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192）
摘要：回望建国以来银行业的职工教育培训，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从初期的各种政治、文化、业务短训班乃至扫盲班，逐渐形成银行系统内部业余的和正规的中专、大专、本科等各类银行学校，并依托教育系统的高等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培养人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银行业的繁荣，教育培训工作有了空前的大发展、大提升，培养了大批不同层次的金融人才，基本上适应了新时期国家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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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中国银行业；职工教育培训；新时期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12-0176-05
银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它既不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也不经营物质产品的销售，而是以货币为经营对象的中介服务行业，属第三产业。改革开放前，业务经营比较单一，主要是存款、放款和汇兑。解放初期，相对而言职工文化水平较高，基本都属于脑力劳动者，都吃“大锅饭”，与其他行业职工并没有太大区别。改革开放后，由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银行业务空前繁荣，所经营的金融产品大幅度增加，对职工业务素质的要求也相应提高；随着银行盈利增多，职工收入相应地增长，成为其他行业羡慕的“白领”。邓小平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①他还指出：“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②“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不光是坐在那里算账、打算盘，也要广开门路，会做经济工作，会做生意”。③这表明国家对银行业的地位在认识上有了实质性的变化与提高。因此，提高银行业职工的职业素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而这又与对他们的职业教育、培训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时制宜，政治、业务、文化一起抓
新中国的银行业，自中国人民银行创办之始就十分注重干部培训。由于新解放地区迅速扩大，银行不像某些工业项目，可只选定某个省市设立，而是要无遗漏地普遍分布于全国各地，需要员工的数量极大，而进城干部数量很少。当时，虽然新政权接管的官僚资本银行和私营银行业的人员数目庞大（以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为例，仅伪中央银行员工就超过3 000人，中国银行也超过4 000人，1952年经过整顿淘汰后的公私合营银行则超过9 000人），但仍不得不招收新的工作人员以适应金融事业发展的需要。在1949年1月15日最早解放的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天津，中国人民银行建行初期，在各分行2 200名职工中，留用和新招收的就有1 400余人，占总人数的67%，对他们而言，首先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因此，从1949年5月起，连续举办了5期干部学习班，每期2～3个月，先后有740余人参加，主要学习《社会发展简史》、《新人生观》、《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等，使他们认清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和两种银行性质的不同，懂得参加革命工作的意义，树立主人翁思想和做好银行工作的自觉性。这项工作自1951年3月始，转为委托天津政治学校（其前身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天津分校）代办，使这类以改造思想为主的学习基本做到全覆盖。1952年12 月，私营银行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天津分行也组织了近600名职工到政治学校学习，改造思想，树立革命人生观。
1952年12月，全国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专门举办了（公私合营）银行高级干部训练班，抽调京、津、沪、汉等地分行的原任经理、副经理、襄理等高级职员452人集中赴京学习，时间约半年，除最后用一个月时间总结外，政治、业务各用两个半月，政治课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革命人生观等；业务课有共同纲领、金融政策、货币管理、农村金融、国外业务、银行会计、干部政策等。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听课为辅，互教互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明确方向，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以上这种以改造思想为中心的学习班，是解放初期所必需的，全国各地银行业基本上都采取这一模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1949年8月的一份《综合报告》中指出：“组织以政治为主的训练班，轮流调训原有职员，帮助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业务作风。数月来的经验证明，这一方法很有成效，应该很好地继续办下去，争取将全部或绝大部分旧人员都能经过训练，成为健全的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④，由此肯定了此类调训的必要性。
如今，村镇银行招聘人员往往都要求大专以上文化水平，而在解放初期，银行职工的文化水平从整体讲虽处于较高程度，但部分进城干部文化程度较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举办了工农干部文化补习班，培养工农干部189人。各省、市、自治区也先后举办了一般为期3个月的金融干部训练班，进行政治、文化、业务学习。据1949—1957年的统计，通过干部训练班、干部学校、职工中专等各种形式的学习，共培训干部、职工14.7万余人。
银行系统与社会办学，合力培养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加强银行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曾成立高级干部训练委员会，举办过政治训练班、老干部学习班、合营银行干部训练班、分行行长研究班等。1954年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文化补习班与上述高干训练委员会合并，成立总行干部学校，实行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自力更生培训了大批干部。1957年12月，总行干部学校与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
中国人民银行在大量举办短期训练班的同时，为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又逐步建立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干部学校和学制正规的银行中等专业学校。1951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出指示，要求全国各地银行因地制宜，积极创造条件，创办中等专业银行学校，初始按初中、高中两类举办，初中类招收高小毕业生，以学习文化为主；高中类招收初中毕业生，以学习银行业务为主，学制一年半或两年，开设工商信贷、银行会计、农村金融等专业。截至1957年，河南、山东、黑龙江等省、市、自治区人民银行先后创办银行干部学校20多所，江苏、河北、吉林等省建立学制正规的银行学校10所，其中长春、苏州、上海、天津等地的8所银行学校划归总行直接领导，由总行统一制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并组织编写了基础课与专业课教材。各校毕业生共4 000余人，其中除少数进入高一级财经院校继续深造外，绝大多数都分配在银行从事本行业工作。
地方银行分支机构举办业余学校也是一个有效的人才培养途径，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从1949年举办职工业余文化学校始，至1964年坚持不懈，14年间完成扫盲381人，培养高小毕业生2 664人，初、高中毕业生1 426人。银行办事处主任级干部60%都曾在业余学校就读过，科长级干部在业余学校就读过的更高达90%。自1963年起，业余学校的学习内容从以文化为主转为以业务为主，举办了大专信贷、会计、中文、应用文写作等12个班，有682人参加，同时继续开办初、高中文化班21个，有481人参加。分行设业余教育委员会，统一领导安排教学，实行分片管理，教师到6个办事处巡回讲课，早7点至8点半上课（占用半小时工作时间），每周两次。1964年又举办了银行概论班，报名踊跃，从50人增至160人。其办学特点是：教用结合，活学活用，随学随用；在本地区上课，场地因陋就简，方便学习；统一安排时间，学习有保证；教员、教材自力更生，适用有效。
借助国家已有教育机构协同为银行培养干部，是造就人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办法。建国初期，国家在接管、改造旧大学和进行院系调整的过程中，恢复并新设了若干财会或金融专业，同时也新建了若干财经院校，扩大了金融专业的招生。但从总体看仍属薄弱环节，专业少、规模小、师资力量不足。据统计，至1966年“文革”前，为提高老干部的业务水平和培养优秀青年干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曾委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南区行委托武汉大学，西北区行委托西北大学，湖南省分行委托湖南大学，举办了银行专修科，通过高等学校培养了一批银行专业干部，为银行增添了业务骨干力量。与此同时，全国财经院校和设有金融专业的综合大学，至“文革”前也为新中国金融事业输送毕业生3 000余人，培训各类干部6 000余人。但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自身而言，还没有受其直接领导的高等金融院校，只有东北人民银行于1950年创建过一所东北银行专科学校（含大专、中专），但在两年后并入了东北财经学院。
旧中国国家贫弱，高等院校被称为“象牙之塔”，属于精英教育，非一般大众可以涉足。而在不多的高等院校中，财经类教育尤为薄弱，银行系科少，规模小。据1948年的统计，全国高等院校设财经系科的有80所，但银行、保险系科的专业点仅有24个。较知名的如南开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学和上海商学院等，曾设有银行系、货币银行系或银行保险系科，但时办时停，招生和毕业生人数很不稳定。
新中国成立后，在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过程中，一些院校开设了财经科系或金融专业，随后，天津、山西、安徽等地又相继创建了财经（财贸）学院，招收财政、金融专业的本科生。新创建的中国人民大学设置了财政金融信贷系，在系内开设了短期信贷专业和货币银行研究班。据《中国教育年鉴》的统计，至“文革”前的1965年，全国实有高等财经院校18所，设置财经、金融类专业21种，在校生1.8万余人，占全国高校在校生总数的2.7%。尽管所占比例不高，但还是应当肯定，高等院校为银行业培养和输送了一定数量的人才。只是由于“文革”的爆发，使这本就薄弱的高等金融教育院校撤并，金融专业全部被撤销，导致难以弥补的人才断层。同样，中等专业银行学校也都全部下马，银行职工都投入到混乱的文化大革命的“战斗”中去了。
新时期职工教育培训大发展、大提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1979年，中国人民银行为加速银行业人才的培养，不仅下力量为被“文革”耽误的员工进行文化课程补习，还专门召开了中等教育工作会议，进行规划和推动。1980年，又召开了全国高等金融教育会议，制定了十年规划。不久，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成立了分管财经院校与职工培训的教育司，其后陆续创建了“五道口”（北京地名）研究生部，接收四川、陕西、湖南三所财经学院为总行直属高校，并协同南开大学等高校办学，还要求各省、市分行建立银行学校，培养金融人才，又组建了中国金融学院和3所管理干部学院，升格了7所大专院校，加上一批中专学校，使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在不长的期间内，初步形成了一个层次配套、学科齐全、分布合理的包括44所院校的金融教育体系。总行教育司下设教材处，并成立了以刘鸿儒副行长为主任的教材委员会，组织力量编写教材，几年工夫就完成了中专、大专、本科三个层次的教材。从银行办学实际出发，在32所中专、7所大专创设模拟银行，学习窗口业务，另外3所直属财院也开办了实习银行。在教学中，既以课本为主，又注重案例教学、模拟教学，组织学员进行比较分析、答辩、个人演示，将考试作为记住“必知”、“必会”知识技能的手段，同时注重启发智力，引导创新。经过一番努力，在上世纪80年代初，使具备大学学历的员工达到10%，10年后，加上电大、夜校等多种途径，共培养了50万人，为金融业大发展储备了大量智力、人力资源。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员工的教育培训由于体制改革的原因几经变动，目前设有党校（隶属中央党校国家机关分校）、金融培训中心（又名北京培训学院）和郑州培训学院（前身为河南金融干部管理学院，系由省分行于1950年建立的“干训班”演变而来）。党校是培训领导干部的主渠道和主阵地。金融培训中心的职能是按照总行规划，承担总行机关人员培训，分行处以上干部、中心支行行长培训，以及本系统高级专业人才的培训；按照远程教育发展长期规划与实施计划，具体组织落实；还承担金融英语证书考试，为金融系统和社会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郑州培训学院承担总行“干部培训基地、金融教育中心、信息服务中心、考试服务中心”的职能，其职能定位是“成为一流央行培训基地，现代金融人才摇篮”。据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就完成培训14 100人次，其中包括分行、中心支行处级干部530余人次，县支行行长2 250人次，外汇业务骨干1 000人次，青年业务骨干近1 000人次，新入职人员2 600余人次。1981年9月创建的“五道口”研究生部，造就了大批高端金融人才，已于2012年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其使命为“培养金融领袖，引领金融实践，贡献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谐”，旨在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金融高等教育平台和金融学术、政策研究平台，以培养硕士、博士，mba、emba等高级人才为主。不难看出，它是国内一个顶尖级的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国际化高端金融人才的基地。总行领导已经提出，要将建设一支学习型、研究型、专家型、务实型、开拓型的人才队伍作为银行员工教育培训的目标，可谓任重道远。
中国人民银行不仅在高层、高端人才的培训方面实施有序，在基层支行对培训工作也抓得井井有条。如江西省万年县支行，上世纪90年代职工不足30人，根据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学中用，用中学的原则，一是开办业余文化学校，学习基础文化和金融理论知识，为备考成人高校的人员补习文化；同时组织职工业余英语提高班，聘请本县优秀教师，利用晚间、假日辅导授课，使职工全部达到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其中9人达到大专水平。他们还按总行规定，把“货币银行学”、“银行经营管理”作为金融专业理论的必修课程。二是举办文明公民学校，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共产主义理想、金融职业道德等内容的学习。在职工培训中注重“岗位练兵”，苦练“四功”，即阿拉伯数字标准书写基本功，标准点钞、捆钞基本功，珠算翻打传票基本功和写作基本功。这虽然已是20年前的事迹，但仍是一份值得记述的“史料”。
在此期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国人民银行定位于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银行，其所剥离的原有的存款、放款等具体的商业银行业务，由1984年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承接，从而使工商银行成为体量最大的商业银行。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经济繁荣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四大国有银行”（工商、建设、中国、农业）已成为国有控股银行，一大批股份制银行、地方商业银行、村镇银行乃至民营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涌现。银监会、银行业协会及各大国有商业银行，也都有各自不同的职工教育培训的机构和方式，内容十分丰富，这里难以逐一论及，只将颇有代表性的中国工商银行的职工教育培训予以重点介绍。
中国工商银行为提升核心竞争力，十分重视职工教育培训工作，几经演变，现总行设有专门的教育部，按企业体制设总经理。遵从“人才兴行，教育为本”的指导思想，将员工培训视为银行经营转型和改革发展中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特别强调培训工作的实效性。按照对人才的要求，整合教育资源，构建了横向分为管理、专业、销售、客服、运行五大岗位类别，纵向覆盖从战略管理层到一线柜员，同时辐射境内外机构人员的具有国际标准的全方位教育培训体系。对管理人员侧重提高思想观念、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管理能力、专业素质，通过党校、国际化人才培训、境内外短训开展教育。对高管人员，除党校进修外，还与清华、复旦等高校以及境外的高盛（美国跨国银行集团）、哈佛等机构和院校开展合作，使培训内容涵盖了党性修养、治行方略、领导艺术、专业技能等多方面。对基层管理人员举办“一线支行行长能力提升班”，仅在2010年就培训近16万人次，培训客户经理46.5万人次。对专业人员侧重锻炼专业能力、研究能力、创新能力，通过专业资格认证、创新产品业务培训实施教育。对业务人员侧重服务意识、职业技能、市场开拓能力等方面的培养，通过客户经理、中年员工、一线柜员、新员工培训实施教育。如柜面服务，实行“先培训，后上岗”，在仿真的银行环境中学习、演练，掌握和提高业务操作水平，对于中年员工，专门制定了“中年员工职业振兴培训计划”，依据不同的岗位、层级，细分培训内容，使中年员工转岗培训与适岗培训（指岗位能力存在差距，使其逐渐适应，提升信心）紧密结合，这是个很有特色、考虑相当周全的计划。同时进行基础性的“六库”建设，即基地库、师资库、教材库、案例库、试题库、档案库的建设。培训工作依托中国工商银行直属的杭州、长春两所金融研修学院和35所培训学校，以及境外的工商银行香港培训中心承担，形成了较完整的全行培训基地的格局。这里还要特别指出，为适应银行业务国际化、综合化发展对高端人才的需求，工行积极推进拓展海外市场高级人才的培训，通过组织参加国际上相关领域权威机构的职业资质培训考试，培养储备了一批专业化、国际化的高端人才。据2008年的统计，工行香港培训中心自1996年成立以来，已举办各类培训班156期，培训4 100余人次。另据2010年末的统计，全行已拥有国际金融理财师（CFP）、金融分析师（CFA）、风险管理师（FRM）等各类国际资格认证的持证人员5 116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工商银行的职工教育培训工作是比较出色的。
根据银行业的特殊性，各个银行在职业教育培训方面，一般都强调“以德为先，德才兼备”，“人要诚实，手要干净”的精神，做到一丝不苟，一分不贪。
如今，银行业特别是原国有（控股）四大银行，在支持国家建设，聚集资金，创造利润（2011年利润达六千二百多亿元）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表面风光的背后，是银行人的辛勤劳动，而其对职工所进行的教育培训，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注释：
①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6页
②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
③尚明，陈立，王成铭：《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大事记》，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1949～1952》，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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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