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立，李敏，刘晓
摘要：职业教育的收益是进行教育选择的一个重要参照，从职业教育收益的分类、衡量方法、研究结论三个层面论述职业教育收益的研究现状，并针对现有研究中出现的不足，分析职业教育收益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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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职业教育；收益；研究现状；前瞻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12年度（教育学）青年基金项目“利益相关者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长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CJA120156）
作者简介：蒋廷立，女，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李敏，女，土家族，浙江工业大学教科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职业教育；刘晓，男，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5）04-0012-05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类型，由于其培养的是生产、经营、管理第一线的劳动者，因此，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带来的效益更加直接和明显［1］，而且不少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远远高于对物力的投资回报。［2］随着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职业教育的收益问题，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文献回顾，对职业教育收益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结合实际分析职业教育收益的研究趋势。
一、职业教育收益的研究现状
（一）职业教育收益的分类
通过查阅文献发现，部分学者从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来研究职业教育的收益，如杨钋（2009）［3］，吴志华、高颖（2010）［4］等人将高等职业教育的收益分为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高等职业教育的私人收益指那些由受教育者个体所保留下来的收益，包括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从职业教育中获得的货币和非货币收益，比如，个人收入的增加和由教育带来的健康保护能力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提高、精神的愉快等方面。社会收益指由那些受教育个体无法占有的，并因此为社会其他成员拥有的收益，包括受教育者带来的额外社会生产力、劳动力市场的升级、和教育的正外部性（例如公民行为、健康和社会凝聚力的加深等）。
王洁莉（2005）［5］，胡晓玉、滕超（2009）［6］等人在研究职业教育收益时，也将职业教育的收益分为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职业教育的个人收益就是指个体接受职业教育之后，促进个人收入的增加以及健康保护能力、生活质量、精神等非物质方面的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收益是与个人收益相对的概念，主要指职业教育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对社会收入分配产生积极影响，增加技能型人才的就业率等。国外学者如Carnoy［7］，Levin［8］，McMahon［9］等人的研究中也得出了比较一致的观点。另外，有的学者从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两个层面来研究职业教育的收益，如沈超，李苏北（2004）［10］，张艳（2006）［11］等人在研究高等职业教育收益时将其分为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高等职业教育的经济收益包括高等职业教育的个人经济收益与社会经济收益；高等职业教育的非经济收益包括高等职业教育的个人非经济收益与社会非经济收益。CEDEFOP［12］（欧洲职业培训开发中心）结合早期的研究，横向从社会、企业和团体、个人角度，纵向从经济和非经济角度，将职业教育收益进行了归纳，如表1所示。
（二）职业教育收益的衡量方法
在衡量职业教育收益时，由于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衡量方法和指标有所不同。
1.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层面。刘大力和李锋亮［13］在研究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时指出，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成为衡量高等职业教育收益的重要指标，具体指标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就业状况和收入三个层面。工作效率反映了劳动生产率，所以通常将“工作效率”作为劳动生产率的直接衡量指标，而工作效率等于劳动者的实际产出和劳动者的生产定额之比。就业状况则主要通过就业率、失业率以及就业对口率来衡量。就业率，指就业人口与劳动力人口的百分比；失业率是指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率，是一个反映整体经济状况的指标；就业对口率可以反映某学科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之间的供需关系，同学科培养质量越高，就业对口率越高。收入是衡量职业教育收益最为常用的一项指标，通常采用收入函数模型来进行计算，模型中加入了普通教育作为基准变量的职业技术教育的虚拟变量，然后看这一虚拟变量的符号以及显著性水平。［13］
2.经济和非经济层面。职业教育收益可以分为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所以，可以从这两个维度来进行衡量。比如，沈超、李苏北（2004）［10］，张艳（2006）［11］等人宏观上从经济和非经济两个层面来衡量高等职业教育的收益，经济收益一般可以用货币形式加以描述和衡量，衡量指标包括个人教育收益净现值、社会教育总收益净现值、个人教育收益率、社会教育总收益率、教育内部回收率。非经济收益作为一种教育投资的间接回报，不能通过直接计算得出准确的答案，只能采取其它近似定量的衡量方法对其进行定性描述或者采取部分程度的定量测量，非经济收益的衡量指标包括就业年限、就业机会、劳动生产率、社会犯罪率、公民参与政治投票率等。李兰兰在研究中等职业教育的非经济收益时，将就业者享受的福利政策、获得的培训机会、对自己所处工作环境的评价、对自己所在单位管理状况的评价、在工作过程中能否持续不断地学习新东西、感觉自己在单位是否有发展前途、目前的离职意愿以及工作满意度作为衡量指标。［14］
3.私人和社会层面。职业教育同样可以分为私人和社会收益，所以也可以从私人和社会层面来衡量职业教育的收益。（1）私人收益的大小可用个人收益率来衡量，私人收益又可以分为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衡量私人经济收益时主要从就业和收入两个维度来进行［9］，职业教育所带来的就业收益的衡量指标主要包括毕业生的就业率、就业行业和地区、工作转换率、年工作时间、职业声誉和工作匹配程度，而职业教育的收入指标则主要包括毕业生的年收入、小时工资、收入的增长。［15］（2）非经济收益的主要衡量指标为消费价值，比如，学生对教育的满意程度、家庭成员的生产效率以及健康状况、社会民主参与水平等都属于消费价值。［16］
（三）职业教育收益的研究结论
1.职业教育能够带来显著的私人和社会收益。关于职业教育能否带来私人和社会收益？学者们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大多数研究表明，职业教育能够带来显著的私人和社会收益。如CEDEFOP（欧洲职业培训开发中心）在研究职业教育收益时整合了前人的观点，研究结果比较全面且具有代表性。［12］首先，该研究表明，职业教育对私人收益贡献较大，在经济收益上体现为个体接受职业教育能够提高自身在企业的生产力，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和更高的工资，培训机会也相应增多，从而失业率降低，专业地位提高等。在非经济收益上体现为个人健康状况得到改善，生活满意度提高，有利于实现个体激励，此外，Becker［17］，Moock［18］，Bennell［19］，Carnoy［7］，Levin［21］，Tilak［22］，Bailey、Kienzl and Marcotte［23］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其次，CEDEFOP［12］的研究发现，职业教育为社会带来了相应的收益，比如，在经济上，职业教育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加快劳动力市场升级，缩小收入差距等，在非经济层面职业教育则促进了社会公平，增加了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加深了社会凝聚力，有利于良好公民行为的形成等，Becker［17］，Bennell［20］，Carnoy［7］，Levin［8］，Tilak［22］，Bailey、Kienzl and Marcotte［23］的研究中也提到了这一观点。最后，CEDEFOP［12］从企业和团体的角度出发，认为职业教育也能带来相应的收益，比如在经济上，提高了企业绩效和员工的工作效率，非经济上有利于弱势群体的资助。但是，部分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以Foster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职业教育本身的成本效益比很低，职业教育不能解决受教育劳动力的失业问题，而且，职业教育既不能提高劳动力和工作岗位的匹配程度，又不能解决职业教育毕业生相对较低的收入状况。［24］
2.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收益的比较。学生接受同等年限的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究竟哪个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成为研究的一大热点，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国内外关于职业教育收益的众多研究中，就有认为职业教育收益高于普通教育，比如Hu、Lee、Stromsdorfer和Kaufman（1969）对三个大城市的高中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职业教育具有很高的回报［25］，此外Kane and Rouse［26］，Crubb［27］，Leigh and Gill［28］，Neuman and Ziderman［29］的研究中都提到职业教育毕业生的收益高于普通高中毕业生。李实、丁赛对我国的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发现，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的收益高与初中毕业生和普通高中生［30］，陈晓宇、闵维方（1998）［31］，李元春（2003）［32］，王洁莉（2005）［5］，李兰兰（2011）［33］，杨钋（2011）［3］等人的研究也比较一致地认为职业教育的收益高于普通教育。也有研究认为，职业教育收益与普通教育没有明显区别甚至低于普通教育，比如Corazzini（1968）对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和Taussig（1968）对纽约市的研究指出，职业教育回报率相当低［25］，另外，丁小浩、李莹对我国城镇中等教育毕业生的实证研究认为，在最初的起始工资方面，职业教育毕业生和普通教育毕业生基本一致。［34］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职业教育更加重视学生核心技能的形成，如果毕业生掌握了与工作所需相匹配的核心技能，那么和普通教育相比，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无疑会为公司带来更高的生产率，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是这仅仅体现在职业生涯的初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几年后，普通教育优势开始显现，接受普通教育的工人比接受职业教育的工人获得更高的工资，这表明，虽然职业教育可能在劳动力市场的最初过渡阶段有优势，但是普通教育产生的优势能够赶上甚至推翻他们最初的不利局面。［35］［12］
二、职业教育收益的研究问题与不足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职业教育的收益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包括职业教育收益的分类，职业教育收益的衡量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现有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一）对职业教育收益的实证研究略显不足
通过查阅文献发现，职业教育收益实证方面的研究及其匮乏，且大部分对职业教育收益问题的探讨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比如，刘大力和李锋亮在研究高等职业教育收益时只关注学生在校期间的收益，而忽视了学生毕业后的收益。［13］与此同时，研究多为评估职业教育收益的宏观指标，没有进行微观细化到具体的评价指标，可操作性不强。比如，沈超、李苏北［10］提出了一些评价高等职业教育的个人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社会经济收益与非经济收益的理论上的宏观指标,但并没有对这些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可见，我国职业教育收益的研究还停留在学理探究阶段，缺乏定性和定量研究。
（二）对职业教育的非经济收益研究关注不够
在研究职业教育收益时，对职业教育的经济收益研究较多，因为经济收益在理想的条件下能够用货币的形式加以衡量，相比之下，对职业教育的非经济收益研究比较薄弱，因为非经济收益不能直接以货币的形式来衡量，只能通过定性描述或部分程度的定量测量。忽视职业教育的非经济收益研究，将直接影响对职业教育总体收益估算的偏差。
（三）职业教育收益的衡量方法有待商榷
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其收益问题涉及到政府、企业、家长以及学生等各个多元主体，这些利益相关者都期望通过参与职业教育获得一定的利益，比如，政府作为市场的管理与调控者，期望通过投资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企业则期望职业教育培养出适应市场需求的技能人才，实现人才与企业的“零距离”对接，企业亦期待职业教育能培养更多一线的技术、管理与服务类应用型人才，最大限度地降低他们对员工的培训成本；学生主要希望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掌握核心技能、操作能力以及人际交往能力与组织协调能力，提高自身的就业竞争力从而更好地适应岗位需求；家长最关注的是学生的学习收获和就业问题，包括学生习得谋生的技能、增强就业能力、成功地就业等。所以在衡量职业教育收益时应该考虑到各利益主体的诉求，然后结合普通教育收益的量化方法进行研究。
三、职业教育收益的研究趋势
（一）加强职业教育收益的实证研究
现有文献表明，关于职业教育收益的理论研究较多，实证研究较少，使得研究结论缺乏相应的数据支撑，不够有说服力，所以，在以后研究职业教育收益时，应该多一些实证研究，对国家统计局或教育部门开展调研活动，选取可靠的样本数据，该样本数据必须充足且具有代表性，时效性，有时还需要研究者与统计调查单位协调，有时需要在调查中专门收集某类研究必须的相关信息，尽可能准确地收集变量信息，例如收入、家庭教育背景、各个教育阶段的教育成本等，最大限度地缩小测量误差，使研究结果更加科学化。
（二）重视职业教育的非经济收益研究
现有研究职业教育收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的就业机会、收入、专业地位或职业发展、社会的经济增长等经济收益指标，忽略了职业教育所创造的非经济性收益，比如生活满意度，等等。教育的经济收益是国家进行教育投资的主要目的，但教育的非经济收益很大程度上也能够促进教育的经济收益的提高，因为教育的非经济收益涉及的是精神、社会、文化各个层面。因此，我们应该将触角伸及到较难量化的教育的非经济收益领域，同时，不断改进教育的非经济收益的量化研究方法，明确教育的非经济性收益的种类，为个人与政府更加准确地估计教育收益，从而更有效地投资教育提供强有力的实证依据。
（三）关注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构建适合职业教育收益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职业教育的收益时，应该考虑把职业教育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作为衡量指标，包括教师、学生、行政管理者、政府、合作单位和用人单位以及学生家庭、中介机构、同类院校和行业组织等，再与原有的就业、收入等方面的指标构成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然后根据新的收益框架中的内容去收集资料、统计分析数据，从而使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职业教育的收益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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