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素萍 JI Su-ping；朱艳艳 ZHU Yan-yan；支文修 ZHI Wen-xiu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泰州 225300）
摘要：当下，大学生的教育投资是否有价值可言，职业教育是否胜过大学教育，家庭教育投资又当何去何从？本文在大学生就业难的社会现状下，以家长投资主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将资助孩子上大学看成是主要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通过问卷设计，以实证分析来清楚的展示家长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就业难是否影响了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以此对大环境下的人力资本投资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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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就业难；教育投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
中图分类号：TV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17-0172-04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201413842
018X。
作者简介：季素萍（1981-），女，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生，讲师，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劳动经济。
0 引言
高校扩招政策实施后，高校毕业生逐年增长，大学生数量的剧增打破了原有的“物以稀为贵”局面，就业难成为时代焦点，“脑体倒挂”现象随处可见，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不对等，于此同时，职业教育迅速崛起，白领不如蓝领，上大学不如当技工的报道更是层出不穷。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主要表现在家长资助孩子上大学，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只有当家长认为教育投资会带来预期收益的时候，家长才会资助孩子上大学。而大学生就业难会影响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自从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第一次提出了人力资本学说起，教育问题成了众多专家学者探讨的话题。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主要形式和内容，不但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质量，更关系着国家人力资源的整体发展。而大学生就业形势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是不可分割的。对于个体投资者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主要以就业为表现依据。现今，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意味着损失了投资收益。因而，要将我国国情下的就业环境和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收益两者合二为一，透过就业困境研究个体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以此对大环境下的人力资本投资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1 实证研究设计
1.1 研究假设
家庭投资意愿取决于家长对教育的预期收益，本文从家长对教育的投资情况出发，通过家长对不同阶段孩子上学的支持程度来作为家长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衡量指标。家庭在“就业难”责任应由谁承担的问题中，由于信念影响行为，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不同影响了投资意愿。由此，我们假设以下几点：
假设1：个人责任意识越高，投资意愿越强。
假设2：社会责任意识越高，投资意愿越弱。
假设3：学费与人力资本投资呈负相关。
假设4：专业认可程度与人力资本投资呈正相关。
假设5：学校认可程度与人力资本投资呈正相关。
1.2 检验研究假设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
S13=a+a1S6+a2S7+a3S8+a4S9+a5S10+a6S11+a7S12+a8S14+a9S15
本文的因变量是家庭的投资意愿，即家庭在对投资收益进行预估后，资助孩子上大学的投资行为。
自变量是家庭承担“大学生就业难”责任的意识（S9、S10、S11、S12）和客观条件变量（S14、S15、S7、S6）。对于家庭承担“大学生就业难”责任的意识这个自变量我们又从家庭责任（S11）和社会责任（S9、S10、S12）两个维度进行衡量。社会责任是指在大学生就业难的环境之下，责任主要有政府、学校还是大学生个人来承担。本文选择的社会责任变量为公众责任（包括政府、学校、企业）、私人责任（大学生自己）；而客观条件变量主要包括学费、专业认可程度、学校认可程度，表示在大学生就业难的背景下，这些客观因素对家长投资意愿的客观影响状况。
在对模型进行检验后发现模型的Durbin-Walson值为1.957，接近2，说明在此模型中，数据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模型完全具有实用价值。
为了避免受学校、专业、年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选取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2011界会计专业的学生家长为此次研究的主要对象，主要从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客观条件三个维度去深入，探究家庭在大学生就业难形势下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问卷170份，其中2份问卷无效，有效问卷有16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4%。数据处理和估计均采用spss20完成。
2 实证结果和分析
对于研究假设的检验，我们在运用模型之前，首先要对问卷的代表性进行检验，再对全样本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大致了解我们所获得的数据的分布状况。接下来要对相关变量做相关分析，检验相关程度，最后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假设，得出结论。
2.1 问卷信效度分析
2.1.1 信度分析 Cronbach Alpha系数、校正的项总计相关性以及“项已删除的Cronbach Alpha值”的检验结果表明，问卷的信度良好。Cronbach Alpha系数为0.931，大于0.7.表明问卷内部一致性极佳。“校正的项总计相关性”最小为0.583，都高于0.4，而“项已删除的Cronbach´s Alpha 值”，都不高于0.931。表明问卷总体信度也符合标准。
2.1.2 效度分析 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间存在共线性问题。Sig.为000、KMO数值为0.906，大于0.7。根据KMO度量标准可知，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和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征值大于1为原则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后抽取出1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其特征值为6.195，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948%，表示该因子可解释整体61.948%的信息，达到60%的最低标准。同时，题项的因子载荷最小为0.651，都大于0.5，说明所提取的因子可以被接受。可见，本研究的量表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
2.2 描述性统计
如表1所示，调查研究对象当中年龄在43-60范围之间，教育水平也分布在初中到硕士以上之间，从调查对象我们可以发现家长的学历基本集中在大专和本科，而这些家庭在孩子上学期间的经济状况相对稳定。
本研究各变量如表2所示，父母在选择孩子深造的问题上深造的问题上，均值为3.45和3.77，主观上普遍认为孩子无论是否考上好学校，都会让孩子继续读书。就业难到底应该由谁负主要责任，从调查分析显示，政府和高校均值都低于3，政府缺乏相应好的政策，高校没有及时调整专业安排，没能与市场需求相接轨，家长认为孩子难找工作，政府和高校负主要责任。孩子上大学的必要性，极小值为4，很肯定地表明家长都是很希望孩子上大学的。在学费问题上，父母都会尽自己所能，尽力送孩子上大学。即使客观条件受限，也动摇不了大部分家长对孩子美好未来的寄托，希望他们有一个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2.3 相关变量的相关分析
由表3研究可知，家庭在“就业难”的责任到底有谁承担的问题中，政府要承担责任和家庭投资意愿之间的Pearson值是负的，这说明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学校要承担责任和家庭投资意愿之间的Pearson值是负的，这说明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家长要承担主要责任和家庭投资意愿之间的Pearson值是负的，这说明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由此假设2：社会责任意识越高，投资意愿越弱得到验证。同样，学生自己要承担主要责任和家庭投资意愿之间的Pearson值是正的，这说明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由此，我们假设1：个人责任意识越高，投资意愿越强得到验证。
由表4研究可知，学校的认可程度和家庭投资意愿之间的Pearson值是负的，说明两者之间是负相关，也就是说孩子考不上好学校，家长选择弃读的越多，家长的投资意愿越弱，由此假设5：学校认可程度与人力资本投资呈正相关得到验证。同样，专业认可程度和家庭投资意愿之间的Pearson值是负的，说明两者之间是负相关，那么孩子进不了好专业，家长选择考研或出国的越多，家长的投资意愿越弱，由此假设4：学校认可程度与人力资本投资呈正相关得到验证。
由表5研究可知，家里能够承担起孩子上学的学费状况和家庭投资意愿之间的Pearson值是正的，说明两者之间是正相关的。在家长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们是愿意支持孩子上学的，而Pearson值-0.153表明当高等教育的学费提高时，家庭投资意愿却越弱，由此假设3：学费与人力资本投资呈负相关得到了验证。
2.4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表6列示了大学生就业难对于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从表中我们分析可知：
①a2、a4、a7的回归系数为正，这表明专业认可程度越强，人力资本投资意愿也越强；政府以及个人责任意识越高，投资意愿也越强 。a1、a3、a5、a6、a8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孩子考不上好学校，家长选择弃读的越多，家长的投资意愿越弱。社会责任意识越高，投资意愿越弱。当高等教育的学费提高时，家庭投资意愿降低。
②从标准化系数这一栏中，我们可以发现家庭认为“就业难”责任应由大学生自己来承担这一自变量的作用比其他自变量都要大。而从Sig来看a6、a8、a10、a12的值都小于0.05，说明对学校及专业的认可程度、大学生就业难责任由学校和个人承担问题的研究是具有很大的统计意义的。
③大学生就业难与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之间有着相关关系。家长通过对教育投资收益的预估，来做出是否资助孩子上大学的决策。在就业难的社会背景下，家长投资意愿也随之发生改变，一般而言，个人责任意识越高，其投资意愿也越强。而社会责任意识却与之相反。
④在社会责任意识当中，政府责任尤为凸显，政府责任意识越强，家庭的投资意愿越弱，家庭把主观希望都寄托在政府上，政府的支持力度，为家庭教育投资减轻了一定的压力。
⑤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影响到为了孩子上学而能提供的学费，当学费需要自付，且超过或者与家庭收入状况持平时，家长的投资意愿会减弱。
⑥学校的知名度和专业的热门程度也会影响家长的决策，学校的知名度越高，即使在就业难的状况下，总体就业情况会比一般学校要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支持热情也会提高，同样，专业的情况也是一样。
3 政策建议
首先，教育在人们形成正确投资价值观的过程中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要坚信教育的普及能够促进全民素质的提高。家庭作为社会的组成单元，在积极倡导学习的社会大环境下，家庭也会在这样的风潮中积极主动的接受教育。客观做出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因此，政府作为制度改革的指挥者，要始终带领队伍向前沿靠近。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完善教育政策，统筹分配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开展教育进社区，教育进村落的全民教育活动，让全民参与教育，与时惧进，形成正确的教育投资价值观。
其次，家庭经济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教育费用的上升，制约了民众扩大投资教育行为。由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依旧要坚定不移的发展经济，挺高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同时要把经济带来的福利回馈给广大民众，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另外，要适当控制学费的上涨幅度，对农村家庭及贫困家庭提供经济补助，鼓励他们投资教育，调动这些人群的投资积极性。
最后，要明确各方社会责任，有计划地为学生提供学习平台。从学校角度来说，学校要打造自身的教育优势，特定培养优秀的某专业人才，以独特的专业优势来吸引学生。同时，学校要扩大热门专业的招生人数，根据市场需求按比扩招。积极寻求企业帮助，联合企业，开展校企培养模式。从个人角度来说，大学生个人要有足够的自我责任意识，积极寻求职业指导，有合理的职业目标，结合自身优势和学校教育平台，主动学习，培养自身能力。从政府角度来看，出台政策鼓励高等教育投资，鼓励校企联合，促进大学生就业。从家庭来看，要理性看待教育投资，虽然教育收益在就业难的情况下，与原先相比是有所下降的，但是要相信教育的投资和收益是呈现正相关的。知识改变命运依旧是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教育改变的不只是现状，更是对未来的一种超越。
4 结论
通过本文的调查问卷分析，我们发现大学生就业难与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在就业难的情况下，家长通过对教育投资收益的预估，如果估算出的收益相对较低，则其投资的意愿就会降低。从总体上看，在这个社会面临就业难的形势下，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意愿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一结论也给当前社会会各界带来一定的警示作用。即把学习贯彻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能帮助个人投资者深入了解投资行为，从而对教育投资做出理性的判断，及时纠正片面的教育观，提升自我人力资本，增强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效用。让每个人学有所用，促进全民素质提高，利于形成结构合理的社会人才储备，以此满足社会主义发展的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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