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皎
《北京青年》周刊 北京 100020
[摘要]我国城市化发展起步晚、规模小、水平低、功能与竞争水平较弱、大城市人口增长快，整体处于人口城市化初级水平。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需要正视人口增长与区域差异双重压力。消除制度性障碍，打破城乡分割二元体制。保护进城农民利益，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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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市化；二元体制；市场主体
一、我国当前的城市化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展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改革开放前城市化进程速度慢，波动大，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改革开放后则高于世界同期城市化水平2倍多。从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看，我们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在较长时间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1]。
根据预测，未来30年，我国城市人口比例将达到70%，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6亿人上升到10亿人，将有约3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定居。未来30年，我国将迎来城市化率增长的高峰期。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流动，外来人口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助力。同时小城镇也发展迅速，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助推作用。一批小城镇成长为小城市，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同时，城市化也转变为由国家与民间共同推动的二元模式，并开始展现出动力主题多元化的特点。社区、企业、个人乃至外资等都借入到城市建设之中，成为城市化基本发动和投资的主体，与此同时，政府、企业、个人也都各自以其独特的方式共同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2]。
城市发展也出现区域集中的趋势，以大城市为中信的城市密集区逐步形成和扩大，诸如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等。但是我国城镇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东部城市化率高，而西部较低。
二、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之中，虽然有了推进城市化的基本取向，但是城市化的质量还不高。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城乡分治政策及其管理制度，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
1、城市化率偏低
由于受传统体制和户籍制度改革较为滞后的影响，我国的的城市化发展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的发展，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实现现代化目标的瓶颈所在。
同时，我国大城市的规模明显低于世界水平，尤其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结构规模与人口、经济规模不协调。
2、规划建设过热，收费行政化
目前我国城市的发展重城而轻市。存在着一定的超越实际条件进行城市规划，发展过程中的的控制过多过严。比如规划建设“过热”，成本过高，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相应减少。许多城市经济并不景气，却好大喜功，靠负债和摊派搞花架子，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浪费。此外，政府行为越俎代庖，把高昂成本转嫁给企业，企业成本再转嫁给消费者，带来变相和隐性涨价，居民购买力实际变弱。同时中小城市还普遍存在空壳市场和大城市的一些烂尾楼现象。
3、城乡壁垒积重难返
虽然强调资源的市场配置，但在劳动力市场方面，也需要继续改善，一些经济高速增长的城市，农民工的数量巨大，但能够奖励的户口指标非常非常少，在城市耗尽青春的农民工，却少有迁居城市的机会。
同时，城市化需要利用城市的辐射能力来拉动周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其二发挥城市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功能。虽然后一个目标更为紧迫，但是以往重点推进的“县改市”“乡改镇”更侧重前一个目标，强化行政建制，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背道而驰，城市摊大饼式扩张，城郊农村干部热衷与租售土地，致使全国耕地减少[3]。
此外，土地收益流失和非法侵占眼中，浪费大量土地，本地农民用耕地换来城镇户口以后，主要靠城市租金而不是劳动力资本致富，势必加重地方保护，排斥外地人口，居住地和就业地分离引发严重社会问题，阻碍和扭曲人口城市化进程。
三、城市化问题的分析
城市化与工业化若即若离，城市化滞后于第三产业低水平互为因果，市场机制及区域整体协调机制弱化。社会变迁的主流仍旧是农民顺应城市，而不是城市接纳农民。
1、理论研究亟需加强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解决积重难返的社会、经济、城市建设、环境等问题，调整和制定大量产业政策、管理政策、环境资源管理政策等，需要对城市化理论及实践深入研究和创新，我国的研究还需要加强。如外部性广泛存在，城市建筑投资和执行实施缺乏科学决策，对外部规模经济型和不经济性的分析还不到位。
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无论在区位上，还是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分配方面，最佳的资源配置都显得困难。市场缺陷 表现在难以完全灵敏地发挥作用，缺乏与城市基础设施密切联系的市场产品。存在各种投机，缺乏商业使用或住宅效用价值分析等问题。没有令人满意的资源配置模式可以决定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最佳组合。
2、制度性障碍需要改善
城市之间横向联系薄弱，要素流动不畅，尤其是城镇密集地区，地方保护注意猖獗，恶性竞争眼中，地区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频繁发生，长期形成的“行政区经济”或“块块经济”格局难以彻底打破[4]。
衡量城市化速度有不同的统计口径，统计意义的进程农村人口，与完全意义的城市人口上游差别。在城乡二元格局下，城市外来农村人口具有城乡双重性，是处于城市社会边缘群体的“准城市化人口”。他们虽然实现职业转变和地狱转移，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编农民身份、素质和生活方式，是城市化过渡形态，而不是城市化终极形态[5]。
城镇数量增多和规模扩大，但是质量内涵还需要加强，产业发展、城市内部结构和基础设施需要改善。城市的人口数量在扩张，但是人口质量构成被忽视，劳动者素质需要提高。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和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都需要面对。
3、第三产业水平需要提高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影响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影响工业化整体演进和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后，随着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可以看出，它是我国城市化的一大动力。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看，第三产业发展空间巨大，将逐渐取代工业成为城市产业主角，更多劳动者就业将依赖第三产业发展，从而使第三产业对城市化拉动作用更加明显，成为城市化主要动力[6]。
当然，城市化进程还收到产业发展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的影响。不同经济体制、市镇标准、城市发展政策、区域和产业发展政策，对城市化进程作用结果不同。
城市发展也具有浓厚的行政计划指向特点，政治、文化诸方面动因往往优先于经济因素。城市化动力非经济因素使城市引力场作用被严重扭曲，城市化内在动力不断减弱。非经济因素减少及市场因素增加，市场化将成为城市化主要动力。
4、问题带来的危害
制约中国工业与经济长期发展。绝大多数人口仍然依靠落后的农业维持生计，升入水平难以提高，不能为城市工业提供持续发展的国内市场，市场不足问题凸显，成为制约中国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
阻碍生产要素自由配置。城乡。工农之间的制度化、凝固化差异，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进程中呈现日益扩大趋势，不利于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经济效益提高。一些乡镇企业，在土地、劳动力资源难以流动的情况下，随着市场饱和、环保压力增大、劳动力成本上升，进一步发展步履维艰。
经济社会结构不合理突出。限制人口、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城乡隔离体制及僵化结构，阻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向城镇，使农业经营规模难以扩大，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民收入和购买力受到制约。
数量巨大的进城民工无法有效融入城市社区，形成中国特色的城市病和农村病。大量涌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几乎及社会地位，缺乏归属感。同时城市管理体制也难以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有效管理。大城市交通拥挤、资源紧张，而城乡差异持续扩大之下，农业与农村发展日益困难。
四、缓解城市化问题的一些对策思考
1、培育生态型城市，重视科技潜力
城市化过程中，我们要面对人口增长的压力，同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也是共同的任务。例如尝试在西部用土地吸引移民和通过政府扶持培育生态建设型城市。同时加强科技的渗透，利用科技节水、合理利用资源，否则城市规模会受地理位置、能源、气候的影响难于扩展。
2、制定合理的人口城市化指标
最好将劳动力非农化程度作为主要衡量标准，用经济社会发展自然带动人口城市化，而不是为加快人口城市化而耗费资源发展。
3、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发挥市场调节机制
借助市场机制解决城乡矛盾，减少“城市租金”。放宽独生子女的农村青年移居城市，疏通城市人口流出渠道，允许城市居民到农村租赁、开发荒山荒地，使城市资金、部分人口流向农村。
积极培育新兴城市，分流大城市压力，将城市建设导向可持续内涵式发展。同时也要保护进城农民的利益，这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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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辉.中国人口城市化综述.经济地理,2003(6).
[2]张秋,李佳.二元经济结构与西部城市化发展研究.商场现代化,2006(7).
[3]张宏.粗放式“城市化”显现恶果.中国企业家,2005(20).
[4]张弘.开发区带动渔区整体发展的城市化模式-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城市规划学刊,2008(6).
[5]张豆稼.城市化指标体系探讨.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6]彭荣胜.第三产业发展与城市化关系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2).
作者简介
王皎（1981.12-），女，汉，陕西西安人，中国人民大学城市经济学在职研究生，现供职于媒体，社会文化类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