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凯 张晓武
摘要：由于抗战期间的破坏，上海市流浪儿童问题在抗战胜利后十分严重，而当时上海的慈善界在流浪儿童救助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各儿童救助机构尽全力为流浪儿童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并且注重对儿童实施教育，引导儿童学习多项社会技能，通过这些措施使流浪儿童更好地适应社会。但是，由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战后上海各流浪儿童救助机构的建设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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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战后;上海;流浪儿童;救助
抗战胜利后，上海市的流浪儿童问题十分严重。为了应对当时日益严重的流浪儿童问题，战后初期尤其是在1946年至1947年，上海市各儿童救助机构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一时期上海流浪儿童救助事业的考察十分有限，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所以，深入探究战后初期上海地区的流浪儿童救助事业，对于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当时上海市的相关社会问题及对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战后初期上海市流浪儿童生存状况简述
战后初期，由于曾长期遭受战乱的影响，上海市流浪儿童数量庞大，其生存状况十分恶劣。当时上海难民难童收容所的数据显示，截至1946年6月，该所就已经收容流浪儿童408人，而当时像上海难民难童收容所这样的机构有很多。所以，从这一数据中可以看出，战后初期上海流浪儿童数量是很多的，而且，大多数儿童的生存状况十分恶劣。而相关当事人的回忆资料更能够直观地说明战后初期上海流浪儿童悲惨的生存状况。影片《三毛流浪记》中三毛扮演者王龙基在《和张乐平伯伯结缘<三毛流浪记>》一文中回忆：“他曾多次给我讲述他画流浪儿三毛的最初冲动：那是在1947年初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刺骨的北风呼呼地吹，挟着鹅毛大雪把上海染成一片银色，屋顶上积着厚厚的雪，树上挂满银白色的雪，马路已经被茫茫冰雪所罩，分不出车人行道。乐平伯伯在一条弄堂口，看到三个10岁左右的流浪儿。他们用破麻袋紧裹着身体，赤着一双脚，紧紧围抱着一只白天烘山芋的炉子，他们不停地踏着脚，鼓着冻红的腮帮吹着即将熄灭的火，一个劲地吹呀吹呀，就靠那一点火星取暖。乐平伯伯是没有能力帮助他们的，那时候这种景象比比皆是。那时，伯伯居住在嘉兴，到上海是借住在他堂弟家。第二天一早，他又走过了那条弄堂，他看见两具已经冻僵了的小尸体依然伏在炉旁，他们的小手还伸在早已熄灭的炉壁里……乐平伯伯久久地站立在那里，望着那凄凉的景象，他的脑海中显现出三毛的形象。就这样，他开始了《三毛流浪记》的创作，在上海《大公报》上连载。每次乐平伯伯总是含着泪讲述，我总是流着泪听……在人群熙熙攘攘的外滩，流浪儿有的奔跑着卖报，有的在捡香烟头；在四川北路桥头，流浪儿争抢着推三轮车上坡过桥，向坐车人讨几个小钱；风雪严寒的冬天，树上都包上了稻草，而衣不蔽体、饥寒交迫的流浪儿们，夜晚无家可归。天天都有冻死、饿死、病死的孩子……这一场场，一幕幕活生生的景象和漫画融为一体。”这一回忆材料充分表明，战争给当时上海地区流浪儿童带来的灾难并未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
二、战后初期上海市流浪儿童救助事业状况
尽管当时上海市流浪儿童的生存状况十分恶劣，但是，社会各界在战后初期仍在流浪儿童救助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一时期，上海市政府对社会救济工作的干预明显加强。政府一方面制定相关的救济法规与政策，例如，1946年，上海市政府颁布了《上海市冬令救济委员会组织章程》，规定设立市救济院的计划被列入1946 年预算，下设游民习艺所、育幼所、残废教养所等八个机构。上海市政府于1947年发布的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扩充市救济院的工作内容，该计划称，市救济院之下拟分设安老所、育幼所、游民习艺所、残废教养所、妇女教养所、托儿所，并提出扩充托儿所数量的设想。另一方面，政府在实际行动上积极推进儿童救助事业，上海市政府于战后不久成立了上海难民难童收容所、上海市儿童教养所以及社会部上海特殊儿童辅导院等儿童救助机构，并成立了上海市救济委员会，协调上海各界慈善活动，给予非政府性质的儿童救助机构一定的帮助。在政府的干预之下，战后初期上海市各儿童救助机构的运作状况均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根据1947 年的统计数据，上海市政府及民间创办的儿童救助机构共有39所，当时大多数儿童救助机构所收养的儿童不超过300 人，流浪儿童占有很大比重，儿童年龄主要集中在4至16岁，其中10至14岁的儿童所占比例最多；在儿童性别构成上，男性的比例略超过女性。在救助机构职员方面，宗教人士占有较高比重。大多数职员拥有1年以上的儿童工作经验。除宗教人员之外，大多数职员在救济院内住宿，并领取救济院发放的薪金。
战后初期，上海市各儿童救助机构尽全力为流浪儿童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各救助机构都广泛征用、修建供儿童住宿的建筑，多数救济院修建了自来水设施、浴室以及电灯，配备了适合各年龄儿童就寝的床位、被铺，不同年龄儿童以及不同季节的衣物、面盆、面巾、牙刷等生活必须品；救济院内建有饭厅，专供儿童饮食，并配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大部分救济院内设有医师与一定数量的必备药品，并且经常与外界的医院以及卫生事务所建立联系，以更好地治疗儿童的疾病。多数救济院配备有室内、室外娱乐场地以及儿童玩具等娱乐设施。一些救济院还组织儿童到上海市各公园游玩，增加儿童的生活乐趣。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社会相对稳定，所以，战后初期的上海市儿童救助机构除了对儿童在生活上进行全面的抚养、照料之外，更注重对儿童实施教育，引导儿童学习多项社会生活技能。多数儿童救济院内设有教室，并配备一定数量的教职人员，规定适龄儿童必须参加文化课的学习，接受最基本的学校教育；不少救济院还建有儿童图书馆。除了文化课学习之外，当时的儿童救助机构更注重培养儿童的社会生活能力。早在抗战期间，上海市净业教养院副院长赵朴初就对此颇有见解，他指出：“真实的教育，其范围本不应该仅限于书本之中，仅限于课室之内，而是应当广及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一言一动，无不是教育的题材，一时一处，无不是教育的机会，这对于一般人的教育固应如此，而对于流浪儿童的教育，尤应如是。”为了让流浪儿童掌握一技之长，以更好地在社会上谋生，改善自己未来的生活，以及出于扩大教养所生产经营的需要，战后初期上海市各儿童救助机构对儿童生产技能的培养均比较重视。大多数儿童救济院配备相应的生产工具，对适龄儿童开展相关的生产技能培训。一些救济院如土山湾孤儿院等还设有专门的生产工艺学校。救济院儿童所学习的生产技能包括缝纫、刺绣、制衣、印刷、雕刻、漆器、木工以及农艺等，与当时的社会生产紧密联系，有时救济院的儿童也被送到院外去习艺。一些救济院要求部分学有所成的儿童参加救济院的生产活动，补充救济院的劳动力。比如当时的上海外育堂设编织部，有女教师、习艺儿童约六十多人，接受外面的工作；土山湾孤儿院的印刷部门规模大，动力用电、中西文字模均有，承印各种图书、杂志、画片及挂图等。随着救助事业的不断发展，救济院除了对儿童进行专门培训之外，还主动解决儿童的就业问题，儿童出院时，多由院方介绍适当工作。在加强儿童生产技能培训的同时，各儿童救济院还鼓励儿童开展社会活动，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在教职员的帮助下，不少儿童救济院设立了自治会、童子军等儿童组织，不少救济院还鼓励儿童参与救济院事务，锻炼儿童的社会活动能力，据统计，在三十九所儿童救济院中，已有十八所儿童“参与院务”。
战后初期，一些文艺界人士也深入流浪儿童群体，并发表揭露流浪儿童悲惨生活的作品，以唤起社会对流浪儿童的关注，为流浪儿童救助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前文所述的张乐平以流浪儿童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活动就是当时最典型的一例。战后，张乐平从广东回到上海，他看到流浪儿童悲惨的生活状况，看到了冰天雪地里收尸车上儿童手臂的摇摆，对当时这一社会现实深有感触，于是，他一腔热血冲向了笔端。1945年，他的第一部以三毛为形象的连环画《三毛从军记》在上海发表，引起了轰动。1947年，他的传世之作《三毛流浪记》在《大公报》刊出，这部强烈控诉旧社会，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鸣不平的典范之作一经问世，即引起各界人民和舆论界的高度重视。
三、战后初期上海市流浪儿童救助机构建设的不足之处
虽然战后初期上海市的流浪儿童救助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旧中国经济、社会事业整体落后以及抗战时期上海遭受长期摧残的背景下，战后初期上海市流浪儿童救助机构的建设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是其硬件设施不足的问题。由于经过了抗战时期的破坏，当时大多数儿童救助机构的硬件设施很难得到完善。而当时的政府财力有限，难以提供足够的硬件设施支持，因此，多数儿童救助机构在硬件设施建设上只能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主，这难免会带来不少困难。1947年的统计显示，在建筑与场地方面，39个救济单位中“房屋够用者有十九院，房屋不够用者有十七院”，“十院（教室）不够，一院无教室”，“七院无娱乐场地”，“十一院无农作场地”。在生活设施方面，“有十五院尚少床铺，总数计七五二只”，“七院无饭桌”，“被、被单、毯等二十院够用，十七院不够用”，“冬季外衣十四院够用，十八院不够用”。在生产设施方面，当时除部分天主教会创办的儿童救助机构之外，“其他院所的生产工具都有不全备之苦，设备较为完善的院所，又往往买不起高价的原料，生产品也找不到销路”。在儿童营养方面，当时各教养院儿童的膳食当中严重缺乏肉类、豆类和蔬菜，使得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营养物质的摄入量严重不足，制约了儿童的生长发育；在医疗设施方面，“各儿童教养机关医药设备大都非常简陋，仅九院够用，廿七院皆不够用，三院则根本没有”。
其次，各儿童救助机构的经费也比较紧张。当时，儿童救助机构中大部分经费都来自募捐以及私人捐助。而只有少数儿童救济院除募捐以外，能得到一定数量的政府经济补贴。大多数儿童救济院尤其是民间创办的救济院在战后初期仍面临比较严重的经费困难。据统计，上海各儿童救济院中“ 有十二院是入不敷出的”。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儿童救助机构在管理上也存在一些缺陷，在职员方面，各救济院照顾儿童的职员数量相对不足。据统计，当时多数儿童救济院的职员人数不超过25人，就总体数据来看，当时全市平均每一位教职员工需照顾儿童10.4人，这使得很多儿童得不到充分的照料。救济院中的医师也存在短缺的问题，而且，大多数医师缺乏专业的医疗工作经验。救济院在专业人员的任用上也存在缺陷，比如饮食计划与管理多为事务员、宗教人员负责甚至儿童自理，这些人大部分是不曾受过营养的专门训练，难以为儿童提供营养合理的膳食。
在儿童管理方面，一些儿童救助机构使用非人性化的手段管理儿童，对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高慜在《“三毛”的悲剧与新生——重观<三毛流浪记>后联想》一文中提到：“当此时节，国民党为了装璜门面，办起了上海孤儿院，把一大批流浪儿收容了进去。孤儿们从马路上的流浪生活变成了孤儿院的牢笼生活，只不过是从社会的地狱关进了‘国家’的地牢，这实质上不仅没有什么改变，反而更为悲惨。办孤儿院的那些大人先生们，他们到处募捐，在报纸、电台上发呼吁：求救儿童，结果社会上的捐款全跃进了他们的腰包不说，还残酷地压榨儿童的脂膏。他们把成千上万的儿童关进‘铁笼’后强迫他们做童工，办起‘手工艺作坊’，吸吮儿童们的嫩血，儿童受不了这种惨无人道的生活，都想逃跑。有一位叫刘根发的同学，就曾几次偷偷地溜出笼门，流落社会，结果被抓了回来打得遍体鳞伤。有一次把他抓回来后，院长召集全院儿童，当众进行法西斯‘教育’。他们把根发拴在长凳上，脱去全身衣裳，用竹扁担鞭笞，顿时打得全身透血，儿童们都偷偷地流泪。打过后又把他关进院内设置的儿童黑牢，还不给食物。儿童们为了救他，便从口中省下食物来，趁夜阑人静时，越墙过去送给难友。这样，时间一长有的儿童就被饿死在牢中。这是我在儿童艺术学校亲耳所闻的，他们的生活经历同‘三毛’一模一样。”此可见，战后初期上海儿童救助机构存在的缺陷是多方面的。
总之，通过分析战后初期上海市的流浪儿童救助事业，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当时上海流浪儿童的真实生活状况，更加全面地了解到当时各儿童救助机构在艰难的环境下对流浪儿童所做出的贡献及其存在的问题。流浪儿童是当时上海典型的社会下层群体，而我们只有以这一群体为中心展开研究，才能从根本上认识当时上海的这一社会问题。可见，研究非精英群体的历史状况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历史探索只有真正地融入到普通民众之中，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借鉴的功效，从而有效地服务于我们当今最广大的社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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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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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