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乔林生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在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的时期，在日本右翼政客不时抛出美化侵略战争言论的时候，如何认识那场史无前例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如何认识近代以来日本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全面侵华道路的，依然是深刻而重大的问题。
天皇参与发动甲午战争
“近代天皇政权诞生以来就有一贯性的、明显的侵略主义”，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先生如是说。在近代天皇专制体制下，以天皇为首的统治者们高度集权，排除异己，不断推进侵略政策，对外扩张的野心逐渐膨胀。
明治新政权成立伊始，1868年颁布《政体书》，首创三权分立。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治权，帝国议会协助天皇行使立法权，国务大臣辅弼天皇负其责任，司法权由法院以天皇名义依法行使。“天皇中心主义”导致新政权徒具近代民主的面孔，民主性不彰，而专制性突出。这一脱胎于封建幕藩体制的新政权，实质上是一个带有封建性、军事性的资产阶级政权，刚一诞生，就将侵略矛头直指中国、朝鲜、琉球等周边邻国。
1871年外务卿副岛种臣主张把台湾纳入日本势力范围，将朝鲜也置于其势力之下，以半月形封锁清国。陆军少将桐野利秋直言：“现今英法普俄各国相峙……我日本宜在此时趁机跋涉于支那、朝鲜、满洲，掠而取之。”于是，按照天皇命令，1874年日军以琉球漂流民被杀为借口南下入侵台湾，翌年北上侵入朝鲜，1879年占领琉球，千年古国遂告沦亡。
日本吞并琉球后，侵朝阴谋连连受挫，将清政府视为其眼中钉。明治政府加紧扩军备战，准备10年后与清朝决一死战。1879年明治政府修改《征兵令》，把全国青壮年编入军事体制。1882年“壬午兵变”中，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出现对峙局面，天皇遂下令扩充军队、增加税收。
为了准备对华战争，1892年伊藤博文鉴于前任内阁增加军费的预算被议会否决的情况，他策动天皇颁布诏书：“国家军防之事，倘缓一日，或遗百年之恨。朕兹省官廷之费，六年之内，每年支出30万日元。并命文武官僚……献纳其俸十分之一，补充与造舰费。朕望阁臣与议会……依和协之道，辅翼朕之大事。”这是首开以天皇压制议会的恶例。
日本以清朝为假想敌的陆海军作战准备，分别在1888年与1893年完成。山县有朋在抛出臭名昭著的“利益线”理论后，在甲午战争打响之际，向天皇密奏，认为朝鲜是日本通往东亚的大道，而后横断中国，直达印度，日本要做“东洋盟主”。
1894年日本蓄意挑起准备多年的甲午战争，天皇敕令军部出兵朝鲜，随后发布对清宣战诏书，并迁居广岛，坐镇大本营，督战指挥长达225天，这也是他平生离开皇宫最长的时日。甲午战争期间，侵华日军在旅顺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以至于当时美国报刊震惊地写道：“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肤，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现今日本揭掉了文明的假面具，露出了野蛮的真面目。”甲午战后的中国被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而日本则迈入军事封建帝国主义阶段，成为扰乱东亚和平的战争策源地。
专制政府阴谋分割“满蒙”
近代天皇制下的日本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只对天皇负责，由官僚、贵族等实行着寡头专制统治。不成熟的政党政治昙花一现，亦没有改变危局。日本政府不仅自身没有变成民主政治的载体，相反常常扮演了对内奴役人民、对外实施侵略的重要角色。
日本政府用暴力手段实行专制统治。日本警察遍布全国，镇压反政府行为，限制人民的言论、集会等自由，甚至还监督国民的日常生活。宪兵则对殖民地人民实行警察统治，对内担负政治警察的任务。1900年日本政府颁布《治安维持法》，用特务手段加强了思想统治，加大了对社会运动的镇压，使日本成为最黑暗的警察国家。1913年掀起的大正民主运动，尽管结束了藩阀统治，确立了政党内阁，但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其未能清除明治宪法体制中的专制因素，也未能阻止军部法西斯专政的出现。
日本政府还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军国主义宣传和教育，用武士道精神“武装”全体国民的头脑。甲午战前，政府人士就鼓吹日本对华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甲午战争之后，政界进一步宣传“中国亡国论”，将中国视为侵略的对象。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之后，继续扩大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权益，解决所谓“满蒙问题”以及在整个中国占据“优势地位”，成为日本政府推行大陆政策的焦点。
日本从俄国手中接管中国东北南部之后，立即将辽东半岛的租借地改为关东州，1906年成立关东都督府，将辽东半岛租借地变成了“国中之国”。1909年山县有朋在《第二次对清政策》中提出：“应将关东半岛（指辽东半岛）永远归为帝国之领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未敢贸然用兵，却借机阴谋策划了“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取代了德国的地位。1915年大隈重信内阁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仅要扩大在“满蒙”的权益，而且要把整个中国置于其统治之下。幸而在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反抗斗争打击下，《二十一条》才未能生效。趁中国政局混乱，大隈还支持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1919年日本在凡尔赛会议上攫取山东权益的消息，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日爱国斗争。这场声势浩大的斗争打击了中国的反动军阀，也震撼了日本统治阶级。从1924年开始，日本进入政党内阁时期。这段时期除了田中内阁出兵山东之外，日本没有公然用武力侵略中国，而是推行了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改变了干涉中国的方式，加紧了对华经济侵略。
军部“暴走”挑起九一八事变
近代天皇制下的军部是个独立而特殊的存在，地位举足轻重。“统率权独立原则”与“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使得军权独立于国家行政权力系统之外，而军权对国家政治的干预，“使它时时处于政权的‘监护人’与‘接管者’的地位。它的‘监护’给国家政治生活蒙上了浓重的军国主义阴影；而它的‘接管’，则最终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日本军部是指陆军省、海军省、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等军队高层组织。参谋本部是1878年在陆军省参谋局的基础上成立的，其不仅从陆军省独立出来，同时也脱离了政府的管辖，从制度层面为军部确立“统率权独立”特权奠定了基础。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又从法理层面肯定了“统率权独立”的原则。
军部的另一项特权是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1900年山县内阁改革官制，以敕令形式规定陆海军大臣须由军方推荐，由现役将军担任，在法律上确立了现役大臣武官制。其目的在于防止政党势力控制内阁，防止军队政党化。 “现役武官制”与“统率权独立”原则相呼应，决定性地加强了军部处于政府和议会之外而独立的体制。一方面便于军部独立发展自身力量，另一方面又能左右或直接操纵内阁的存亡，为军部干政乃至建立法西斯体制埋下了祸根。
随着对外侵略的展开，军部势力不断膨胀，特别是陆军成为对华政策的主导力量。一战结束后，日本法西斯势力逐渐兴起，军部成为法西斯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批判币原外交为软弱外交，积极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1927年军阀田中义一上台，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发表了《对华政策纲领》。其指出：“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地区，对我国防及国民生存拥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为“维护我之既得权益乃至于悬案的解决”，要“断然采取自卫措施”。按照东方会议的宗旨，关东军制定了解除奉军武装、占领东北的计划。1928年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为发动九一八事变做了一次预演。
1930年日本军部拟订《昭和六年（1931年）形势判断》，要求分三步“解决满蒙问题”，第一步建立在中国政府下的亲日政权，第二步成立脱离中国的“独立国”，第三步由日本领有，成为日本国土的一部分。1931年4月南次郎出任陆军大臣，基于上述形势判断，成立审议满蒙问题的秘密机构，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第一，一年之后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第二，对内制造侵华舆论；第三，对外离间中国与各国的关系；第四，制定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同年7月，关东军已经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9月18日之前，军部认为武力解决“满蒙”的立场已得到国内的“理解”，于是原定一年为期的侵华战争提前了。19 31年9月18日，关东军自行炸毁柳条湖铁路，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由于东北军的不抵抗政策，日军短短4个月便占领了东北全境。
天皇制法西斯展开全面侵华
天皇制法西斯是一种军事独裁体制，也是一种“无责任体制”，体制性地造成了最高统治阶层的“集体无责任”，导致国家“决策中枢”空洞化。专制性、侵略性是这种体制的典型特征。随着法西斯化的推进，日本整个国家变成一部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再也难以停止下来，其裹挟着日本普通民众，践踏着被侵略地的生灵，一路狂奔，直至跌入战争深渊，粉身碎骨。
20世纪30年代初，在军部首脑支持下，法西斯分子策划了多起政变和暗杀事件。1930年法西斯分子刺杀了政党内阁首相滨口雄幸，1932年又刺杀了银行家井上准之助和实业家团琢磨。19 32年5月15日，陆海军军官等袭击了首相官邸等地，首相犬养毅被暗杀，政党政治宣告终结。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广田弘毅按照军部要求组阁，在“广义国防”和“庶政一新”的口号下，全面推行法西斯化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共产党组织了反战活动，先后被镇压，部分人被逮捕入狱，部分人流亡国外。1937年政府以宣传反战思想、不配合国家方针为由，逮捕了日本无产党干部、党员400余人，并解散了无产党、工会全国评议会、全国农民组合等。翌年又逮捕了大学的一些知识分子。经过疯狂镇压和蛊惑性的宣传，到1939年，如留守军团发给板垣征四郎的报告所言： “反战反军的思想已经销声匿迹，而且国民一起在反英反苏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
1932年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以掩盖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1933年日本悍然退出国联，日军旋即攻陷热河，逼近平津。蒋介石政府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考虑，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
日本得寸进尺，又以“排日”、“挑衅”为借口，拉开了“蚕食”华北、控制整个中国的序幕。1934年4月外务省情报局长天羽英二发表《天羽声明》，声称“维护东亚和平与秩序，乃日本单独之责任，无须他国干涉”，云云，整个一个赤裸裸的妄图独占中国、称霸东亚的侵略宣言。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被迫与日本签署《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日本进一步控制了华北地区。同年10月，日本陆海军大臣与外务大臣就中国政策达成“协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以日本帝国为核心，建立所谓“日满华三国关系”的构想，其实际上成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前奏。
1936年3月广田弘毅上任后，相继出台《国策基准》和《帝国外交方针》，针对美苏加强军备建设的同时，以中国政策为重点，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6年4月，日本增强了华北驻屯军。同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日军增兵上海，还向湖北汉口增派海军陆战队，向广东汕头派遣了水雷舰艇。
1937年4月，日军在天津举行了“春季大演习”。6月近卫内阁成立，关东军向军部提出《关东军对苏对华战略意见书》，主张“在我武力允许的情况下，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威胁，是为上策”。五六月间，驻丰台日军不分昼夜地实行操练。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由此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帷幕。
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日本一步步走向全面侵华，其原因有中国的贫困落后、内部分裂，亦有国际列强的绥靖、纵容，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在于，日本近代天皇专制体制这个总祸根。在这种专制体制下，以天皇为首的统治者以及军部的法西斯分子们制定了野蛮的对华侵略政策，他们应担负最主要的历史罪责。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