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湘晖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和苏区局部执政实践的基础上，对党在延安的局部执政进行了理论和思想指导，提出了以新民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执政基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和党一元化领导的执政方式等执政思想，并对党的执政规律进行了探索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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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延安时期；毛泽东；执政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取得了局部执政的伟大成功。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党的执政理论进行了探索和总结，在党的执政基础、执政理论、执政方式等方面提出了诸多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为丰富党的建设理论和执政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1 执政基础：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
为谁执政、依靠谁执政，是关系执政基础的基本问题，也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战争形势从土地革命战争转向民族革命战争。在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各阶级性特性后，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1]P158这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就不能适应国情的需要。结合以往局部执政的实践经验和形势发展的需要，毛泽东提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么，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2]P156“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3]P158在此基础上，1936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那么，新的民主共和国包括哪些成分呢？毛泽东进一步分析：“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4]P260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进一步提出：“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5]P648为建立新民主义的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巩固和扩大这一党的执政基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政策，来实现群众利益、体现党的意志。在政权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并指导实行“三三制”原则；在经济活动中，毛泽东领导指挥了“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运动，发展根据地经济，融合军民关系。此外，针对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及时调整了土地政策，提出“减租减息”，实行“二五减租”。1942年，中共中央进一步规定地主要普遍减租减息，同时农民有交租交息的义务。新的土地政策，既调动了农民的抗日与生产积极性，保障农民的人权、地权、财权，又联合了大多数地主，进一步巩固了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2 执政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人类的解放事业作为不懈奋斗的目标。而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执政理念，是延安时期明确提出来的。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演讲中，首次从理论上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内涵，他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们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6]P1004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进一步系统阐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7]P1094-1095
延安时期，毛泽东一直把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原则。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8]P808“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9]P1128同时，毛泽东认为，维护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能停留在口号和一般要求上，必须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他认为，“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我们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但这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而且还不是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10]P467延安时期，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边区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工商业，设法减轻农民负担，给人民实实在在的实惠，赢得了广泛而可靠的群众基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尊重和发挥民众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11]P202正是在此理念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就有了动力和源泉，更大程度地凝聚民众智慧、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因此，毛泽东在七大上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12]P1087在根据地，正是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人民满不满意作为调整政策的依据，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党得到了边区人民的真情拥护，不断巩固和扩大组织和政权基础。
3 执政方式：党的一元化领导
所谓一元化的领导，是指“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13]P128
1942年，《中共中央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一元化的领导原则。其实，毛泽东历来重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使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14]P262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15]P262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多次强调，要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
具体说来，党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领导权主要是通过政策、党团工作和党员模范作用发挥来实现的。毛泽东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的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6]P742受战争环境和局部执政条件的制约，党在延安时期主要通过政策实现对根据地的领导。这就要求党的政策必须保证正确性和科学性，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强调“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17]P1298其始终将政策和策略作为党的生命的思想贯穿于整个延安时期。为了确保党对政权的领导，毛泽东提出了共产党员“以质量取胜”的思想，在论述“三三制”原则时，他指出：“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18]P742即改变过去党的领导方面以数量代质量的状况，各级党组织都慎重考虑将有影响、党性强、善于工作的共产党员作为人选，经民主选举输送到抗日政权系统中去，使得党的指示和决议得以变成政权工作的指导，从而实现党对政权的领导。此外，延安时期，党十分注重加强政权系统的党团工作，一方面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基础组织，另一方面通过政权系统中党员和干部的带头示范、宣传教育，使得非党人士接受“我们的建议”，借以实现党对政权的领导。1942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党对‘三三制’政权之领导的实现，有赖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之言论行动的一致及其对党的决议的绝对服从。”[19]P128也就是说，要加强政权系统中的党团工作，发挥党员的集体力量来实现党对统一战线政权的领导。[20]P23
一元化的领导，无可回避的一个问题的就是党和政府的关系。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实现对政权的领导，党建立了与政权机构一一对应的领导系统，并将同级政权以及各种群众组织置于自己的统一领导之下，但绝不是“以党代政”、“一党专政”。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21]P73毛泽东还进一步强调指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政府、参议会及一切已有或应有党外人员工作的部门中，“党支部不得直接干预行政领导，更不得代替行政领导。在行政关系上，党员必须服从行政的领导。在党外人员担任行政领导责任的部门中，该地或该部门的党组织及党员对行政工作有不同意见时，应取适当方式，与党外人员协商解决，不得直接处理。某些地方党政不分的现象，应该纠正。”[22]P396为正确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
党领导一切，无疑关系着民主。这样的执政方式，是不是会扼杀民主呢？事实恰恰相反。从抗战一开始，毛泽东便将民主与抗战联系在一起，认为“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23]P274，“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了民主即是为抗日”[24]P274，并要求“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25]P130他指出，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民主选举中，“当人们选举他们所欢喜的人去办政府的事的时候，办的很不错，这比派官办事制度要好得多”。[26]P130毛泽东关于“民主”原则的倡导和民主政治的定位，在实践中体现为实行民主选举、参议会制度和“三三制”。
4 执政思考：破解“历史周期率”
延安时期，结合局部执政的实践和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毛泽东对党如何执政、怎样执好政进行了深入思考，为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人民政权、实现全国执政做了理论和思想准备。面对黄炎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叹问，毛泽东胸有成竹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新路，即民主，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样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大家都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就是关于执政规律的探索。以民主为原则开展建设和施政，不仅使政府真真切切代表人民利益，做到执政为民，而且为党今后在全国执政提供了成功范式。
在高举民主大旗的同时，毛泽东高度重视另一关乎执政党和政权存亡的问题——腐败。历史上，无论是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还是封建政权的更迭，一般都是开国励精图治，欣欣向荣，但终究会因奢靡、腐败，走向衰亡，跳不出兴盛、腐败、灭亡的历史轨迹。腐败可谓是政权之敌，人民之敌。
建立政权之后，根据地和党内或多或少地出现了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的情绪，特别是在即将步入城市，转向全国执政的关键时期，毛泽东要求全党同志要对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前的几次骄傲，几次错误，引为鉴戒。他指出：从党内看，“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从党外看，“因为胜利，人们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而“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27]P1438毛泽东要求全党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8]P1438-1439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民主政治建设，建立了“最民主”、“最清廉”的人民政府，不断巩固和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党的局部执政思想的丰富和拓展，不仅为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更为重要的是为党开展全国执政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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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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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汤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