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纯
英国会尽可能以”脱欧”为要挟，以求获得尽可能少的约束和更多的实利；而以德法为首的欧盟也不会任由英国漫天要价，成为一个只顾追求自身最大好处的坏榜样。
2014年，对欧盟来讲，尽管经济复苏一波三折，步履蹒跚，还在通缩的阴影下徘徊，但诸如希腊等外围国家动辄国债到期无法偿还、面临破产和欧元区解体的严重威胁已经远去。问题转而集中到了政治领域—一欧盟三驾马车更迭换代、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民众疑欧情绪不断上升。其中，英国和欧盟间的争执不断，“脱欧”声调此起彼伏，无疑成为当前吸引全球媒体目光，事关欧洲一体化前途的一大热点。
英国和欧盟争执的焦点
2014年，英国和欧盟间相互争执、引起双方频频对立的议题主要有三个：
一是，与德、法等主要国家意见不同，英国不愿上缴更多主权给布鲁塞尔，对秉承欧洲联邦主义传统思维、主张积极推进一体化的卢森堡前首相容克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一职颇不以为然。在眼看无法阻止后，英国勉强表示对此“不感冒”，显得颇为离群。二是，英国不愿意因为会计准则改变和英国经济表现相对较好而向欧盟增付21亿欧元的欧盟公共预算“补款”，因为这相当于摊派给英国的欧盟预算的20%。三是，拟对欧盟其他成员国来英移民设限，遏制“福利移民”的迁入。为此，英国展开与欧盟的重新谈判，不过此举触碰了其他欧盟成员国、尤其是作为轴心的德法的底线。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度强硬回应：如英国对移民问题设限，宁可看到其退出欧盟，也不会在这一涉及到欧盟—体化基本原则、事关“商品、人员、资本和劳务等四大要素自由流动”的红线上后退。尽管，其后默克尔再次表示希望英国留在欧盟里面，给予英国转寰的余地，但德国的强烈态度和立场底线可见一斑。
联系到2013年1月23日，卡梅伦就英国和欧盟关系发表的引起轩然大波的讲话：如果欧盟不进行改革，英国有可能选择“脱欧”。他同时承诺：如保守党2015年大选获胜，将于2017年举行全民公投，决定英国对欧盟的态度——是留还是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英国和欧盟的关系还会风波再起，摩擦不断。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英国和欧盟的关系紧张、尴尬至此，有着一系列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外、经济和政治等多层面的复杂成因。
首先，英国有着长期的“光荣孤立”的岛国情怀和“疑欧”的历史传统。作为一个岛国，英国曾长期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这使其在历史上逐渐形成了置身欧洲大陆内部纷杂事务之外的“光荣孤立”的政策。不过，英国虽宣扬超然欧洲大陆之外，实则在历史上纵横捭阖，从中渔利。二战后，“日不落”帝国风光不再，英国开始心有余而力不足，既无力再续往昔荣光，坐头把交椅，又不甘心与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为伍。英国推行“三环外交”，“拉美、撵苏、压德”，强调英美特殊关系，将英国和欧盟诸国关系放在并列位置，而非英国从属于欧盟或欧洲。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英国既丢了带头大哥的位置，又不愿作为团队的一员融入集体，而是硬要强调和老大（美国）的特殊关系。在此过程中，英国始终忸怩作态，似入非在，三心二意，若即若离。当1958年以德法为轴心的核心六国创建“欧洲经济共同体”时，英国选择了我皇岂能与汝辈为伍的立场，另立山头，组建“欧洲自由经济联盟”以对抗。当其禁不住欧洲经济共同体巨大的自贸区和关税同盟红利的诱惑，终于于1960年代放下架子，务实地申请加入大家庭时，又遭遇特立独行的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否决，直到1973年方得门而入。到了1980年代，“铁娘子”撒切尔又用决绝的“no! no! no!”，断然拒绝加入欧洲经济一体化深化进程。在新世纪的欧债危机中，卡梅伦治下的英国决计不参加对欧盟外围国家的纾困和援救，并带头反对进一步加强一体化深化的“财政契约”的签署，与捷克一起活生生将一个欧盟的共同契约降级为成员国间的条款；同时，英国担心其金融地位受限和在欧洲金融决策中被边缘化，而坚决反对引进金融交易税和银行联盟计划，让众人惊呼：欧盟一体化将由“多速”沦为“多层”。等欧债危机稍缓之时，英国又公然提出“脱欧”公投论，花样百出，真可谓是欧洲一体化长期的“搅局者”。
其次，英国与其他欧盟大陆国家之间，确实存在不少差异。从经济发展模式来看，相对于将“社会市场经济”奉为圭臬、重视社会保护和社会伙伴对话的欧洲大陆经济社会模式来说；英国则属于盎格鲁一撒克森模式，推崇市场竞争、主张自由贸易，尤其重视金融市场的作用。从产业机构来看，英国具有强大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欧洲第一的金融业；反观欧洲大陆国家，金融业普遍不如英国，且存在明显的结构差异。在此次欧债危机的应对上，不同于德法等欧元区国家通过紧缩和巩固财政加以应对，崇尚自由市场竞争和独立一体的英国则更倾向于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
再者，现实的经济利益的考量，是英国长期对欧洲一体化深化始终“半心半意”，不断讨价还价的主因之一。其一，预算摊派问题。英国在欧盟预算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仅次于德、法的主要财政贡献者，约占欧盟预算的12.5%。但是，欧盟采取的是有利于农业和落后地区的财政预算和转移支付政策，这让农业不值一提、工业和金融业发达的英国成为欧盟预算的“净贡献者”。英国上下对此制度颇为不满，一直为减轻负担而呼吁抱怨。这成为长期以来欧盟和英国争论的焦点，也成为英国国内政治的博弈点。1980年代，撒切尔政府曾通过强势的坚持而减少了共同体预算和共同农业政策的摊派。而当前，与要增付欧盟公共预算相对应的是，英国本身财政捉襟见肘，财赤和公共债务分别达5.8%和90.6%，远高于欧盟规定上限，这自然成为主张“脱欧”人士攻击的活靶。其二，金融业问题。相对于以制造业为主的德国等欧盟其他国家，英国具有高度发达的、以伦敦为核心的强大金融业，产值占GDP的10%以上。这使得伦敦力压法兰克福而保持国际金融市场及欧洲第一金融中心的地位。因此，英国对任何削弱其金融市场盈利能力和地位的举措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这正好与法德为首的欧盟大多数国家自欧债危机爆发后，要求加强金融监管、提升欧央行监管权利、打压金融市场投机而引入金融交易税、组建银行业联盟等意愿背道而驰。因此，英国反复提出希望给予其金融领域的优待条件。其三，劳动力市场开放问题。随着欧盟东扩和新成员国的不断加入，一个地域有限的岛国涌入了大量的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移民和劳工，尤其是2013至2014年度，英国移民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上升到38%，这引起英国的恐慌，要求限制移民的呼声不断高涨。其四，对英国来说，其最感兴趣的是欧盟的自贸区和统一大市场，而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经济、司法和内务方面的部分主权向布鲁塞尔和欧盟日益集中的倾向令英国日益不安，这已超出了英国设计中的赢亏平衡点。
最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强化了“脱欧”的倾向。长期的“疑欧”的传统和广泛的“脱欧”考量，使得英国产生了广泛的、要求“脱欧”的民意土壤，反过来倒逼英国政党和政客以此站队。主张“脱欧”的英国独立党在欧债危机中得以异军突起，并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得以成功逆袭。正是因为这样的民意，让卡梅伦选择“剑走偏锋”：通过承诺如2015年大选保守党成功当选将于2017年举行脱欧公投来拉抬保守党的选隋，与独立党争夺 “疑欧”选民的同时，也将了相对主张融入欧洲的工党一军——若工党追随则必落其后，如若不支持公投则使工党丢掉民意支持。而且通过以“脱欧”相威胁，如能从欧盟方面争取到金融优惠、劳动力市场例外、争得部分预算摊派的返还，这样既维护了英国利益，又为本党赢得声誉的美名，在卡梅伦的政治算盘中，可谓一箭双雕。
斗争的结局
不断升级的英国和欧盟的对峙与博弈，究竟会导致怎样的结局：英国“脱欧”抑或欧盟大一统？笔者认为：两者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斗而不破，长期拉锯。
英国和欧盟的政治、经济联系非常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合则双赢，分则全输。对于英国来说，英国对欧盟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50%，在最大的10个贸易伙伴中，8个是欧盟国家，英国服务贸易方面始终对欧盟保持顺差。欧盟既是英国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也是其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英国420万人，13%—14%的就业人数和对欧出口有关。一旦英国脱离欧盟，无疑将无法继续享有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好处，此前英国以欧盟成员国身份与欧盟以外其他国家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均得重谈，成本必将猛涨。 “脱欧”也必然使英国在欧洲经济治理上被排除在外，尤其在金融等领域和欧盟规则制定中无法发挥影响和捍卫其权利。进一步看，“脱欧”也使其紧抱不放的英美特殊关系遭受重创，因为“脱欧”的英国，显然将无法对欧盟诸国施加美国所需要的影响，不为美国所乐见；失去了欧盟的依托，英国的国际地位也和其日渐衰落的经济情状一样跌落。
对欧盟来说，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欧盟三巨头之一的英国在欧洲和国际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分量同样是无法取代和割舍的。况且经过了欧债危机，欧盟人心不齐，“疑欧”、“脱欧”倾向日高，这已经在2014年欧洲议会大选中“疑欧”和极端政党的崛起中初露端倪，欧洲一体化再也承受不起英国“脱欧”的坏榜样的示范。英国提出的改革欧盟的想法也不仅仅是英国的想法，其实也反映了欧盟不少民众的想法，一味驱除未必见效。
因此，英国将长期在“脱欧”的感性冲动和“留欧”的理性考量之间徘徊。英国会尽可能以“脱欧”为要挟，和欧盟讨价还价，反复博弈，以求获得尽可能少的约束（避免向欧盟让渡更多主权）和更多的实利（金融、移民、司法等方面的例外）。而以德法为首的欧盟也不会任由英国漫天要价、突破底线，树立一个只顾追求自身最大好处的坏榜样。双方必然反复博弈，但鉴于英国和欧盟“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斗而不破，相互妥协，以求最大公约数是未来趋势。
（作者系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