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悦，王文君，宋学清
（东北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摘 要：饥饿与恐惧历来就是作家创作的源泉，只因伴随而来的沉痛、苦难以及现实的挣扎都是对生命的挽歌或者涅槃，《蛙》就是这样一部内容深厚的作品。作家莫言的小说《蛙》立足于我国计划生育的大环境，立足于高密东北乡的计划生育现实，立足于一村一乡的由于计划生育所带来的生命变迁。由底层叙事所衍生出的死亡阴影，由乡村记忆所牵出的动物恐惧，最终都回归于人类深重的自我解构之中，从而使主题得到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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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蛙》；饥饿；恐惧；计划生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135-02
莫言1955年出生于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大栏乡平安村，莫言的生命旅程伴随着我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的计划生育等，经历了种种生死、饥饿、孤独、恐惧等生命体验。这些经历几乎伴随了他的整个童年以及少年。在高密东北乡童年的种种遭遇和记忆也成为了他终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蛙》就是莫言把自己的宝藏分享给每个读者的财富。
一、死亡阴影下的底层叙事
莫言的作品给人感触最深的是他用独特的历史观展现底层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用底层还原真实，借底层展现问题。莫言的创作之路与饥饿结下了不解之缘，若说恐惧是对精神的折磨，那么饥饿就是对肉体的直接残害。莫言作品之所以关注饥饿，和他童年时的现实记忆是分不开的。为了吃童年的莫言与姐姐抢地瓜干，同小伙伴将村里能吃的东西几乎都扫荡一光，甚至连树叶、树皮、树干都不放过。上小学时曾争抢着吃掉学校运来的煤球，以期摆脱强烈的饥饿感。当兵之后曾一次吃了八个馒头，让食堂管理员很是惊讶，但是莫言的肚子还有空，只是不好意思再吃了。
荣格曾说：“不是人支配着情结，而是情结支配着人。”[1]饥饿留下的创伤形成莫言特殊的记忆与情结，这种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甚至影响了莫言的一生。因此在《蛙》中莫言以狂欢色彩描写了孩子们对于煤块的贪婪：“我们不约而同地抽鼻子，因为我们嗅到了一种奇异的香味。仿佛是燃烧松香的味儿，又仿佛是烧烤土豆的味儿，我们的嗅觉把我们的目光吸引到那一堆亮晶晶的煤块上。”[2]7从这里可以看出煤块集松香与土豆的美味于一体，而松香和土豆也是当时莫言所能接触到的记忆最为深刻的美食：“我们每人攥着一块煤，咯咯崩崩地啃，咯咯嚓嚓地嚼，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神秘的表情。”[2]8一场盛大的饕餮“煤”宴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在饥饿与死亡面前，尊严、理想与道德被遗弃甚至践踏。吃的狂欢化行为是人维护生命、确定自身存在的最好手段。正如《丰乳肥臀》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乔其莎，为了果腹，两个馒头就使她放下了高贵与尊严。
除饥饿描写之外，《蛙》将更多的笔墨集中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工作上。一方面是国家政策实施的强制性与不可抗性，另一方面是“超生游击队”的顽固反抗与不合作。国家机器的强制性与传统“无后为大”的观念的冲突是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中国乡村固守宗法制传统，父权制观念深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令人们对于男性的代际传接充满无限期待。《蛙》中借母亲之口表达出这一观念：“女人生来是干什么的？女人归根结底是为了生孩子而来。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尊严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来的。一个女人不生孩子是最大的痛苦，一个女人不生孩子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女人，而且，女人不生孩子，心就变硬了，女人不生孩子，老得格外快。”[2]173生育在乡村被无限升华、神化，面对这种顽固的封建观念，基层公社采取了男扎女流的近乎暴力的手段，观念与国策的冲突就此展开，斗争、流血甚至牺牲在乡村构成了一幅幅悲壮的画面。可是生命自有它繁衍生息的自然规律，“生命的延续就如同流水，生生不息，这是生命的自然法则，是无法遏制和动摇的。然而，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出，却试图想要和这种自然法则相对抗，这必然是无法实现的。”[3]32也因此，莫言在小说《后记》中写道：“他人有罪，我亦有罪。”[2]343忏悔与赎罪的意识被植入到历史与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正如巴金的《忏悔录》：“不是你主动犯过何种大罪，在历史的灾难面前不作为同样是一种罪恶。”
二、动物恐惧与乡村记忆
莫言对动物有着特殊的恐惧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与其童年记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心理的产生和发展来自于生活，生活的创伤应该是这种恐惧的直接原因。弗洛伊德对创伤的理解包含三部分：童年早期经历的事件记忆；青春期后经历的事件记忆；后期经历事件所触发的对早年事件的记忆。所谓的心理创伤就是由一些生活事件有关的天灾人祸所引发的一种强烈的情感反应，特别是危及生命的事件可导致创伤心理的发生[4]。
莫言的《蛙》经常出现青蛙、癞蛤蟆、安装牛蛙等，它们时常作为一种意象存在。同时在《蛙》中还会经常用孩子“哇”的哭声、“娃”的称谓等与“蛙”的同音字作为主题的一种隐喻。《蛙》有着多重的隐喻，它是婴“娃”、是女“娲”，是高密东北乡的生育图腾。为什么要用“蛙”来命名并代表了书中主要写的“娃”？我们可以根据弗洛伊德对于心理创伤的理解追溯作者的心理动机。在莫言的回忆里饥饿恐慌与死亡的威胁充斥着整个童年，因此对饥饿的恐惧在莫言幼小的心灵埋下了种子。莫言也曾说：“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人是多么的重要，什么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的凌辱；因为吃，我才发奋走上了创作之路。”[5]莫言对青蛙的恐惧，从侧面反映出其对于饥饿的恐惧。书中写道：“青蛙体内有寄生虫，吃青蛙的人会变成白痴……我们家族对吃青蛙的人非常反感。我相信我们家族的人宁愿饿死也不会吃青蛙。”[2]205段文字表明了青蛙在作为食物，作者对它的厌恶和恐惧，但是在那个饥饿的年代青蛙还是成了食物。对于青蛙的恐惧心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娃”的一种恐惧。姑姑曾说蛙声就像婴儿的啼哭声，作为妇产科医生的姑姑认为蛙鸣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但是在计划生育后，蛙鸣对于姑姑来说变成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精灵发出的控诉。“姑姑说她跪在了地上，像一只巨大的青蛙，往前爬行……无数的青蛙跳跃出来……它们波浪般的涌上来，它们愤怒地鸣叫着从四面八方涌上来……她感觉到了它们坚硬的嘴巴在啄着她的皮肤，它们似乎长着尖利指甲的爪子在抓着她的肌肤……千万只青蛙组成了浩浩荡荡的大军，要对姑姑发起攻击。”[2]292作者通过姑姑完成了一次隐喻，将青蛙的恐惧与婴儿的恐惧内在地对接起来，这是一次深刻的忏悔。
姑姑的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执行国家政策。而当下的代孕行为则充满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是个体经济非法牟利行为。这种行为卑琐而丑陋，姑姑充满了痛苦，而在代孕中牟利的人则坦然无畏。“陈眉”作为代孕妈妈被迫与孩子分离以致精神失常，蝌蚪也常常陷入梦幻：“后来经常在我梦境中再现那种蛙池的景象。……水面上，雄蛙鼓动着洁白的囊泡发出牛叫般的求偶声……一摊摊透明的卵块，从雌蛙的生殖孔中排出……雌蛙每次能排出大约8000到10000粒卵子，这可比人类能干多了。”弗洛伊德曾在梦的解析中提到：“梦是具有意义，并且可以被解释的。梦是愿望的满足。”[6]可以说蝌蚪丧妻失子之痛在巨大的生育意象面前得到了精神抚慰。
三、对于恐惧的自我解构
从小说的整体来看，小说的叙事风格、塑造的氛围是严肃的，如果就这样结尾本无可厚非，但是莫言是不甘平庸的作家，他以后续的剧本形式作为结尾，使作品具有了不同的气质与深度。末尾的剧本既是恐惧心理的一种自我疗伤，一种心灵的一种救赎，同时也是对计划生育这一政策的体验与反思。它成功地解构了文本严肃的建构姿态。，完成了心灵创伤的精神弥合。
小说的主人公因执行计划生育的政策，而在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最后形成了一种赎罪意识，这是一种自我疗伤的方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中童年的经验在成长后会进入无意识，并演化为人们异常行为的某种症候。症候被视为占据病人内心的“隐意识观念”，它的存在必须有某种精神历程在常态时没有进行到底，以致不能引起意识，症候就是这种未完结的历程的代替物[7]。在小说《蛙》中，“姑姑”的形象在天使与魔鬼间不断转换，并渐渐开始害怕青蛙、蛙鸣，甚至会被青蛙吓得昏迷；“万跑”代孕事件迫使“陈眉”与孩子痛苦分离，由此产生对于青蛙、牛蛙的恐惧，多次梦到牛蛙养殖地，产生了心理学上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些恐惧心理在剧本中被以狂欢化的方式解构。补写“陈眉”与孩子分开后的精神状态及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作者对于代孕这件事的一种反思和内心谴责。弗洛伊德认为:“假如一个人丧失了一个依恋对象，或者被迫加以放弃，他往往就会借着使自己认同它，并再度于个人的自我内重建它，以补偿自己，于是对象选择遂因而退化至认同作用。”[8]第三幕阎官“包大人”审问代孕夺子事件，“陈眉”得以伸冤。这种类似弗洛伊德“移情作用”的暴露疗法，即是以暴露秘密矫正错误的关联和评价的方法。万跑与小狮子极力掩藏的真相是他们的一个心结，终于以这种方式得以解脱。
剧本的第四幕是“姑姑”对于自己曾经作为妇产科医生的经历的自我阐述。在“姑姑”的潜意识中，她就是送子娘娘，为一个个家庭带来了孩子的欢声笑语；但是她也是恶魔，夺走了无数未出生孩子的生命，双手沾满了鲜血，因此夜不能寐，无法生育。她隐去了计划生育作为国家政策的性质，将这一行为私人化。为了弥合这种罪恶心理，小说末尾作为丈夫的“郝大手”捏出2800个泥娃娃以悼念曾经消失的生命。“姑姑”为此曾想以上吊来了结自己的生命，被救下后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新生；“万跑”代孕来的婴儿和没有生育却分泌出乳汁的“小狮子”则成为了新生与希望的象征。
“万跑”、“小狮子”、“姑姑”这些坚决拥护计划生育政策积极分子，却也加入了非法生子的行列中，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隐喻。莫言本身经历过计划生育，内心承受了巨大的煎熬，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前途和第二个孩子之间只能二选其一，这个在心理埋下了恐惧的阴影。莫言在采访中曾说：“如果不是计划生育，我起码有两个孩子。独生子女的政策让我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二胎就要放弃自己在部队中的前程，回家种地……”他在这种阴影下将自己的经历以小说的形态真真假假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也是作者在亲身体验了这一政策后所留下的一种恐惧的心理，恐惧过后则是对生命的珍惜，正如《蛙》的扉页上题写的：“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在作者看来生存是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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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美]c·s·霍尔，v·j·诺德贝.荣格心理学入门[M].北京：三联书店，1987.37.
〔2〕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3〕李阳.“计划生育”叙事研究——以《蛙》为例[D].海口：海南大学，2014.
〔4〕赵冬梅.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93.
〔5〕蒋泥.大师莫言[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220.
〔6〕（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899.51.
〔7〕（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北京商务出版社,1984.200.
〔8〕（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智慧[M].北京：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03.
（责任编辑 孙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