嫌修好”。[6]证婚时，劳伦斯神父提醒他们“狂暴的欢乐会产生狂暴的结局，正像火和火药的亲吻，就在最得意的一刹那烟消云散。”
莎士比亚戏剧中，塑造了一系列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机智地把夏洛克引入绝境，轻轻松松地解决了令那么多男子束手无策的难题；《无事生非》中，贝特丽丝自己对恋爱和婚姻的超俗见解鹤立于一群庸俗的男子之上；《李尔王》中，考狄利娅在遭受误解后以德报怨，出兵为父亲讨回公道；《奥赛罗》中，苔丝狄蒙娜无视社会上的种种偏见，坚定不移地爱着奥赛罗 ……与她们相比，朱丽叶的动人之处在于她似火的热情和旺盛的生命力。尽管和罗密欧只有一面之缘，她认为“如果他（罗密欧）已婚，那么坟墓便是我的婚床”。她坦诚地告诉罗密欧“我的忠心远胜过那些矜持作态的人”、“我的爱情像海一样深”。但当朱丽叶听说表哥被自己的爱人杀死时，罗密欧的形象骤然成为了“一个万恶的圣人，一个庄严的奸徒”[7]作为一名不满十四岁的少女，朱丽叶的狂躁似乎无可非议，但是，一个不满十四岁的少女所理解的爱情到底能不能称为真正的爱情呢？
同样是大家闺秀，同样是对爱情，朱丽叶的坚定果敢远不如《美狄亚》中的女主人公美狄亚，能给读者带来心灵上的震撼。男人的强悍与女人的心机结合在一起，铸就了美狄亚复仇时的利刃，她用这柄利刃向蔑视和压迫女性的世俗宣战，为了自我而不惜牺牲一切，这是美狄亚形象魅力的根源，她的聪明、强干全是为这复仇女神的形象而存在，她的复仇计划令人匪夷所思，她的艺术形象也比单纯盲目的朱丽叶更具有感染力。
和四大悲剧中的主人公相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缺少了勇于承担的责任感。与罗密欧相比，以王子哈姆雷特为例，在父亲去世母亲改嫁之后，他原先的世界观已经完全颠覆。辱在备受屈的环境中，他却清醒地意识到，虽然自杀可以结束眼前的痛苦，但这实际上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拥有高贵的承担，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他“要负起重整乾坤的重任”。他决心背起生命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在信仰被完全摧毁、备受屈辱的环境里残存，完成自己作为一个王子神圣而悲壮的使命。在为父报仇的过程中，哈姆雷特表现出了过人的智慧。他没有选择在克劳狄斯祈祷的时候动手，他不仅要摧毁克劳狄斯的肉体，而且要消灭他的灵魂。[8]从某种程度来说，罗密欧甚至不如《麦克白》里多重性格的野心家麦克白，毕竟，麦克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要擎起雄壮的盾牌，尽他最后的力量。而罗密欧遭到放逐后，他“在地上哭的死去活来”，朱丽叶也只是“哭呀哭呀的哭个不停”。他们不知道怎样直面生活的挑战，更没有能力承担生命的重担。在他们的爱情故事里，我们能看到的仅仅只是少年的冲动和狂热。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浓厚浪漫主义精神的爱情带给读者的更多的是情感上的冲击，而不是心灵上的震撼。
无论是浪漫多情的罗密欧还是热情洋溢的朱丽叶，二者的形象都仅限于一位的，剧中并没有涉及他们性格的变化、发展。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人，罗密欧与朱丽叶几乎完全沉溺于自身的小世界不能自拔。劳伦斯神父的一番话也佐证了这一点，当罗密欧因被流放准备自杀时，劳伦斯痛斥他“天地好不容易生出你这一个人来，你却亲手要把自己摧毁！辜负了你的七尺身躯，辜负了你的热情和智慧。”[9]
无论是对待爱情还是生活，我们青年更应该向《飘》里的主人公郝思嘉学习，学习她作为一个人直面生活的勇气，在生存过程中的坚定勇敢，源源不断的、旺盛的生命力。和平时期，郝思嘉是一位养尊处优的大小姐，战乱时期，她毅然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成了家庭的主心骨。战后的阿希礼还在生活在自己的记忆里，为断壁残垣黯然神伤时，郝思嘉已经开始为新生活而奔走。即使爱女不幸夭折，真正的爱人白瑞德也离他而去，郝思嘉还能够昂起胸膛说，毕竟，明天是新的一天。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前期的作品。一方面，作者此时的艺术手法和思想性还不够尽善尽美；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作者“主要为公共剧场的观众创作，他的主要目的主要是为为观众提供娱乐。”[10]为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戏剧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因此造成思想性的欠缺。这些因素都在无形中解构着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的神圣性。
由于缺乏对人性的揭示普遍意义上人类生存状态的揭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性也仅仅流于表层。令读者为之动容的，也许只是主人公们为爱情奋不顾身的激情，像两位主人公这样轰轰烈烈的爱情，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可望不可即的，因此，在大多数读者心目中，这样的爱情显得异常美好神圣。如果结合文本，剔除过多的感情色彩，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出结论，我们完全无需羡慕罗密欧与朱丽叶所谓的轰轰烈烈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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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4]黄必康：《莎士比亚名作赏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英麦克什利：（《莎士比亚戏剧指南》，曹南洋，刘利昌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3]、[5]、[6]、[7]、[9]均出自《罗密欧与朱丽叶》，朱生豪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
赵丹丹，（1992——）女，汉族，河南周口人，河南大学文学院，2012级本科生，汉语言文学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